中国八九民运败在何处？

北明

此文观点既开罪于民运人士，又开罪于自由派知识人，还得罪基督徒。至今我都不敢纠正我敬重的牧师朋友们，我还不是基督徒（他们读过我的某些文字，不与我商量就认为我受洗了）。尽管我充分见证了基督教在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胜利，我依然反对全面撤销中国正统文化。有日本、台湾、南韩为证，东方文化完全可以拥抱基督教文明。如果牧师们把“儒释道”彻底根除，我认为不仅不可能拯救中国，很多人包括我会失去追随他们所说的耶稣和上帝的勇气。——得罪就的得罪吧，此文只好如是贴出。

                                                                -----------

　　

        一九八九年十月德共建国四十周年大庆，面对这个国庆周必然出现的莱比锡民众“每周一游行”，东德当局下令“以中国六•四模式解决问题”。 但是枪声自始至终没有响。即便各项部署提前就绪，只差扣动扳机，但事到临头开枪令竟然彻底失效。

●东德开枪令被废弃的两个特征

　　一，是自下而上做出的；

　　二，是每个机构临时、分别、独立做出的。

        按照十月九日周一游行的路线和时序，历史记录如下：

　　下午六点左右，人们从圣·尼古拉教堂出来，在马克思广场与民众聚集后，在马克思广场与民众聚集后，逼近军方戒备森严的莱比锡火车站。那里一万三到一万五千军人严阵以待，却没人开枪。更有一些军人放下武器，而且接过了游行人群手中的烛火，加入了游行队伍。

　　六点过，队伍行进带莱比锡消防总队所在地。消防总队在以往历次游行中是冲击、控制、逮捕、标记游行队伍的特别工具。这一次当游行队伍走近时，没有出动。

　　七点左右，队伍经过莱比锡东德市政府和秘密警察总部。尽管有令，市委书记哈肯伯格在游行开始后就连续电话请示柏林中央是否开枪；在游行队伍临近时，他再度请示，依然没有答复。眼看游行大队迫近大楼，他征询现场全体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们的意见，并做出决定：遵循下属们的建议，不能开抢，并撤下军队。

　　七点三十分，东柏林德共中央最高权力中心：克伦茨在堕此接到请示电话不作答复之后，终于做出决定并电话通知莱比锡市政府：避免冲突，撤离军队武警。七万人的游行平安结束。

　　至此东德民运凯旋大局初定。（详情点击这里，见全文 “第五节，东德八九民运，他们拒绝开枪”：https://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2025/10/blog-post.html ）

 

八九狱中归来逃亡香港滞留一年后，我和郑义（右）初抵美国纽约

肯尼迪机场。法新社图片

●传统价值是柏林墙倒塌的内驱力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莱比锡秘密警察总部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那里展示着一排排的步枪和当年示威者在那里发现的物品清单，其中包括上百万发子弹，机关枪等。可见当时形势真是千钧一发。游行队伍手无寸铁，唯有烛光，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踏入死亡之地。几个月前的的中国八九民运同样主张并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同样采取了不退让的方式——(面对严重警告和军事戒严，不取消游行，不撤离广场)，对手同样地奉持既定的开枪令，为什么德国人竟然从下到上不开抢？这种不约而同的反应是偶然的吗？他们与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最直观的解释是，人们心中那道良知底线，起了的作用。行政命令一般情况下指挥行动，而道德律令在特殊情况下作用于良心，并影响行动。开枪杀人，杀平民百姓，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这样的命令为常识和良知所不容。

　　如果以良知抗命是个别现象，不足为论，如果绝大部分人都按照内心的良知选择抗命，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的所谓“文化”是广义的，它是行动的开关器，由一套价值体系和民族传统精神资源构成，类似于托克维尔谈论“美国的民主”时反复强调的“民情”。

 

●东德莱比锡民情最重要的特征是基督教信仰

　　回顾这座城市的历史，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在那里传过教，十八世纪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从那里传向世界。整个德国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也是基督教最终未被彻底征服的欧洲国家，产生过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朋霍费尔牧师、狱中写下著名忏悔文字的内莫勒牧师，起草《巴门宣言》的巴特神父、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组织营救犹太人的考夫曼法学家兼基督徒……。

　　基督教传统土厚水深，即便冷战时期德共统治的四十年间，依然未能摧毁德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虽然保持宗教热情的人大为减少，每周至少去教堂一次的人只占人口的5%，但在德共垮台的一九八九年，东德依然拥有约五十座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四、五个，点燃莱比锡每周一烛光游行的圣尼古拉教堂是其中之一。

　　东德八九民运期间、呼吁双方“非暴力”的“六君子”中，至少有两位与上帝关系密切。一位是莱比锡大学研究并教授福音的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另一位是著名音乐指挥家、基督徒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而德共总书记昂纳克，批准为东德交响乐打造豪华的音乐中心，其条件只有一个：乐团必须每年做一场青年作曲家的交响乐的首演。——这位马克思故乡的共产党总书记显然热爱并支持德国传统音乐，没有砸烂旧艺术。

        其实不只东德八九民运得益于本土民情，波兰、苏联和平转型势如破竹，在深层背景上，均是土厚水深的信仰文化起了作用。（篇幅所限，此不详论）

　　文化-民情，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存在，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软实力，通过人心规范人的行为，具有政治超越性。当外在的行政命令触及人心中基本价值底线——比如不杀人，不欺负弱小——的时候，这种命令就会遭到破解。

 

●文化中国破产——国家未亡天下亡（兼说儒家“慎独”思想）

　　整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缺乏这种文化软实力。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就在共产党人陈独秀领导下对这个民族的正统文化大开杀戒，四九年后再对承载这一文化的独立的民间社团斩草除根，随后更是针对传统价值展开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谓“破旧立新”，破的是中华文化正统价值之旧，立的是外来邪教马克思主义之新。

        文革中遭受重创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开创了人类文明范式，因此孔子被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列入人类“轴心时代”大思想家的行列，与同一时期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中东的犹太先知平并列齐名。这一定论已成西方学界的公论。

        儒家学说在强调个人修为方面独树一帜，“为仁由己”，“反求诸己”，“返身而诚”，在传统士人君子志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第一，没有修身养成的道德自觉和操守，受封之地必然管理不好，更谈不到治国，平天下。

　　子欲为事，先为人圣，这是一个被证实的真理：举凡众望所归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出以公心、克己复礼而奉公的。

　　而“修身”是一门《大学》功课，“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涉及端正思想、真诚、丰厚学养、通达认知。

　　孔孟之学以“仁”为人内在的、最高道德价值，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大德行，用现代白话就是：行仁爱、主公义、守秩序、辨是非、讲诚信。其中仁爱第一。

　　“天生德于予”，此乃“天理”，用西方法学语言解释，这是“自然法”，它超越世俗权力和法规。而修身也并非只是士大夫和统治精英的特权，“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中国民间自古就以“仁”确认“人”的价值：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人（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从前，长辈叮嘱出远门求发展的晚辈，是说要“好好做人”，而不是“好好发财”。所谓成己，仁也。

　　这些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民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但是经过几十年持续的诋毁，不仅“孔孟之道”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其价值更在十年文革的批判中彻底破产。民族立世之根由此被斩断，中国沦为一个没有传统价值体系和正统信念依托的国度。民国时代的过来人，为披露中国血祸而流亡的高耀洁老人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我说：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始于文革。　　　

　　关于这一结论，可以在前不久在大陆盛传的一篇五万字纪实散文《我与他的十年》——描写作者庞涓与刘少奇之子刘丁文革期间的交往经历——可以再度获得证实。

 　　正是为了对抗中共在大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捍卫和保守中国正统价值，蒋中正先生在中华民国台湾举起了中华文化的旗帜，亲自领导了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oow2jg4KE

　　这场由一千五百名台湾文化界、教育界、政界、法学界等知名人士联名倡导的文化运动，以伦理道德为立世之本，以“仁”为哲学基础，强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基础教育入手，以整理国故、出版古籍、白话注释为开路先锋，以文化研究为文化复兴之起点，从国民生活一点一滴做起，全面开启了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道路。

　　当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在小学课堂里学写第一个句子“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时，台湾六十年代小学生在学校学教的是《生活与伦理》和《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学生们还要背诵《论语》。在社会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华文化总会”）颁发了《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以指导民众行为，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

　　遗憾的是，大陆人只是从台湾的街头巷尾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温文和善礼貌儒雅的民风，却很少几乎没有人知道台湾当年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化之战。如今的中国，

　　“善良”等同于“愚蠢”；

　　忘我助人被认为另有所图而招致攻击；

　　冷漠自私被贴上“独处”的高雅标签；

　　“聪明”是对人的最高赞赏；

　　唯利是图成为行事的通则。

　　只有熟悉中国古代经典和价值的西方汉学家，在目睹当代大陆民情普遍堕落时，才会感慨一句：“这可是孔孟之道的国家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思想界对文革的批判已经家喻户晓，但是人们依然未能走出文革的泥淖，对中华传统文明与价值不涉猎、不学习，更不研究，多数人连《论语》也没读过就敢开口批判儒家，人云亦云地将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归罪于儒学，孔夫子成了中国当代苦难的源泉，而真正的罪恶渊薮中共党人和苏共教唆犯，因此逃之夭夭。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可以尽弃本土传统价值，重打锣鼓另开张。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进入西方文明体系，说明借助军事压力，东方文化国家可以接纳西方价值。但日本的经验证明，要保持接纳之后的社会稳定，除了外在的军事压力，还有三个条件必须满足：

　　第一，充分尊重并保留本土文化主要命脉与传统；

　　第二，对外来民主政治的要义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在本土的改造与实践中，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者缺一不可。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上述二战后的日本，而失败的例子是二战前的德国。

　　德国一九一九年通过的“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在纸面上，是二十世纪所见过最自由、最民主的同类文献……充满了巧妙且令人称羡的设计，看似能保证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运作。”（美国史学家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然而这部最初由德国自由派政治家雨果•普鲁斯（Hugo Preuss）起草的宪法，并未经过公开的讨论，而且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如此求变求新，难以切实实施，最终导致纳粹乘机崛起，酿成人类灾难。

 

●中国内毁本土文化传承，外无西方文明基石（兼说台湾中西合璧）

　　六十年代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不排斥西方文明，而是要促成中华文化的持续创新与发展，要与现代西方思想融合起来。

　　1966年冬，蒋中正先生发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其中明确指出“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内部，正面墙壁最高处，镌刻的正是这三个核心观念及其意义。三个观念首当其冲的是伦理，其次是民主，然后是科学：

“伦理：我们为了充实生命的意义，进而至于国族的繁荣发展，所以要以伦理来实践民族主义。

　　“民主：为了要这个国家真正以民为主，进而至于每一个个人都能够贡献其能力，‘以行主权在民之实’，所以必须以民主来实践民权主义。

　　”科学：为了要解决民生问题，进而至于‘以裕民生’，‘以充国力’，所以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为实践科学的民生主义。“

这是对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经典解读，它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明之要津，与美国先总统林肯关于政府职能的“三民主张”：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一对应，不谋而合。

　　回看大陆，我们除了百年来不分优劣地斩伐本土文化传统，也未能深入理解西方文明。即便是备受当局打压的自由派，也未能充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

　　例如“民主”本是手段或方式，是实现人之自由的一种手段或方式，但大量崇尚西方文明的国人把“民主”作为价值来信奉。

　　而针对“自由”这个价值，其理解和追求也仅限于人身自由与言论的无边界，却对自由的背景和基础（如自然法／天理天道的绝对律令）、自由的前提与条件（如责任与义务）、自由的高级特征（不受生物欲望支配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并无确切的认知。

　　此外，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因素，即历史实践、哲学思想、尤其是举世公认的西方文明基础——基督教，认同者寥寥，多数自由派不仅对之反感，避之唯恐不及，有些甚至以“政教合一”为武器进行批判。（这也导致中国自由派们误认为民主制度如“三权分立”一旦建立，便可永恒，看不到西方文明的现实危机，也无法辨别西方文明由于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所导致的自由的滥用、民主的脆弱、政治文明的衰落。）

　　此隔空牵牛，是难以见到成效的。

        通观百年“进步”史，在文化-民情这一软实力上，中国大陆内毁本土文化传承，外无西方正面价值之基石，真正是两手空空，一无凭藉。

　　其结果，应了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亡了，可以改号重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多不胜数；然而仁义为邪恶取代，暴政肆虐，秩序崩溃，人民互害，道德沦丧，则是“亡天下”。我理解这里的“天下”即是文明。亡天下，即是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价值体系的衰亡，民族特性的消亡，这是比亡国更深重的灾难。

　　建立一个“动物庄园”并不可怕，只要人还在，推翻这个奴役人庄园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假如庄园里的人，包括庄园的建造者和管理者，都被改造了基因，毁灭了祖先的历史，磨灭了自己文化与价值，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变种成了动物呢？它们当然会在动物庄园如鱼得水，并在关键时刻，选择捍卫动物庄园的篱笆，而不是拆毁它。

　　需要說明，这里所说的是整体一般状况，不能否认我们的民族面对邪恶时，依然有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比如八九民运军队戒严时，三十八军军长许勤先将军之抗命。然而这位孤胆英雄，事后遭到了中国军事当局的审判，恰好從反面说明这个国度整体上文化与良知的缺失。

 

●中国“政治决定论”屏蔽了文化超越性

　　政治以文化为深层基础。东德八九民运的血祸危机被临阵化解，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按兵不动这一重大信息，并未能及时传到军队和莱比锡市政府。东德的传统文化与民情——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体系——在东德八九民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文化超越性”在社会变革中起作用的典型证明。

　　政治直指党派，而文化－民情则跨越党派、覆盖所有人。中国八九民运最终导向中共六•四血腥屠杀，是中国社会良知文化破产，传统民情缺席的结果。没有良心约束，没有道德底线，文明基础崩塌，抵抗者无论如何和平理性非暴力，权力集团以暴力取胜都是难以避免的。

　　就如同在盐硷地里播撒种子，无论何等良种，无论怎样精心耕作，肯定长不出庄稼。即便以革命手段偃苗助长，也难以维持长存。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内部，最高境界可以产生一个赫鲁晓夫式的赵紫阳，却无法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总书记。

        文化式微的另一个结果，是为自由奋斗的人们普遍只认同“政治决定论”，认为政治决定一切，制度统一切，而忽略文化的超越性。　

　　不可否认，“政治决定论”比起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与器物革新，是了不起的升进，但是由于文化—民情在后来的岁月长期遭到诋毁，并被排斥在社会视野之外，人们几乎失去了对文化的感知力，也就是说，在政治变革中，几乎意识不到文化作为背景、动力或阻力的存在。

　　假如这一欠缺发生在矢志改革的民主人士身上，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是行动者，在中国人生命题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他们属于“立功”者，是致力于济世功业一列人；然而很多当代的“立言”者，即倡导自由与民主的知识人，其知识结构也严重缺乏文化-民情的框架，并因此失去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维度。

　　这种情况绝非简单的认知缺憾，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的严重残疾。

　　思想塑造民情，甚至一言可以兴邦。这方面，坏的例子是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全球化运动，一亿人死于政治屠杀，中国至今依然深陷其中；好的例子，是耶稣诞生，他的故事和思想写成《新约》，改变了人类历史。

　　如今中国的自由派以政治挂帅，却忽略文化建设；只呼吁“民主”方式，不研习“自由”精义；只讲求制度设计，而无视民情准备；只要硬件工程，而放弃软件基础。这样的转型何以成功？

　　这就如同你住在黄土高坡上，洪灾季节，洪水从门前顺沟而过，你拼力在前院堵门固窗，防止水进家门，但洪水已经从屋后的山上冲决而下，房子就要被席卷而去，前门堵水固窗，能够挽救房子吗？

　 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政治攻坚，类似挡住门前的洪流，更至关重要的是文明再造，类似修缮生态环境，也就是复兴与重建中华良性传统文化，打造与汇通中土与西方文明的基石。

 

●中共当局比民运人士和自由派懂得文化与民情的重要性

　　权力当局对社会正统价值的倡导者从不手软。无论对法轮功还是基督教都是如此。甚至对头脑清醒的文化人也不放过。

　　2014年，董桥先生的三本新书在大陆出版，但不到半个月就被全部下架。董桥是纯粹的香港文化人、汉语世界的散文家，他从不公开议政，甚至不谈民主，竟遭此待遇，惊讶之余，港台多个媒体推测，是因为他针对港人当年上街行动，向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强调：

　　“我們要鼓吹的不是香港要民主，我们要求鼓吹的是香港的价值不容共产党摧毁”。

　　“香港的价值不容共产党摧毁”。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核心权力掌握英国政府手中，并非完全的民主政体，但是香港的自由与秩序、法治与公正举世瞩目。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香港文化-民情一旦毁掉，这个美丽富饶的东方明珠将不复存在，而且以后翻身也将失去精神资本。

　　中共当局要蚕食和最终消灭的，正是香港的文化-民情。在这方面，他们比抵抗他们的民运势力要清醒得多。假如致力于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对本土与外来的“文化-民情”重要性的认知都不及自己的对手，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有本之木，是覆舟之水，是文明之未来的希望？

 

　　此文反思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不是对八九中国民运之伟大性质的质疑。恰恰相反，笔者写过专门的文字，论证中国八九民运是中国一次罕见的“精神日出＂，是民族自由意志的强力爆发，是国人自我冲决奴役之耻的伟大洗礼，是人民良善英勇、精诚团结的品格的表征，无论当局如何诋毁，如何避讳，它已经长入中国抵抗奴役的历史，不可磨灭。

　　追求自由而归于失败，既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追求的错误，是我们的整体文化-民情、心灵-道德、人性-价值悉数破产，在关键时刻不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需要。如同播撒良种，精心耕作，却长不出庄稼，不是种子败坏或耕作错误，而是土质污染，植被恶化，无法孕育秧苗。

　　遥想当年，楚虽三户，可以亡秦；忍看今日，民众万千，不能倒共。北明的上述思考未必成熟，不过这是一件需要高瞻远望、纵横比较，古今求索的课题，是没有疑问的。

 

北明

2025年11月24日截稿

12月6日修正，时第一场冬雪降临

 香港《明报》在我和郑义离开香港到美国后的报道。

《四叶草》前言、后记

郑义　北明

按：

　　十二月是太阳历回归年的末月，也是南北两半球分别进入冬季和夏季的首月。星球旋转，寒暑换位中，逝者如斯，一九八九年以来的血腥六月除外，這個月份的阴晴阳缺也镌刻在了我的门楣上：这个月的第二天是独立学人王康的冥诞日，这个月三十日是詩人一平溘然辞世日。

　　兩位都是知交。伯牙鼓琴，唯子期能辨，子期一死，伯牙绝弦摔琴，终生不再弹奏。王康、一平先后辞世，郑义与我等四人持续多年的对谈戛然而止。“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孤臣孽子，流亡征途，郑义的伤心尤其沉默而沉重，他竟不期然中断了持续十几年的长篇创作，翻阅咀嚼四人通信，痛感此生后世不会再有，于是选编了一部四人通信集，取名《四叶草》，纪念我们的两位故交。

　　该书将在本月将由“加拿大国际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里贴出的是此书《四叶草》的“前言”和“后记”。前言作者是郑义，后记作者是北明。关于此书，能说的话，都在前言和后记里了。

2025年12月1日

                                                       ====================

右起：一平、王康、北明、郑义于密西西比河。摄于2014年6月9日

前言

郑义

 

这本通信集是一平、王康、北明、郑义四人在20年间文学、思想通信的选辑。本来，在我的印象中，这种通信集应该是当事人死后由后人编辑出版，但一平骤逝，加之五年前王康辞世，通信戛然而止。翻捡这些年我们之间的通信，感慨万端，遂起心整理编辑这本通信集，以纪念亡友。

我把这本通信集命名为“四叶草”。三叶草是一种常见的野苜蓿，草茎上顶了三片心形叶，分别象征了希望、信仰和爱。四叶草则极罕见，据说原生地是伊甸园，那多出来的一片叶子是幸运。命运待我们不薄。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四人皆“边缘人物”。除王康因抗战巨画《浩气长流》前些年在台北、美国东西两岸展出而声名遐迩，其余三人皆流亡半生，早已被文坛和读者遗忘。为方便读者，特加以简介：

一平：诗人、散文家、文化评论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解冻”时期重要诗人。1989年后，因受政治牵连而失去大学教职，经俄罗斯赴波兰密斯凯维支大学。波兰时期代表作有长诗《奥斯维辛、春天和复活节》。数年后转赴美国西岸，最后定居于纽约上州小城伊萨卡。先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中文，后边读书写作边修旧房出租以维持生活。伊萨卡时期代表作有《荆棘鸟》、《伊利亚特诗七首》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史诗《海力布》。昨年底，一平突罹重疾，猝然去世。终年72岁。

王康：民间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演说家。八九民运后一度在大陆匿避，后组织数十位画家，创作了长达1000多米的抗战巨画《浩气长流》。2015年因坚持《浩》画在海外巡展而与当局决裂，自愿流放，求仁得仁。在此之前，王康在大陆享有盛誉，四处讲演，在“凤凰卫视”有系列讲座。晚岁流寓美国，失去正常的收入來源，贫病交迫。最后的岁月里，创作回顾共产主义运动罪恶史的巨幅油画《审判幽灵》，未及完成，因病于五年前抱恨辞世。终年71岁。

郑义、北明夫妇，文学家。因参与八九民运分别被全国通缉及逮捕入狱。在国内逃亡三年期间，郑义完成了第一部八九民运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和记录文革期间群体性人吃人惨剧的《红色纪念碑》；北明完成了天安门广场实录及入狱记《告别阳光》。1992年冬，二人乘渔船偷渡香港，辗转美国。后北明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华盛顿手记》和《北明非常识》节目主持，并出版《藏土出中国》一书；郑义写作了长篇小说《神树》、生态环境研究著作《中国之毁灭》以及大量政论、散文。

——简单情况就这些。四个流亡作家。

这些信件纯是随想随写的急就章，碎片式的，东拉西扯，不成体系。也谈不上文采，算不得散文随笔，不是美文，仅仅是文友间直白简捷的文字往还。自然更谈不上高明睿智，从未打算结集发表，没有小心收存，二十年了散失不少。现找到遗存的千数百封，从中选出一小半，编成这个选集。在编辑过程中，除改正打字错误及讹脱倒衍文字，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为读者着想，还删去了一些与文学—思想讨论关联不大或过于繁复的文字。编完有感：这种随意的书信交流，谬误不少，不周全处甚多，一面之词罢了。我所怀念的，是其中真诚饱满的热情、友爱和对自由、真理的渴望。也许多少有一点价值，或可成为中国流亡文学的一个小小注脚。若以政治正确和进步史观论之，则有反动之嫌。倒也不怕，本来就是几个反革命。

在一平的追思会上，我们曾谈到他清贫寂寞的“诗意地栖居”，这本集子即为见证。在这种“诗意地栖居”中，我们谈论文学、艺术、美、信仰、悲剧、先贤和苦难的故国，以及急剧堕落的美国。兴之所至，无所不谈。时代飞速跃进，AI统治一切，阅读、思考、书写已成绝响。这个集子，或许就成了人类书信交流的挽歌。

其中有大量书信谈及我的几篇散文和正在创作长篇史诗小说，主要是关于史实、人物、情节、主题、技巧、小说美学的讨论。奖掖之词甚多，但不宜尽行截削，毕竟是亡友一番美意。读者诸君不必较真，权当私下之偏执、妄言可也。有些话说得太满，其本意也是对我漫长孤独写作之勉励。另一面，我也不必刻意谦虚，以自我贬抑来迎合俗议。——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好歹写十几年了。我虽不是那种倚马可待的文章快手，但也不算很慢。写处女作《枫》不过一周时间，《远村》、《老井》不过一月多，大散文《红刨子》、《金棕榈》、《召魂》、《素棺》等也是一个月上下。大陆逃亡时期写的《历史的一部分》和《红色纪念碑》两书，加起来80万字，不到一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写的长篇小说《神树》，30万字耗时一年多。《中国之毁灭》是一本全面的生态环境紧急报告，应该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40多万字800个注释，骑虎难下耗费了三年半。至于手头这部长篇，写得实在辛苦，闭门谢客写十几年了。

作为一位成熟的作家，我对自己的写作不可能毫无自信。接近人生之终点，自己就成了自己的法官。简单地说，我在形式创新上不接受胁迫，也不抱奢望，却有志于继承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宏大精深，敢说继承已是斗胆。只是鄙薄现代主义，宁愿狗尾续貂。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言，能追随神圣叙事，即便狗尾续貂也是伟大的作品。我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小小的铅笔头，最大之期待即是在流亡写作中“与上帝相遇”。与上帝相遇不仅仅是灵魂事件，也是美学事件。

话再说回来，丧失了庞大读者群，仅有三两知音，流亡写作也不是很容易。这本集子，无非是长夜中一丛小小的篝火，无非是四个朝圣途中的旅人，沿曲折艰难的窄路走来，围坐一起吃干粮、喝水、取暖、互相裹伤、鼓励，仰望湛蓝夜空中闪烁的群星。

我们长久地围坐，在岁月中渐化为一棵青翠的四叶草。

 2025年4月4日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干草集市小镇

 

                                                       =============================

后记

北明

  使他们结合的不只是他们对观念的兴趣而已；他们以一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迹近世俗教士，献身传播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犹如散布福音。
　　　　　　　　　　　　　　　　　　　　　　　　　　　——以赛亚•柏林

一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休士顿海边。王康扶杖缓步走过伸向海面的栈桥，在桥头椅子坐下。海风寒凉，天光空渺，近处三五游人垂钓，一只海鸥飞落脚下东张西望。他视线扫过人和鸟望向大海，神情萧索，突然叹道：“他们真是让人羡慕啊！”

　　那时他迁居休士顿治疗已经五个月，遵了医嘱开始化疗。一平、程凯、郑义和我一行四人专程前往为他庆祝生日，次日开车带他海边散心。大家心照不宣，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生日了。眷恋生命是本能，王康的眷恋另有原因，在体力急速衰减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情不自禁：“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多数人知道他的大画《俄罗斯启示》和《审判幽灵》正在创作中；少数人记得起他开笔写作的文稿《孔子与耶稣》因故搁置；我知道的更多一点：他流亡后起草的十二集电视专题片《中国向何处去》数易其稿，正满世界寻找启动机会；此外还有更多人文创作计划未实施，仅他草成后扔给我的历史文化类策划文案，已经累积到四十多个。其中一些构思精湛、创意独具，哪怕完成十分之一，也将填补当代中国文化一些空白。

就在两个月前的双十节头天，耶稣来到王康梦中。这位神子年轻英俊、长发飘风，他面朝王康，背后是辽远无际的大海。动人心弦的是，耶稣向他微笑，并朝他走来。这梦清晰得移步可入，短暂到只有一个镜头。瞬间梦醒，王康依然在海域神景中流连，回不过神来。次日电话里传来他的描述，依然惊喜溢于言表，急切得有点结巴。我顿时明白，这梦是个预兆：他留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虽然耶稣接引，他去向光明，而且他最终执意回到维州他的居所“结庐”受洗为基督徒，我依然悲从中来。不久，他先后计划到澳大利亚、以色列治疗，友人都抱着希望，唯我悲心如冰：十五年前郑义患癌症时我们仔细研究过各类治疗方案，纵观百年，传统西医并未真正攻克癌症。这个结论也是享誉全球的休士顿安德森肿瘤中心王康的主治大夫当面亲口确认的。果然，王康十个月前站着去休士顿治疗，十个月后躺着回到维吉尼亚州。

不过即便耶稣不来，王康活到圣经中人类寿数一百二十岁，那些计划他也不可能完成。他生前一语成谶，流传海外：“我的人生不留后路”；他身后还留下一个巨大事实令人扼腕：他的志业未完成。

王康是这个通信集中先去世的一位。二零二零年四月他进入临终关怀阶段，挣扎着回到流亡故地维州。五月，在居所“结庐”病榻上他吃力地说：“一平啊，他的作品，要一件一件地完成。坚定不移地、坚定不移地……”，沉吟到此，话语中断，泪水渗出，在眼窝聚成一大滴不肯落下。

王康对人类轴心时代情有独钟，认定那个时代的东西方往圣先贤及其价值在当代的重逢、互补，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钥匙。他曾试图揭示这一启示，却笔不从心，加上流亡后转念鏖战绘画，中断了这项事功。他激赏一平近晚取材自古希腊罗马的、在生灭尽绝中指向永恒的长诗，更发现一平对中国本土文明价值的独到体悟和思考。早在二零一三年王康访美初抵，就与一平就有过关于儒家文明特征的对话。那天是在一平驻地伊萨卡的“饥渴的猫头鹰”酒庄，王康眯着眼睛，透过万宝路烟雾专注于酒桌对面侃侃而谈的一平，时而插话。王康恃才傲物，在故乡友人聚会上几乎总是他一言堂，猫头鹰酒庄的这次倾听与对谈，是思想遇见对手的反应。在此后的交流中，王康进一步惊叹一平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体认，这种惊叹在本通信集中略有展示。作为一个在中国文明废墟上回望先哲、努力存亡继绝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王康极为孤独，只有思想同道能触发他那根隐忍的神经。大限来临之前他嘱托一平，那中断的话语，是自己志业不酬的绵绵遗恨，那渗出的泪滴，是悲情奔涌的滔滔江流。

 

二

 

五月的鲜花依旧盛开，一平从纽约上州远道奔来探望王康。王康将殁，残酷的现实就像明天注定来临无法避免。那日别过王康，归程一路一平独自泪潸然。不料不到五个寒暑，一平竟也命归黄泉。重症在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末爆发，迅速扩散，不到四十天，一平溘然长逝。

在生命急剧崩解的末端，一平把创作数年未完的力作《海力布》电邮给了妻子周琳，也发给了郑义和我。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无论如何“坚定不移”，都无缘完成这部作品了。但他在信中对门外的死神只字不提，只说“这是我这几年写的一首长诗，还有最后三章没有写完，传给你们。”他以前每次传来自己的作品，都会在末尾嘱咐“不用在意”、“随便翻翻”、或“不必回复”，若收到回复和读后评论，他总会为耽人时间而抱歉。这一次，他没循规蹈矩，却以两个字结尾：“谢谢！”其间隱含的是遗愿，是诀别与托付：作品不能在身后消散，交托亲友决断。

《海力布》是一部数万字的现代诗，史诗般的中国神话故事，主人公原型来自蒙古族的远古传说。描写年青猎人海力布远离俗界与自然为伍，追寻神迹承纳天意，后被赋予通鸟语的能力。最终因悲悯人类命运，违背天条，将鸟语中的灾难信息预警乡人，拯救了村民，自己变成石头，永世不得超生。诗蕴含深厚：个体生命的悲剧性、虽千万人吾独往的英雄性、敬畏自然的宇宙意识、崇拜天地神明的原生信仰、天地万物归一的生活态度，还有语言对于物种生存的意义，都是东方远古文明以及后世往圣人格与价值的表征。

从中国大陆途径俄罗斯到波兰驻足，再从波兰辗转美国定居，三十多年西方世界的生活经验和思考，使一平突破从橱窗外观摩西方文明的局限，走进了他们的衣帽间，看见了“柜橱里的骷髅”，了解到橱窗里各时代款式背后的故事及现实含义。他的视野从当代和近现代深入到中世纪和古代，从文学—人性领域，扩展到文化—历史领域，最终深入到文明—信仰层面，他脱离了从前的认知盲点，摆脱了橱窗视角的肤浅，消解了自由主义者们自给自足的知识陷阱。由此他比我更早地从现代自由主义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最终因应世界秩序的剧烈震荡而转向保守主义，他比我更明确地对欧洲后现代主义的人类自我崇拜持批评态度。他起步于中国朦胧诗派，但越过了世俗化的人文思潮，进入到灵魂与祭祀、救赎与牺牲、悲剧与英雄的荆棘丛林。因为谦逊和谨慎，他把很多不合时宜的真知灼见藏于抽屉，却把跋涉中的见闻、赞美、叹息、惊诧、震撼、泪水与悲伤、崇敬与顶礼，写入诗歌，献给友人郑义和王康。本通信集中他的话语，只是他独特思考中的片面和点滴。

保守主义价值对诗人一平而言是叙事角度、象征意义、文学立场、价值取向甚至政治抉择，他说，“存亡续绝唯有向后看”。慎终追远、回望前贤、抵抗按钮时代对人的异化，这是一平的理念，也是他的行践——他把它们贯穿成自己的日子。他瞅准时机，议价买下一栋带住房的林子，大树数百株蔽日，周边灌木葳蕤遮人，坡下溪水淙淙，林间百鸟争鸣。盘下这方风水，他不伐木盖房，也不售取增值，他在心里种下了这道风水，籍此钩沉田园，典当自己，赎回前世的故乡。

我和郑义曾踏足这片林子，后来王康加入这三人帮成“四叶草”，也一起劈开灌木进入林间，分享一平那林叶纷然的喜悦：

“一平，这片林子哪儿是边儿啊？”

“从这儿到那边，还有那边，还有那边。”

“那边哪边儿啊？也看不见。你就说这林子有多大面积吧？”

“嗯，算上周围的灌木丛，大概十英亩吧。”

“哇，那么大！”

“一平你现在可是地主了，名副其实的！”

“呵呵是。以后咱们就有地方呆了。哪天世界又大战了，你们赶紧过来，咱们就这儿伐木盖房，种菜种粮，自谋活路。”

一平还买下一栋一八四五年建的民居做住宅，宅外的拱门和宅院，内部宽大厚重的木地板、木门框、木窗缘……，把十九世纪不列颠治世全胜时期的气魄不动声色地保留至今。每逢友人到访，一平都要介绍宅子，每次介绍都顺带一句：“这是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建筑”，说时语气非常大不列颠。

住宅不是摆设，一百六七八十岁的老宅子需要不断修葺。本世纪纽约上州是“穷乡僻壤”，在此地保持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的住宅风格让一平苦费心血。一次我和郑义、王康一行三人到訪老宅，討論鄭義小說新的一章，却见一平正為外廊一角倾斜静静犯愁。我建议说，“那咱今儿不討論了，先把這個廊子修了再说”。话音落地即被一平妻子周琳否决：外廊的基座梁柱已经腐烂，岂非幾人一天可以修復！需挖地换梁、大動干戈，请个包工队拆旧换新才是正道。結果，一平一人吭哧劳作数月，老宅子才挺直肩膀。如是这般大修小补，老宅的车库里渐渐堆积起各类型、各尺寸的工具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进不去了，人也需掂脚腾挪才能插足。一平在“地主”之外多了一个相反的身份，叫“维修工”（Handyman）。自己动手、种菊东篱，无论打造田园还是寄情老宅，都意味着返璞归真，而这在后现代社会却最奢侈的行为之一，没有技术熟练的包工队难以为继，一平自己就是这个包工队。

 

（左起）王康、郑义、北明、一平在一平老宅车库前。摄于2018年7月12日

老宅楼上有个空间类似阁楼。阁楼的沙发、木架、椅子、茶几、地板等平面摆放着一平的各种宝物，都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东西方文明：上百张西方古典音乐的黑胶唱盘、老式留声机、大音箱；作者签字的油画、水彩画、摄影图片；中国字画卷轴、老书、旧画报；各种陶器、木器、瓷器制等工艺或手工艺制品……。一套定音鼓按奈住蓬勃激情，叉着腿站立在阁楼中央，随时待命发声。还有三样东西都是古典身份，一是西方音乐之王立式钢琴，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象征；另一个是高档型号的簧风琴（Reed　Organ）俗称脚踏风琴，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胡桃木做成，雕刻精致，配有小架子，中央嵌有油画式图案，是十九世纪英国高端家庭簧风琴的典型装饰。这簧风琴必定产自十九世纪美国三家著名的制造商之一：佛蒙特州的埃斯特风琴公司（Estey Organ Company）、波士顿的马森与汉姆林公司（Mason & Hamlin），芝加哥别墅风琴公司（Chicago Cottage Organ Co.）。再是一个复古设计的高大取暖燃煤炉（coal-burning stove）。这三样老物件太沉，无缘上阁楼，分别屈尊放在楼下的餐厅、门厅和客厅，构成一平阁楼的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的阁楼是一平的“约柜”。四九易帜以降，数代人成长在毁灭传统、铲除道统、砸烂正统的文化废墟上，生就的文明弃儿，一平对这个胎记刻骨铭心。流驻于另一个文明绿洲，自然是花溅泪，鸟惊心，处处草木有情，深化了他的胎记意识，他开始鉴赏、收集他人散落在旧货市场的文明碎片，日积月累，阁楼终成他独有的约柜。它不同于收藏家价值连城的古玩宝居，有别于文化遗民积古怀旧的书斋，无涉古玩的市场价格，无关雅士文人的傲慢清愁，那是他心底文明与传统价值的物化，是他的世外心志。

一平处世宽仁厚道，常怀他人忧而替人排苦解难，但他生性腼腆内向而极少诉苦。他习惯了独自吞下生命悲剧本质的沉重郁结。孤独到极限时，或悲情涌动时，他转身回到约柜，奋力敲响那些定音鼓。霎时雷鸣电闪、暴风骤雨、地动山摇……，当这座老宅归于沉静，一平带着悲悯和宽容，返回现实。流浪旷野的以色列人奉着至圣所里的约柜，恪守其中法典，寻找自己的家园；异国旅居的一平奉着老宅子里的约柜，守住安身立命的理由，补偿自己的先天不足，实现自己的精神拯救。

 

                        三

 

不算我，一平是郑义长篇唯一的始终如一的读者和評論者，比我认真、倾心。前不久郑义怅然告我，“整理旧电邮，收得一平赠诗三首。勉励我完成史诗长篇，……他未完成，嘱咐我完成。”

其实一平赠予郑义的诗先后有五首。诗风与他温润谦默的性情构成鲜明的反差：高古如月出东斗，悲慨如壮士拂剑，雄浑如寥寥长风。诗中充满沉郁的意象，富有启示性：苍老的红橡树、古老的祭坛、遭劫难的城池、毁灭的神殿、绝望的呼救、久迁的悲剧、滴血的翅膀、高原的云、奔跑的野牛、土地和岩石、太阳和鹰、歌声与篝火、滚滚血流、苍茫秋色、寂寥长空、神秘天象、……，这些意象把他的诗鼓成风帆，披开波浪，驶向彼岸。诗所描写的情景几乎都具终极性：行动或命运：记忆与磨难、迁徙和飞翔、归宿、沦陷、穿行、死亡、放逐、逃亡、抵抗、错误、挫折、冥思、祈祷、缅怀、哭泣、吟诵、宴饮、耻辱、殉葬、仰望……，它们展现的情绪陌生而神圣，直抵人类生命中那百分之一的神性，传达的情感是人类的高尚所在：圣洁、光荣、骄傲、不朽、荣誉、庄严、忠诚、悲怆、孤独。

一平猝然离世，我才意识到与他生前的交往是何等过命牵心！

人死是个试金石，你不会牵挂你为之付出的人，你牵挂的是为你付出的人。这个人于我是一平。他生性和光同尘，处事低调避嫌，应了宋人那句洞见，“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但是因为我和郑义遭受诬陷，他两次公开撰文，为我们澄清事实、驳斥滥言。他勤俭持家，却铺张待友，总是提前做好超大一餐桌菜肴，无论前去的是郑义一人还是加上我总共只两人。自从郑义一次戏称“北明好养活，南北西东各地风味美餐中永远只选择吃饺子”，餐桌上就总有一平亲手为北明做的锅贴，没有一次例外。后来我因故禁了动物蛋白，每次依然有热腾腾的锅贴上桌，肉馅变成了素馅，菜品随季节翻新。周到如此，我有时发愁，万一有天素馅锅贴我也不吃了，他必定会为难，琢磨合该再做出什么我能吃的好吃的来。

舍斯托夫在“最后的审判”一文中复述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梦中的世界，而所有醒着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现实是客观实在，而梦境是心灵的造影。两千多年后，世道沧海桑田，改写了人类的花园，梦境固然依旧各自不同，醒来的世界已经模糊到难以“共同”，传统主流媒体的政治化作业，将现实切割得面目全非，弄得人人宣称要“核查事实”，世界各地预言家纷纷出笼，他们的预言无论是否准确，一个现象是确凿无疑：即现实世界诡异难测。当我为时已晚地读过一平赠给郑义的诗，并重温了本文集的通信后，只能确认，现实尽管人云亦云，这四叶草的心灵或梦境大致相似：失败的自我意识、高度的道德自觉、绝不让步于强权的意志、存亡继绝的文化使命感、朝圣者的灵魂。

为此，一平多年来持续勉励郑义完成他的史诗长篇，除了赋诗激励，还把每一章读后感落笔为字；也因此，王康为郑义的十篇大散文撰写评论，尚未截稿，字数已经超过散文本身。我因流亡，先从学者沦为记者，再为米粮折腰而放弃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业，每当我为此唏嘘，王康就大不以为然，对体制内的辉煌乜斜嗤诋；一平便认真告诫我说，“你有足够的理由不妄自菲薄”，把脚下的流亡地视同圣地；郑义则无奈地看着我，好像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而我和郑义为支援王康的流亡生活，以自己的信誉无意间凝聚了一支跨州的义工队，一平是这支队伍当然的一员。四叶草的联盟不仅因为友情，更缘于几乎相似的精神谱系：政治上的退步主义：主张共和传统，恢复民国正道；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主张议会民主，捍卫新闻言论自由；方法上的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与革命，注重秩序与传承；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强调终极价值和生命超越世俗的意义；审美上的古典主义：欣赏 “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的古希腊范式和近代浪漫主义，认为印象派之后再无艺术，非要有，是丑陋的现代派。

如今回首来路，在那逝去的岁月深处，一条前赴后继的潜脉深流浮出贫瘠的地表：王康志业未酬，临终嘱咐一平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的作品；一平力作未果，临终把它转托我们，并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持续勉励郑义完成其长篇创作。郑义成了后死者，但他早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数算自己的日子，每晚就寝前的祷告始终如一：“我的神，请赐予我足够的时间，使我能够完成这部史诗长篇。”如今他知道，除了他的神，还有两个亡灵在天上关注他的写作。

人类流亡文化史上，独自勤鑿枯泉的往圣先贤不胜枚举，但是在被封杀到底、遗忘干净的旷野上，胼手胝足、力耕朽壤、前仆后踣的流亡者，史上实属罕见。在我的有限视野里，王康、一平、郑义是自甘孤绝、沉潜于历史文化与文学使命的负重者，他们肝胆相照，彼此携手于生前；遗恨绵绵，相继寄望于身后。这种精神的联袂前无古人。我忝列门墙，与有荣焉。

 

四

 

这部集子大部内容是对郑义笔下正酣的作品的讨论。没有这些讨论，郑义也会一意孤行到尽头。

郑义的毅力罕有匹俦，清华附中他青年时代的故交对此早有公论；他的使命感更无与伦比，写完《红色纪念碑》和《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之后，他认为自己的故国责任已尽，转身退出浮世喧嚣，回归文学。面对各类公共邀请，连一条门缝也不开。再请，就用使徒时代保罗那句话把门顶死：“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已经死了，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已经死了。”明末清初船山先生不识耶稣也不传上帝真理，信奉原始儒学，要注疏六经，“述往以为来者师”，为此他披发入山，隐居四十余年。船山先生的决绝同样深得郑义的中国心，友人们私下里没少听郑义重复王船山这句吓人的誓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祈活埋。” 保罗和船山替郑义顶住宅门，一顶就是十多年，终于弄得世人没了他的音讯。

耳根清净十几年，郑义隔代生活于民国悲剧英雄中，持续受到洗礼，为此常庆幸一九八九年命运将他驱逐出局。咀嚼、消化失败之痛后，他终于脱离“尘世之城”走进“上帝之城”，在旷野抖落身心的绳索，推开了那道窄门，踏上成全他的道路。当诸多基督徒向他们的上帝祈求尘世恩典的时候，郑义祈求许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随基督耶稣，让他写完一分钱不赚的长篇，给他足够的时间，为民国时代的英雄们竖立一座千秋万世的纪念碑。这是放弃读者的绝别写作，对所有活着的文人学者都是死路一条。故此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依然不做蓬篙人；屈原身体可以投江，笔墨绝不自杀；无论宫刑、流放、言禁、封门，只要一管在握，都不放弃为世人写作。苟能弃世却依然写作，必经炼狱，超越生死，心智清明。世上抵达这个无人区的作家，实在罕见，苏俄白银时代有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文學建樹非凡却不指望同代人理解，声明只把自己的作品献给笃信基督的人们；近代法国有夏多布里昂，他“宁愿躺在棺材里说话”，说为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墓后回忆录》具有某种神圣色彩。

即使拥有非凡的使命意识支撑这类弃世写作，同道知己的支持依然不可或缺。梅列日科夫斯基同时代的读者寥寥，他却并非形影相吊：“如果没有亲密的朋友，同一信念友人的帮助，我所取得的成就就要比现在少得多。”夏多布里昂那布列塔尼人的脑袋无论多么顽固，却因为没有亲密朋友的帮助，最终没能坚持到底：为经济所迫，他提前出售了原计划死后出售的版权，并被迫做了不少删节。说到郑义的写作，假如没有没有王康的督促、一平的激励，没有本集中那些相关讨论，郑义会以怎样的心情和姿态抵达那个无人区的尽头？

只需看看郑义在每一章结束之后是何等热烈地奔向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宅，就可以明白，在无人区拥有一个诚挚的文学对话者，简直是举世无双的欢乐。大树拔根，人生断轨，郑义是在生命的秋季才开始“抡圆了”写作的。那时他当年的同行们已经把计划中的作品写尽，很多甚至投笔经商另辟人生蹊径去了。厚积薄发中，郑义时刻耽心时不我予，于是将写作以外的一切等同“抗战”：居家室内小跑步、饮食起居踩住钟点、出门两点一线绝不拐弯，顺路寄个邮件也不行，会客应酬郊游则全部免除……。疫情期间教会暂停周日聚会，这一天也被他纳入写作日程。后来教会重启敬拜，他依然故我。直到一日突然觉得如此有违恪守安息日的圣经教诲，于是跟上帝理论一番后，决定信靠他老人家，把礼拜日还给教会。至于写作的时间，他自言自语自我宽慰说，上帝自有上帝的安排，不过每周日去教会礼拜，他都允许自己顺路拐弯，到附近超市采购一周的食物。

纵然如此数算自己的日子，郑义绝不吝惜时间长途开车去一平老宅，总是先把杀青的一章传去，待一平读后即驱车前往。数百英里长途，当天出车次日返，来回十数小时，只为与一平共享一个傍晚，把酒畅谈民国的光荣与梦想，分享小说中人物故事与构思，听取一平的评论或建议。有一次，一章截稿没打招呼，翩腿就去了。结果老宅正有客，一平分身无术，郑义便叨陪末座，闲话到深夜，未及文学，次日清晨照例告辞返回。

多留一二日的时候也有，是王康在世时。冬季，我们守住老宅客厅那个复古造型的燃煤炉；夏日，我们围坐在院子凉台的桌前，总会朗读郑义新出炉的片段，然后借助葡萄酒的温柔和威士忌后搓力各抒己见。我们也朗诵一平截稿的长诗、评点王康画作《最后的审判》的进程和他策划中的巨大画室、议论“北明非常识”栏目的内容……。

冬天炉火壁暖，映照每一张脸膛；春季熏风拂面，摇动一平不舍修剪的灌木，一平妻子周琳也在（她翻译过维索尔的《夜》，一平曾确凿地说，周琳写的诗比他的写得好）。那样的时刻温馨得忧伤，彷佛身在心中密室，看得见十八世纪德国文化巨擘云集的莱比锡文学与音乐沙龙那些热烈讨论，那个沙龙收留了当时逃亡途中落魄的席勒；听得见二十世纪俄国白银时代流亡知识人的巴黎“周日读书会”和后来的“绿灯社”那些激烈的争辩，那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创办的文化与文学沙龙，这位苏俄诗人作家、哲学家早在十月革命之初就洞悉了邪恶，是全球向西方揭露共产制度的第一人。

“你们来就是节日”，一平总是这么说。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攻守同盟：抵抗世俗的平庸、挖掘灵魂的深度、看守心中的烛火；后来，我们一起纪念病逝的王康；再后来，面对举世的荒谬，远离邪恶，我们驻守自己大海边那沉默的礁石。有一两次，一平在我们离开老宅时湿润了眼睛。他不善言辞，他把所有的爱、宽仁、同情、敬意、祭奠、英雄气和悲剧意识，都变成了独自时他的约柜震天动地的鼓声。

写下这些文字，想起王康目光炯炯、声音铿锵的话语：“未来，人们会羡慕我们的聚会。”我知道，他此言的根基是他对世界流亡文学史之深刻洞悉。我不断想起的还有一平的感慨，那是在王康谢世之后，他说：“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在一起就是祖国。”我如今痛觉他们所说都是肝胆之言，却粗忙愚钝到他们都变成了天边的云彩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

谨以此为《四叶草》后记，纪念我失去的一部分生命。

公元2025年5月27日礼拜二

国历乙巳年五月初一

王康去世五周年，一平去世一百四十八天

图说八九囚中归来出走前

　　 翻找旧照，该翻的没翻出来，翻出来这些。1990囚中归来，出走前一日在家中。　　　　　　　　　　　　　　　　　　　　　　　

　　我在《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中，没写囚中归来，出走期間寻找郑义、地下逃亡、偷渡香港这段经历，因为这将涉及许多掩护过我们的朋友的安危。从香港抵达美国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等杂志或出版社也想報到或出版这段故事，我们依然没有开口。我无法放弃身在大陆的帮助过我们的人们的安全，改名换姓异地、模棱两可地公布出来也有安全隐患。

　　不过我想，这些经历应该是我死前应该完成的著作之一。这些经历应该留给后世。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张力、充满希望的时代。八九民运时追求自由的人们虽然在六四之后突然从地面消失，但是依旧活跃在地下；恐惧虽然肆虐在人们床前、门口和心头，但是当时只要你说你来自天安门，总会有陌生人伸出双臂接纳你……。我怀念那个苦难但充实、艰难但富于挑战的正气潜行的时代。

鋼琴是我大學期間必修課。一直想：等把要寫的字寫完就恢復彈琴。

如此想了三十年，至今沒寫完也沒恢復。

 

出走前最后一串琴声……永远留在了山西作家协会作家楼我的家中。

一去天涯家萬里，走前自拍幾張留個念想。手中是香港學界八十年代編輯出版的

《知識份子──The Chinese Intellectual》雜誌，內容大都關乎文化與思想。

還有我的貓。大的那隻白色波斯貓在我被警察帶走關門的一刻，突然從什麼地方竄出來，衝著我大叫“Me-You”（我-你），撕心裂肺。門“砰”地一聲關上後，樓裡依然聽的見她絕望的叫聲。一年後我囚中歸來，她居然生了幾隻小貓咪。山西作家協會主席胡正先生（已故）在我走後把她收養了。我囚中歸來之前，她在胡家地下室生下一窩小崽兒。藤椅上面的那隻就是其中之一，頑皮之極，每天四處拆家。她們母女完全不知道我將第二次棄她們而去。

右手是鄭義的中篇小說《老井》獲的獎杯，左手是一個椰子做的猴子。

山西太原南華門東四條的《山西作家協會》作家樓五樓宅邸客廳。四室一廳一廚一廁，陽台是環繞樓角固拐彎的，那時家裡已經有電話。比起太原普通百姓，居住條件提前改善了好多年。不過這個家還沒住滿一年，就因參與八九民運被當局通緝或抓捕丟棄了。

我的書房，抓我時被十幾個警察反复搜查，翻出我的個人照片擺了一桌子錄像。末了，他們抄走了一本著作《性風俗》，說那是“黃書”。還抄走一篇未我未發表的手稿，是與劉曉波商榷的論文，上面有劉曉波三個字。

抓我時，警察們把另一個書房，鄭義的書房搜查了三通。此圖是從我的《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一書的圖片中翻拍的，原圖丟失了。

奇怪的是，二月間北島、陳軍等三十三位知識人簽名呈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信的複印件居然沒抄走。這是北京朋友們寄來的，內容是要求大赦因民主牆入獄的魏京生。這複印件依然在大牛皮紙袋子裡，袋子放在翻出來的雜物之上。我事先沒把它轉移，是因為鄭義人在太原，沒有參加這次北京的簽名活動。這是他們中有人故意的”疏忽“嗎？還是他們太愚蠢？不過他們是從山西社科院我的工作機構撲空，再直奔我家來抓我的。也就是說，他們原本不知鄭義何許人及其與我的關係，而是奉北京公安局之命直接來抓我的。

出走前，身上是平時不穿的旗袍，身後是沒有古董的博古架。

架上那個樹根我喜歡，是我自己撿來製作的。

這張圖片以前發過。收拾行囊，準備去找逃亡中的鄭義。出走那天，作家協會的一個婚禮宴席上，作家韓石山把”北京有個金太陽“那首歌兒唱得咬牙切齒，全場都聽得出他借這首讚歌表達的深仇大恨，歌聲一落，全場喝彩。那是六·四之後我見過的最熱烈歡騰的場景。我則唱了那首著名的俄羅斯民歌《一條小路》。然後趁人不注意溜出會場直接上路，消失在火車站的人海裡。

1990年秋季，最後一次關上了家門。但是到了地方一出站就被盯上了。後來當地朋友告訴我，那里”黃色“氾濫，那幾天警方正在“掃黃”呢。怪不得我一下火車就被人眉來眼去，又被便衣盯上跟稍……驚險不已。事後想想，我当时大概衣冠太不地方化，被人当成”黄色“了？中國社會真是暗藏玄机啊，若不改變身份，不眼觀六路，不背後長出第三隻眼，絕對看不見新闻联播之外的另一个中國。那些日子，我是“逃犯”，四處流竄，到處躲避跟踪，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崩得幾乎斷弦，生怕把警察帶到鄭義身邊。這才知道”我国“还有一个地下中国。

八九民运反思之辨——从苏晓康“八九新说”谈起

北明

内容提要：

引言

一：老调必须重弹，抵抗当局“来路灭迹”工程

二，八九六四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以权力为轴心的“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我的见证

四，纵横比较：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上、下）

五，中共当局是八九民运的“黑手”——兼说“见好就收”为何不能奏效（代补）

六，东德八九民运：命令之下拒绝开枪

七，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弦歌（暂名，待续）

八，苏联民运：他们为何演变——当权领袖是男儿（暂名，待续）

九，东欧民情底色（暂名，待续）

十，八九遗产（待续）

引言

　　没想到八九六四三十二年之后，需要为这场民主运动做辩护，而且是面对自我阵营的质疑。
　　这种质疑是以“反思”为由提出的。

　　这种质疑的主题是：八九是否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这种质疑忽略六四暴行，以当局六四暴行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如六四亡灵不得昭雪、天安门母亲追讨公义不成，中国文明变革机遇消失、邪恶专制崛起甚至全球化击败西方等这些现象，指斥八九民运，相当于把六四屠杀的恶果转嫁于八九民运，这无疑是对八九民运的指控。
　　这种质疑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三十二年了，针对八九六四说了这么多年没有新意，所以应该说些新的东西。
　　上述言论者是苏晓康。晓康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对他的流亡心态、秀才脾气及其聪慧敏锐，深感同情，而且自以为能够理解。我依然不惜打破生平惯例，首次发表批评他人的文章且指名道姓。这是因为，晓康上述相关言论已广为人知，无需为他隐；其次，我理解引发关注和评论，是晓康的本意和需要；再，我不同意他在他的“八九新说”中，将当局暴政性质与恶行之因解读为民间民主运动失败之果，我认为这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事关重大，必须公开反驳。不过此文虽由晓康八九新说引起，所论大多是自己认为重要的话题而借题发挥。第四，撰写此文实属就事论事，无碍我对晓康的敬重和交情——我希望说出自己观点，但保持善意讨论问题的风气。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网络图片

一：老调必须重弹，抵抗当局“来路灭迹”工程

 

　　“老調重彈……——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于是晓康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话。这样的反思八九民运的动机，撞到我枪口上了。

　　喜新厌旧是人性使然，无可非议，不过新调虽然引人关注，却未必切中要害，这也是常识。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当下没有新闻，未来就没有历史。在国家机器扭曲事实近七十年的大陆中国，八九六四已经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从新闻变成旧闻，从旧闻变成记忆，从记忆变成遗忘，从遗忘变成荒原，甚至变成了人皆诛之的盐碱地。

　　龚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不只是一句箴言，每个华人都应该记住，这是历史的教训：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国史被灭，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国中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大陆消亡；自中国仁政道德文化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再遭文革践踏，汉民族异化为马列信徒、无神论者，继而沦为物质金钱的奴隶。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是国体、国家，明朝灭了清朝接替，灭了大清有民国……；而“天下”是文明、是民族核心价值，一旦文明灭亡，民族核心价值丧失，民族特性就不复存在。如今考察大陆景象，比比皆是“法灭尽”景象，何止“水旱不调，五谷不丰”，“疫气流行死亡者众”，“恶人转多如海中沙，善者甚少若一若二”，甚至生夺活人器官，以饱自己钱包。谁说中共治下神州未被灭史而亡天下？谁能说中华文明没有消弭、道心之天下没有灭亡、民族没有长出怪兽的犄角？

　　共产主义潘多拉盒子喷射的谎言，覆盖近代历史、当代现实诸多重大事件：从庚子国难到辛丑谈判，从延安整风到民国抗战，从国共战争到四九年之后的韩战、越战以及其他周边战争，从西藏所谓平暴行动、蒙古内人党事件到历次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林彪事件、七九民运到八九民运，从关押百万人的新疆劳改营、香港变色到武汉病毒来源、生化武器研究……。这是一个“来路灭迹”工程，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由于中宣部把持麦克风，进而控制互联网，致使几乎所有人生活在虚假的历史和现实中，被洗脑的人包括红二代习近平，有迹象显示，他对中国抗战真实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

　　既然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相，真相就必须重复一万遍，以便消解谎言。我们没有资本喜新厌旧，更无空间推陈出新，唯有老调重弹，存亡继绝，振弊起废，披露被遮盖的真相，还原被扭曲的事实，恢复被诋毁的经典。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景色荒芜，但是依旧壮观，是豪放诗歌产生的家园。而我们生活在七十多年的盐碱区，土地毒化，生态毁灭、寸草不生。在这样的地方，能创什么新？即使约翰福音中的那粒死了的麦子落在这样的地里，仍旧是一粒，不会结出许多籽粒。

　　而几千年来，中国修史传统源远流长，修史制度坚实稳定，史笔如刀，镌刻真实，司马迁忍受宫刑之辱，笔写春秋，秉笔直书而犯上罹祸，却坚决不退；前赴后继的齐国太史兄弟四人，更令人肃然起敬。如此以命相搏，代代相袭，记录真实，保护历史的传统，证明了那句盛传于民间的定语：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甚至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因为前半生来自民国时代，都认可这个传统。上世纪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私下劝诫主席毛泽东制造六零年大饥荒之罪，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读史出道，当然理解这话的分量，为此深受刺激，终于整死了他的副手刘少奇。而刘死前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直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悲的是，红二代已经极少历史感，因为共军及其宣传部截断了国军的业绩，他们当真以为自己是“新中国”的救世主；而中国更年轻的一代，即便是自由派，生命中也几乎没有了历史的轨迹：监狱里的异议人士嘲笑墙根下晒太阳的垂老囚徒，多年后才知道他们是叱诧风云、抵抗日寇的国军大将；八九学运一代不知七九民运的存在；九九年之后大学生已不知八九民运为何物；白纸运动似乎好些，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不过每一代反抗者都认为自己开天辟地，始创反抗记录。甚至每一批新的流亡者，都掉进中共宣传的陷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一腔热血，发誓开启救国之路。中国自由运动于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前人的经历，永远在一道又一道新的起跑线上重新起跑，也因此一直在同一水平线上挣扎。而官方的打压手段却承先启后，日新月异，代代更新。

　　 回到主题：真实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人的宗教，也是中国未来文明的地基。看守并清理这个地基，是知识人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创新，不是嫁接新品种，乃是深翻土地，设法改善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让荒原成为荒原，让石头成为石头，让土壤成为土壤，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候，种子能够落在正常的大地，结出麦穗。

　　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要重”；奥威尔说，“在谎言遍地的世界，说真话就是一种革命”。还有一句话必须记住：真相是通往任何（任何！）目的地的前提。没有真相，你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图、采纳正确的措施、研究正确的问题、建立美满的家庭、赚取应得的酬劳，说出令人信服的话语、烹饪可口的饭菜、数清自己最后的日子，服用正确的药物、避免注射有害“疫苗”，……没有真相，你错失选择机会，或者做不出正确选择，你什么也做不对，而且做不成。没有真相，你的生命每一分钟都是浪费。

　　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意义已经被谎言所规定，那就是说出真相。不断地说，哪怕时光荏苒，新闻变成旧闻，旧闻变成记忆，也要在记忆中建造真实的历史，从真实历史中展现民族的来路。这种劳作必然枯燥乏味，它不会博得点击量、不会一鸣惊人、不会让你名声鹊起或再起。但这是传诸后世的事业，这是改变历史的责任，这是无愧天地的良心。

　　喜新厌旧必然忽略历史，因为历史就是旧故。

　　急功近利注定经不起失败（当然也经不起胜利），因为失败不能满足功利需求。

　　成王败寇将无视公义，因为公义往往处于劣势。

　　自由事业会被喜新厌旧、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聪明所消磨，因为聪明是术不是道。

　　这是我反思八九民运的哲学：持守“历史是我们宗教”的传统，恪守“人不知而不愠”的生活态度，坚持八九六四老调重弹，建造中国民族记忆的“巴塞罗那圣家堂 ”！

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期间，中国知名作家首次参加游行。

右起：郑义、徐星、张伯笠、苏晓康、赵渝、陈建、徐刚等。

二，八九六四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专制集权的内部运作是一道铁幕，可窥其貌，难见其祥，中国专制政治更不例外。

　　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铁幕之外，小道消息層出不窮，相信哪條见仁见智，而关于中共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除了军队不敢开枪之说在后期比较一致，其余大都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这是八九民运的信息环境。即便三十二年过去，人们依然在寻找史料，挖掘信息，试图澄清当时纷乱的传闻，并发现蛛丝马迹，以便确定中共内部的决策走向、时间坐标、人脉关系等，从而确认自己的结论正确，他人的分析错误。

　　八九年学生与当局的沟通渠道，远不如美中四九年之后的断交时期。那时，在第三国的酒会上，还能通过人脉内线悄然传递消息。苏联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种重大消息，就是美国在外交酒会上，通过私人，以非正式方式传给周恩来的。八九年学运期间，中国当局的密探到处都有，能及时掌握学生们的动向，但学生与当局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中共高层的运作情况，外部无人确切知晓。

　　这种情况下，唯有公开的消息可为学运的参照。这类公开的消息如：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赵紫阳下台，军事戒严，军队进城等。当局每一个公开的消息和公之于众的行动，学运都充分吸纳，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即便如此，当军队戒严，赵紫阳下台的确切消息传来，为安全起见立即停止绝食的决定依然难以兑现。除了因为绝食的决定刚做出几个小时，传来了李鹏在党政军干部会议的公开讲话，强调学运是“动乱”，而且声称少数人有政治目的；还因为对于学生而言，绝食已经不再是争取与当局对话的手段，而是捍卫自己尊严的行为。当时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中共当局依然毫无对话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绝食学生们已经把绝食初衷，即促使权力当局与学生对话，升级为坚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呼吁不成、跪请不成，冒死绝食，豁出生命请求对话，对话目的竟依然未达，却要因军队戒严而被迫放弃绝食，学生们认为这样做是自取其辱。北明当时人在绝食团指挥部广播站，周围是绝食团的学生，我每天都在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变化，并与他们直接沟通，这是我在现场确认的事实。后世尽可指责他们“激进”、“非理性”，但是假如你了解他们绝食期间的认知、感受和精神状况的裂变，你会明白，拒绝停止绝食，是学生们对当局拒绝对话的应激反应，是当局强硬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不是可以掐头去首，不察前因，指控学生一方激进的理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十多间大专院校两千多名学生开始无限期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真诚对话。图片来自《悲壮的民运》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绝食第六天，两千多名学生晕倒，送医疗站救治

路透社图片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夏衍、艾青、冰心等数十名著名前辈作家联署紧急呼吁书，

                         要求中共党政当局速与学生对话。图片来自《悲壮的民运》

　　依据现在的信息评判过去的事件，是“断代中国”常见的人文现象（所谓“断代中国”是指切断历史，失去来路的中国）；而以三十二年后的认知，评价三十二年前的事端，是这种断代人文现象在八九六四反思问题上的延续。这种反思不仅容易，还特别“正确”，而且“公允”。举个例子：苏轼的二任妻子王闰之，当年将苏轼的很多手稿付之一炬，后世论者责备王闰之不负责任，因为她的举动导致中国永远失去了苏轼那部分珍贵的手稿、诗词之作，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莫大的遗憾。——确实如此。但是设身处地，身临其境想一想：苏轼当时因写作诗歌被诬陷，已经身陷囹圄，正陷于“乌台诗案 ”期间，该案构陷牵连多达七十余人，审理正紧锣密鼓。这些手稿一旦败露，即可成为陷苏轼于不义的奸佞小人的有力旁证，极有可能导致苏轼狱中丧命。面对如此危难，王闰之如何能够不顾苏轼性命和全家十口人的安危，保留这些祸根般的手稿？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当时情景使然，有其因果逻辑和契机。因果不能倒置。

如果非要从结果评断事物，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闰之义重如山，由于她谨慎而果断地销毁了苏轼的手稿，使得他逃过死刑，中国文学史上才有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以及这位伟大诗人后半生的全部创作，中国文学史才有了他那光辉的一页。然而，这也远非王闰之烧稿行为的是非标准，因为她当时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也不能决定未来，她能做的就是根据当下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处理眼下难题，为求那些手稿不危机苏轼生命。

        省查一个特定的事件，古人都知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以便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省察一个过去的事件，尤其需要进入当时的情景。如今反思三十多年前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需要有当时的现场感，也就是历史感。我体会，这就是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说的，研究历史，要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境界。

　　事发时旁观，是个人选择；事后诸葛亮，也是个人选择，均无可厚非。但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即以笔削自任，俨然判官气象，确实义正词严，而且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但是这种脱离历史现实的反思，并不中肯，也无益于未来。这是明于理念、昧于事实，罔顾经验，这是一种反思的误区，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律、取消了背景论、拆除了环境说，从而颠覆了或弱化了对八九六四的真正反思。人类历史上，有多少颐指气使的口舌争讼、多少机锋巧用的文字游戏、多少政治正确的言辞论辩、多少哗众取宠的指斥谴责，甚至暗潜心机的自我辩解，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赞成反思。反思我们曾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检讨不足，是文明积累的手段、民族升进前提、知识人的责任、个人修炼的必经之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而且历时越久，越可能拉开距离、摆脱功利，见木又见林，具备超越局限性的眼光。我写下这些文字，也不是为个别学生领袖的某些广为人知言论辩护，这些言论反映了当事人思想与价值，因其领袖身份，理当在反思之列，而且当事人自我反思，价值远胜于他人的指控。针对八九六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反对的是事后诸葛的反思，不顾当时情景的反思、脱离现场实况的反思、心猿意马的反思、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反思、自证正确的反思。我们需要诚恳的反思，需要绝无知识之傲慢、名声之裹挟的反思。我将在本文后半部分（第五节开始），展开我对八九民运的反思，我将试着指出人人皆知的八九六四现象，提供比较鉴别的同类事件的参照，并试着回答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引玉于后世。（待续： 三，以权力为轴心的“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我的见证）

三，以权力为轴心的“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我的见证

　　清末废八股，兴策论，于是举国士子尽为权力之耳目。这是自命为朝廷重臣的中国清末文人的存在方式。“策论”者，议论朝政、献策官方，期待采纳。当代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倾力废夏纳夷、全盘西化，却并没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们批判的这种文人传统划清界限，他们议政为权患，献策于当朝。这类作文，依然随着权力姓氏的轮转而时见时新，最明显的例子是红二代甫一当朝头几年，这类策论作文不仅满怀信心地上书“毛主的习”，还要傲视群氓地推转于民间。  

        本质上，“策论”是一种文人干政方式，它以官方开明步调为中心。虽然如此，目睹上书，或遇见以某种特殊方式向当局传递信息的诚心实意，我依然感到同情和理解。这是一种愿景，期待着自己的治国高见能有一席用武之地，对改朝换代发挥积极作用。

　　这种以权力阶层为轴心的思维方式和干政方式，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中，转换为一种次级愿景：希望这场运动合于当局的改革节拍，顺其势，应其声，展其志，获取最大限度的成功。实际上相当于试图把这场波兰壮阔的民间民主运动纳入体制的轨道。在批评八九民运的代表性声音中，有一种认为，八九民运被激进分子掌控而导致失败，嗣后诸多政治倒退现象都是运动之过，是学生激进之过。这种说法，其背后的逻辑和理念，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内在要义是认权归宗，否则就是非理性。这也并非歪理：整个社会秩序就是权力机构建立的，要想改变，没有权力的认可或协助，难以成功。这确实是中国迄今为止被证明的命运。

        我将这种以权力阶层为轴心、以策论思维为框架来评价八九民运的现象，称为“策论性反思”。当这种批评指称说，八九民运激进时，实际上表达的是无法将其纳入官方轨道的愤怒和失望。虽然“策论性反思”所指的官方，是当局中有改革倾向的官员如赵紫阳、胡耀邦一脉，我依然不认为它有天然合理性，也不认为它有可操作性或可行性。人类史上历来的变革有两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变革，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革命。二者各有其轨道，历史上几乎没有能够将后者纳入前者的例证。

        八九学运的民间性、自发性、松散组织性和外在纪律的自觉约束性，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每一个临时机构之诞生，都是应运而生：学自联，外高联，纠察队、工自联，知识分子联合会、新闻快讯……这些组织或机构，其组成和建立均无预谋，无策划，几乎都是一蹴而就，得成于势；几乎每一个机构的领头人，都是挺身而出，顺势服众。

        我本人身置其中，我直接参与了北京知识界、新闻界、文化界联合主办的《新闻快讯》工作，是这个短命但唯一的民间报纸的责任编辑。我在会议上举手响应临时呼吁，创办一份报纸，许多人也举起了手，但是大都事后忍不住激动，去参加大游行了。我是少数安耐住激情，连日来坐在社科院政治学所整理消息、编辑报纸的那个人，于是我成了包遵信当时依仗和信赖的编辑。

        我还亲自参与了天安门绝食团广播站的工作，为运动整理成堆的稿件、播报重要新闻、联络各色来宾，传达各种信息、分配临时工作……，我在那里接待了来自各地的教授、学者、记者、学生家长、北京市民，宗教界、医护界人员，包括受范曾委托前来给学生捐款的气喘吁吁的刘再复先生，还有气功大师、神秘的体改委某匿名人士……。没有人任何人举荐，我是自愿到这个学生广播站去顶空缺的，因为学生播音员也绝食了，人手奇缺，我一去立即自然而然成为广播站独当一面的角色。我的经验足以说明所有其他更重要领衔人是如何出现的。

        我也是“知识分子联络站”不定期的成员之一；我还参与了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有北京文化、教育、新闻、学术、出版各界人士（包括中共特务）参加的各种会议。我可以证明这场运动悄然酝酿已久，爆发并无计划，运行全凭人们心中的良知、民主的诉求、高度的理性。我敢断言，当年的亲历者若能扪心自问，大都可证明这一点。

        最终，北京政保一处的审查结论也确认了这一点。我与十数名一同软禁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高级宾馆的北京知识界知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已故）、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改革派理论家李洪林（已故）、中国破产法专家曹思源（已故）、《河殇》撰稿人之一的王鲁湘、社科院政治学所学者杨百睽（已故）等，在同一地点分别受审，北京政保一处审讯我们的时间长达八、九个月，得出的结论是：这场运动没有预谋，没有严密的组织。它是自发的、应运而生的，它兴起成势，演化为民众意志的载体，难有少数权力精英意志运作的空间。至少我的证词使他们得出如下结论：《新闻快讯》应运而生，没有任何预谋；包遵信先生是发起人，但不是谋划者；这份报纸有人编辑，但无人策划，它是政治学所里一次会议的临时发起，大家举手同意而仓促诞生的。发刊词是我在会议上顺手写就的，我写的时候甚至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这份报纸的发刊词。这一审讯结论不受上方待见，审讯结束后，派了另一拨人前来重审……。而审讯我的政保一处干事告诉我：你跟我们怎么说的，跟他们还怎么说。

        ——我们的证词虽然不能说服多疑的、充满敌意的权力高层，但是说服了北京公安局政治保卫一处的审讯人员。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0年，北明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在北京昌平线招待所。

同时羁押在此地的还有北京学界包遵信、政界李洪林、法律界曹思源、文化界王鲁湘等知名人士。羁押后期可以放风，此图摄于十三陵水库放风期间。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准备好的是民间历史高地，不是官府改革舞台；这个高地托举任何敢于站上去的人成为领袖，并不在乎企图指导、拖拽这些领袖的其他文人精英。这是八九时势造英雄，而非八九英雄造时势。八九时势就是八九民意：广场上重大决策的兑现、关键计划的执行，都有一呼百应的前提，都顺应了学生们的意志。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民主自由大潮，顺者卷入漩涡中心，强固中国当代历史高地，逆者冲到边缘，反感其声势，当即指控运动影响了北京人民的生活（但当时北京人民能行走的几乎都在大街上），或在今日高调质疑其空前绝后的正面意义。——这句话不是是非判断，是事实描述。

         策论性思维是什么？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策论性思维尽可寄望于体制内的合作者，却无法成为体制外民众行动的指南针。当时多名捍卫改革大局的知名人物深怀关切、心急火燎，诚心实意地来到广场，站在学生中间公开喊话，发表演说，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劝退学生，全部无功而返，就是证明。

        中国自由知识界奉为楷模的陈寅恪和他的挚友吴宓们，是不屑于此的。余英时先生也温和地指出，“策论”式思维和行为是当代中国知识人自作多情的通病。

        策论性思维不能奏效的另一个原因是权力集团面对民意的强硬态度。中共不同于欧共，也不同于苏共，绝不会看取民意，也不会退让半步于民间，中国大陆沦陷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原因我将在本文下部分涉猎。）八九年和平示威、理性诉求的学生为表达意愿和决心，竟被逼到自我绝食的地步，以至于宁死不休，是再一次的明证。

        清末慈禧部族政权之所以号召整顿内务，是因为八国联军善待紫禁城、请求行在尽快还宫，中国遭受重创却未被瓜分一寸土地，这使得起衅在先、战败在后、自知罪不在赦的慈禧对西方列国感恩戴德，由此才决心倡导改革，但是依然声明抵制康梁变法。近百年之后的中共政权既无外患又无内忧，党内既无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亦无宣称“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的戈尔巴乔夫、更无身体力行粉粹政变的叶利钦，有什么理由要让步于民间？有什么可能要看取民意？有什么动机要回应民间诉求、接纳民间意见？

        若有谁还认为中共会把自命不凡的文人“策论”当回事，那可能是因为愿景太深、自视太高；若还进一步将策论性思维和行为的失败归结为学运，并因此指控学运鲁莽激进，断送了中国本该有的大好未来，那也许是权力意识深入骨髓、无法自知的缘故。——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四，纵横比较：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上）

　　学生最初的诉求意在“德先生”（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还是过于天真而“过份”了。具体如下：

　　•学运最初目标是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反对官僚腐败，继而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这个诉求显然无效，学生们转而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

　　•老人帮不肯退让，对话无诚意，学运被定性为“动乱”。迫于秋后算账的恐惧，他们以绝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论”中的这一结论，给学生运动平反，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

　　•此举不仅无效，反而传来了军队戒严令。学生为此继续退让，以停止绝食为条件，希望避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自由之地；

　　•军队终於进城，大开杀戒。学生再退已无路，他们最后一个请求是：军队不要开枪，以便他们能安全退出广场。然而这个诉求已经来不及写到标语上，就开枪了。

　　

　　关于学生的政治诉求的有限性，西方记者也看得明白，现场调查之后，他们甚至觉得把八九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民主运动是过于简单的描述，现场报道学运的美国CNN记者CNN记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在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中指出，学生们“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学生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中共的体制”。

         而早在1992年，针对”学生激进”的说法，高尔泰先生就尖锐地指出：

　　“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于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仿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铐链锈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至于失掉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节”，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引自高尔泰“夜半歌声出海涛——序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

　　十九年前高尔泰先生这些批评，更加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

　　再看八九民运中的市民。

　　近两个月的北京倾城抗议行动，动辄百万人布满市区街道、桥头、地铁路边……。警察撤了，学生维护交通，市民主动配合。那段所谓“失控”的日子里，北京社会治安比平时好，而且好得出奇：没有发生一起盗窃事件、没有丢失一辆自行车、没有打破一块玻璃、没有发生一次打架斗殴和争吵。

　　具体说说：那时老百姓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人们都会记得，只要两辆自行车相撞，必定引发一通双方面红耳赤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斗殴，但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些日日夜夜，大街上的自行车比平时多得多，人们骑着自行车追随各街道的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有的顺行，投的逆行，有的要穿过游行队伍，有的要临时拐弯，有的观阵，还有上了天桥，扶着车把、打出标语、目送学生……不慎相撞事故数不胜数。但是我亲眼所见，相撞的人们爬起来相视一笑，摆摆手就道别，甚至上前把对方扶起来，握个手各自继续前行。

　　当时和后来民间老百姓形容那样的社会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语：叫做“小偷罢偷，流氓罢流”。

　　其实远不止于此。

　　后来市民们不分老幼，用自己最简陋的工具，通常是三轮车和大铁锅，为学生送水、送饭；

　　医护人员义务到天安门护理生病的学生；

　　记者们打出标语宣告“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他们写出一篇篇报社不能刊登的学运特稿，亲自送到广场学生广播站和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新闻快讯》编辑部；

　　教授们日夜惦记着他们的学生，按奈着激动的心情，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表达自己从未有过的心情；

　　工人们开着大卡车去到广场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而他们自己也是只举标语和旗帜；

　　还有那些被称作“个体户”的自由业主们，骑着摩托车，呼啦一下子就搁置赚钱的生意，到广场为学生助阵……。

　　客运公司的司机们把大轿车开到广场，期待为学生遮风避雨，敞开车门随时接纳为体弱多病绝食者。

　　环场绕行广播车上的播音员（北明）为编辑稿件，对着窗外人群喊了一句：“没笔了，谁有笔？”车下立刻伸出了手臂如林，都举着笔要递上来。叫门停车搬上来的，还有成箱的面包和水。

　　……

　　人们跨越那道职业、年龄、身份、地位的鸿沟，如履平地，彼此情同手足，如前世亲缘未了。如今（2025年10月9日）我补写下这段文字，回忆着这种社会奇观，依然感到身心沐浴温泉，禁不住泪水盈眶。

　　——没有任何宣传或鼓动、没有任何准备和预设、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或期待，冷漠麻木的人们几乎在瞬间就变得心存善念、行为高尚、相互关怀，而且万众一心。不是万众一心听党的召唤去打砸抢烧杀如“文革”，而是万众一心地听从良知的召唤，相互关爱！

　　这是近代史上，甚至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一次精神日出、人格升华，宏阔壮观、真力弥满、绚烂神州。

　　亲历八九的人们回忆往昔，总会想起六•四的枪林弹雨，血泊中倒下的同伴，惊心动魄的对峙和胆战心惊的清场以及终生不忘的耻辱和仇恨，而我，除了这些，也总会想起那些日日夜夜，全城勠力同心、人人情如知交、各个魂魄相通，那样的情景，纯净、高贵、温馨……。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但绝不是每个人生都有幸融进这样的世界，也绝不是所有世界都会出现这样的时空。当这样的场景在六•四之后即刻消失的影踪全无，人们再度变得面无表情，多年后甚至加倍冷漠，我意识到这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是漫长暗夜中的电光一闪，是人性中那百分之一的神性被激活的奇迹。有此一次经历，足堪与荣终生！　

　

　　能催生这种异象的东西是什么？

　　世上有什么东西能使 千百万凡夫俗子迸发出一种圣贤气象？

　　是什么东西能使一个阉割四十年的世俗皇城，突然变成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

　　除了奴役下的自由与解放，除了因此而发生的人格的升华，我找不到其他更准确的解释。我相信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荣格也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当代的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或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此现象也可能解读无门。因为纵观人类变革的历史，我们只见过信众们为了信仰而大开杀戒，如十字军东征；只见过人民为了平等而大开杀戒，如法国大革命，我们从未见过数百万之众的人，在短暂的时间里迸发如此的友爱与热情、和平与理性，忘我和献身。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游行的队伍与追随的人流。图片来自《献给自由》画册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网络图片

　　军队戒严令被北京民众暂时废除后，当局开始往城里派遣便装军人和暗藏枪支的大轿车。亲见一些便衣军人被京城百姓抓住后的茫然，我能理解他们眼睛里泛着的翳白，他们听不大懂北京土话，也无法明白这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能解读解放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残忍，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两报一刊”的谎言，认为自己在平息一场“反革命暴乱”。可是我很难弄懂那些把八九民运描绘为“非理性”、“激进”、把学生和阻挡军车的市民称为“暴徒”的知识分子，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也超出了常识。

　　要知道，这不是面对半杯水，有人强调这杯子半截是空的，有人强调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一半，这种半杯之论的不同，是论者的心态之别，因为杯子确实半空半满。八九民运是一个伟大的奇观，它的清流完全溢出了水杯，漫出了住宅，涌进了江河，奔向了彼岸！身置期间，不仅无知无觉，身置期间不仅无知无觉，进而要将自家的沟渠怪罪东升的朝阳！我只能尽量如此这般地说服自己：他们当时人不在北京，或不在北京街头、或者担心秋后算账而不敢参与其中、或者他们生病的家人当时真的断了粮草，买不到明天下锅的米（因为北京当时确实罢市了，并非任何人的号召，而是人们根本无心上班），因此对引发闭市的学运心怀幽愤。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八九民运失败的现实，是他们认为自己正确的证据。

　　仅以成败论是非、非急功近利而不取，失败之后痛斥当事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世道人心往往随事态转变、政权更迭而改变。八九民运失败九年之后，余英时先生借省察戊戌变法，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发过一番慨叹，他写到：

        “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

　　

　　我想说的是，余英时这番感慨已经发出了二十多年，中国的八九诉求被埋在血渊骨岳之下已经三十多年，海外流亡民运依然不见曙光，所以我们实实在在“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

四，纵横比较：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下）

 　  老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先比较中国近代类似的情况。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学生也是主体。他们因“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走上街头，被愤怒情绪所宰制，恣意发泄：焚毁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赵家楼”当时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始建于明朝，原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该是国家一级保护建筑；而章宗祥是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竟被学生们活活打成了创伤性脑损伤，俗称脑震荡。“五四运动”学生们的激烈抗议和暴力放纵无疑是出于义愤，但“八九民运”学生们义愤丝毫不减，然而他们没有冲击中南海，没有暴打李鹏，他们除了和平游行，静坐示威，愤怒之至的表达只限于自裁，与“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差是霄壤之别。却迄今未见人们谴责五四运动的暴力，也无人否认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 

　　再看东西方列国，我们曾经的难兄难弟。       

　　波兰：一九五六年波茨南事件中，传闻说赴华沙向政府情愿的代表遭到逮捕，民众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暴动：点燃了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建筑。中国的八九民运且不说没有冲击任何机构，反而把从便衣军人和大客车上缴获的军械枪支自动上缴了当局！

　　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为反抗苏联武装镇压，数万人民干脆武装起来，直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致死匈牙利人两千五百名、苏军士兵七百名。可是我们中国北京平民，却是赤手空拳地去到北京近郊，冒着酷暑，苦口婆心地劝说军车撤离北京，给军人们讲解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甚至给他们送吃送喝。

　　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捷共发起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运动，苏联视为离心，以数十万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第一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闻声上街，声援改革派，他们因地制宜，铸起街垒，投掷燃烧物，烧毁坦克，对华约军队和苏军坦克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其规模远远超过八九民运期间市民对坦克的最后抵抗。

　　韩国：一九七九年“汉城之春”源自一次暗杀行动：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刺杀了朴正熙，结束了其长达十八年的独裁统治。可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却把三名湖南人送交了公安机关，原因只是他们涂污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

        还是韩国，金大中的被捕，引发光州大规模和平示威运动爆发，却被韩国空降特种部队暴力镇压，殴打、射杀、拘捕，由此民众反抗升级：光州民众抢夺警察局武器、自发组织“市民军”，以暴抗暴。这场抗争史称“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而我们的八九民运，学生们在温和的诉求——诚恳对话——遭遇挫折后，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未升级为暴力，而是降格为自残：绝食，甚至绝水，两千多学生绝食晕倒而不屈，如果不是坦克列阵开来，军队开枪进城，他们宁死不撤退。即便相互搀扶着撤离，每一步都被泪水和屈辱。只要大脑没痴呆，思维不偏执、拥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是面对暴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结果，而不是以相反方式抗争的结果。

　　罗马尼亚：一九八九年直接倒戈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行动，不是五月罗共六大元老的公开信，也不是十二月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的民众骚乱，虽然公开信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而骚乱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指挥下被镇压。这位独裁者在骚乱发生的第十天就被彻底打倒，是因为瞬间爆发的民众反抗、军队倒戈、游行队伍的暴力冲击。那是在齐奥塞斯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十万群众参加的盛大集会上，当他谴责被他镇压的蒂米什瓦拉骚乱时，后排有人点燃了爆竹，接着有民众呼喊被镇压的城镇的名字，再有人直接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反抗突如其来，出人意料。官方的电视转播被迫中断，齐奥塞斯库怔住了，他的演讲终断，挥舞的右臂停在半空，他的妻子则怒斥群众，要求安静。——徒劳无功，打倒的口号变得更加直接：“打倒杀人犯！”人群骚乱，场面失控，局势如平湖落巨石，水浪急速荡漾扩散，独裁者组织的集会变成了独裁者的惩处会：倒戈的军队拒绝执行开枪令，撤出了首府；示威群众冲击罗共中央大厦，砸烂窗户、冲进大楼、扔出齐氏画像……。齐氏夫妇调来直升飞机，从楼顶沧皇出逃。接下来的故事举世皆知：他被罗共高级官员次日临时组建的“救国阵线委员会”（Consiliul Frontului Salvării Naţionale，缩写为CFSN）逮捕、审判，当日以五项罪名成立而处决。这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推翻独裁统治的暴力革命。我们听见的是全球文明世界包括中国自由派的支持、赞美与惊叹声。

　　德国：一九八九年象征专制统治的柏林墙倒塌，不费一枪一弹、未死一人。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面铁血之墙，冷酷无情而残忍，曾经有二百三十九位越墙逃亡者死于枪下，另有二百六十人为此受伤，还有三千二百二十一人为此被捕。柏林墙这样血腥的历史，使它的和平倒塌举世瞩目。这一奇迹的诞生自有其独特的因素，我为此曾经做过专门调查并写过长篇纪实散文《莱比锡的烛光》。在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中国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特征，竟在柏林墙倒塌中发挥过潜在的作用：中国八九民运的实况当年就经西方媒体传到了东德。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有三座古老的教堂，其中之一是圣尼古拉教堂。在一九八就年，这座教堂在每个周一都聚会三个教堂的所有信众，为自由迁徙和民主政治祈祷，然后走出教堂，上街游行。为了防止游行人群情绪失控而引发暴力，游行组织者刻意安排游行者两只手都有事做：一手举蜡烛，另手拿《圣经》。组织者是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Pastor Christian Führer），他告诉外国记者：中国几个月前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是他们的榜样。莱比锡的每周一和平游行，最终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十一月引发全德大游行，柏林墙在全德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中轰然倒塌。

苏军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天，愤怒的人民包围了坦克。作者 Engramma.it - Engramma.it, n. 64, agosto 2008 

 

1968年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人构建的街垒以及在街垒旁一辆燃烧中的苏军坦克。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说说 “反思”的方式。

         一九五六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直接导致苏联集团强化其专制力量，东欧的民主运动因此遭受重创，处境更为艰难。尽管如此，西方文明社会没有以苏联专制力度加剧和因此导致的社会倒退为由，指斥匈牙利人民的武装暴动过激，谴责匈牙利人民断送了改革大好形势，说匈牙利暴动者应该对苏共更剧烈的暴政负责。

　　捷克一九六八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捷共当时已经通过了改革方案。然而苏联当局接受十二年前匈牙利革命的教训，强化专制力度，以二十万（一说五十万）华约成员国的军队和五千辆坦克的强大阵势，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势力被击溃、其改革进程倒转，签订了《莫斯科议定书》，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军……。严重的历史倒退中，并未听说有人指责改革派不识时务，冒进冲动，断送了历史渐进的进程。正置冷战盛期，核对峙形势尖锐，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西方尚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的霸主地位，虽然如此，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巴西、丹麦国家依然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甚至中国当局也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了对苏联暴政的不满。（时任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导致苏方人员全体退场。这一讲话史称“六八讲话”。）

　　还有韩国，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的“汉城之春”借助朴正熙被刺、独裁统治结束、政局解冻而拉开序幕。但是民主并未因此成功，全斗焕发动政变，夺取军权，并在八零年五月，针对“汉城之春运动”在全国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前政府官员七名、“亚洲曼德拉”金大中及其他民运人士二十四名，五十五所大学学生会的一百多名代表遭到袭击，部分被拘捕。运动失败后，爆发了的“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这是以暴抗暴的运动，枪战期间两相对峙，为解决危机的谈判被戒严部队射杀外围民众所中断。随后戒严军队攻陷民众占领区，暴力抗争归于失败。为此死亡六百三十三人，受伤三千零四十六人！戒严实施两年期间，韩国民主运动陷入瘫痪，集会抗议不再有任何空间。可是我们没有听见韩国人谴责光州民主运动参与者激进、非理性，应该对失败负责，对死者负责、对历史的倒退负责。

　　最具颠覆性的例子是我们的近邻西藏的抗争。八九民运多年后，藏人为抗议当局扼杀藏人信仰、灭绝种族，采取了比八九绝食更为自戕的做法：自焚。他们接二连三地点燃自己，因此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中共当局却对此采取了阴险卑鄙的惩罚术：一人自焚，全家受罚。这导致藏人的抵抗运动陷入极端困境。然而国际社会没有指控藏人“激进”，没有指责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共更加严酷的暴政。没有人否认藏人是最善良而温和的民族，文明世界全体一致对藏人表示同情，对他们的遭遇痛心疾首，所有的控诉和谴责无一例外指向一个目标：中共当局。

　　只有“我国”的知识人，号称自由派，认为举世无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八九抗议运动不和平、非理性，学生市民是暴徒，还有一些矢志推进中国民主的志士仁人应声附和。

　

　　人们可能会以六•四当天那三、两辆（？）市民烧毁的装甲车以及一个被烧焦的军人尸体为证，说八九民民运也暴力。面对这样的说辞，在同情那位士兵成官方暴政决策的牺牲品之余，只屑问一个“为什么”并如实做答。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答：因为老百姓长达半个月的和平阻拦军车无效，因为装甲车和军人已经奉命杀进城，正朝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因为这些装甲车一路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并扫射沿街居民楼的窗户人影；

　　因为这些军车冲着人群横冲直撞，碾压躲避不及的伤残者；

　　因为人们眼看自己的同伴活生生倒在枪弹下、履带下、血泊中……。

　　面对这样的暴行，冒死前去阻挡军车的人绝不是“反革命暴徒”，而是抗暴的英雄。

　　我写下北京城里这满大街的枪林弹雨，是因为我知道那烧毁的军车和军人尸体的镜头曾经在CCTV在黄金时段无数次重播，是编辑人员奉旨调整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切换了镜头位置而精心制作的假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颠倒黑白，证明北京发生的是一场发革命暴乱。我悲哀而愤怒地发现，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中共暴行、被全世界媒体记录的现场实况、成为我辈生长年轮的事实，如今已经需要核查才能确认。八九六四大约十五周年的时候，CNN的记者播放了一段录像：站成一排的北京大学生看过八九六四的实况录像之后，被要求说出这是什么镜头。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有猜对那是什么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作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年年播出八九六四真相的记者，这才惊讶地发现，那段经历血腥气未散，许多勇士还在狱中，竟已经淡出大学生的视野，退为历史。CCTV精心制作的谎言成功地消弭了海淀区、万寿路、木樨地、复兴门、建国门、前门大街、崇文门、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屏蔽了大批应声倒下的市民和学生，掩盖了他们的血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射杀学生、市民的地点示意图。

图片来自六四纪念网站64memo.com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大陆众多的八零、九零、零零后而言，中国的年历没有一九八九这一年，中国的日历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我们是八九民运的失败者、六四镇压的受难者，我们也是八九六四谎言重复千次就成为真相的见证者。我祈祷这些谎言不会成为指控八九民运不和平、游行学生非理性、抗暴市民是暴徒的依据。

五，东德八九民运：他们拒绝开枪

　　德共中央已经下达“以中国六•四模式解决问题”的命令，当局的镇压部署已井然就绪，面对一万三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持续至今“每周一游行”今日是否取消？一九八九年十月九号礼拜一，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Pastor Christian  Führer）在圣尼古拉教堂点燃了四十支烛火。他彻夜未眠，双眼布满血丝，嘴角崩出两道新的皱纹，面临出平生致命的坎陷。

      莱比锡距柏林墙一百二十英里。时逢德共建政四十周年大庆，当局制止民众抗议的决心坚如磐石。就在两天前的国庆大典日，十月七日，四千莱比锡民众聚集教堂院落内和平示威，警察手持棍棒闯入，肆意暴打民众，“无数人倒在上帝的脚下（教堂属地）失去知觉，负伤者被拖进‘阿拉格’展览中心的马厩（耶稣诞生地的标志）关押”……。”也是这一天傍晚，国家安全部队包围了走上街头的七千示威者，同时出动消防车，冲散示威人群，七百名抗议者被捕。

       针对今日的周一游行，恐怖传闻已不胫而走：

　　医院储备了额外的血浆，足够共两千五百人使用；

　　腾出了床位准备接收受伤的抗议者；体育场清理通道和场地，准备关押大批抗议示威群众；

　　消防队接到命令，水箱里加注了数日内冲洗不能的颜料，以便喷射标记示威人群待秋后算账；

　　人民军队、坦克部队以及外地安全部队已经调往莱比锡，精锐部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防暴警察奉命配发每个士兵十八颗子弹……。

　　城里路人举目可见的是，各处布满军人和警察，更有人在市中心某仓库看见卸载裹尸袋。

　　到这日下午三点钟，武装事态更加具体化了：通往莱比锡的环城公路上，钢盔、盾牌、棍棒武装的武警们严阵以待，几天前就进入戒备状态的“工人战斗队”四处巡逻。显然，所有莱比锡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包括28个分别拥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统统被动员起来了，唯一目标是这日傍晚的示威活动。

　　有些消息不是传闻：家长们接到了市委通知，必须在下午三时前把幼儿园的孩子接回家；外科医生们接到医院指示，取消夜间休息，全部在急诊室待命：“所有伤员只能送往政府医院而不得送入教会医院”……。

       杀气弥漫，这座古老的城市忐忑不安。

　　另一个事实加重了厄运的砝码：德共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这天在东柏林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访，他赞许中国当局六月四日对北京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中国模式”已经进入东德当局的思维，成为他们维护他们统治的终极手段。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经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已被清除干净，东德地方当局政工官员向纯洁化的党的工具们发出了动员令：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马库斯•沃尔夫为此做了一个预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国庆之前一個月，莱比锡当局就把弗瑞尔牧师带到警察局，告诉他：要么停止每周一集会和游行，要么后果自负。弗瑞尔坚持不从。他的坚持惊动了德共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十月月七日国庆的一周前，秘密警察再度把他和另一位神职人员带到局子，严令他们必须放弃下礼拜一的教堂聚会和游行！东德政治局一位委员亲自到场，说了这样的话：北京不过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而已！换句话，东德采纳中国“天安门模式”屠行示威者，不存在距离问题！等于明确亮出了杀手锏。

　　弗瑞尔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是否应该放弃周一游行？继中国中国八九民运反复面临“是否应该撤离广场”的严峻问题一样，德八九民运面临同样严峻的抉择。

    　此刻，弗瑞尔牧师点燃四十烛火，跪地祈祷。他必定又一次想到无数次想过的那个问题：埃及的奴隶们在摩西带领下出逃后，在旷野流浪整整四十年，上帝才准许他们进入应许地之迦南。他问上帝，四十年是您的启示吗？七年前，弗瑞尔牧师就在这里点燃过四十苗烛火，那时是纳粹“东方战线转折点”导致斯大林政权开始复苏的第四十个年头。从那时起，他每周一都面向民众开放教堂，主持和平废弃柏林墙、自由出入东德的讨论会，并带领人们持续祈祷。为阻止这一行动，当局多次对他约谈、传讯、恐吓、抄家，甚至把他扔进20英里以外的冰天雪地。他从未妥协。本周，是德共奴役东德人民四十周年，弗瑞尔遭遇的是前所未有考验，这一次的危难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体游行民众。责任重大，他再度点燃四十只烛火，直指专制暴政，象征上帝的应许。他祷告：无所不能的神啊，四十年的专制奴役是不是底线？请回应我们持续的努力和祈祷。

       其实，既然在这个特殊时刻点燃四十支蜡烛，弗瑞尔就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信仰不就范逻辑，良知不就范功利。以卵击石，是非人的勇气，其原则来自高于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躬背爬行的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负责任的人。”祷告是领受使命，是接纳神的恩典，其中有现实的考量，更有神的启示。烛光里，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仁们长久地、倾心竭诚地祈祷、恳求、仰望、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发出，回音升上这座古老教堂穹顶……。

　　决心已定：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来到教堂，游行就照常进行。

　

　　深吸几口气，牧师打开了教堂大门。

　　出乎意料的是大量人流涌入。更意外的是进来的不是信众，是大批陌生面孔，他们自称是“工人阶级”。工人四点才下班，现在才两点。“工人阶级”一举占满教堂的全部座位，还余四百人坐不下，准备上楼继续占位置。所幸那天全城四个大教堂同时举行祈祷。“工人阶级”人数不足，无法四处捷足先登。而让牧师们更为惊讶的是，所有教堂全部饱和，民众没有座位就席地而坐。弗瑞尔和他的同事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总共八千人！“更多的人没能进入”。尼古拉教堂在那一天点燃的蜡烛不四十支，是两千支。

 　　“六君子”这一天来到来到尼古拉教堂，他们是音乐界、宗教界、文化艺术界、政府官员俄知名人士。著名音乐指挥家马祖卡宣读了他们连名签署并送交市政府的“六人声明”，内容是呼吁与对话，为此请求市民保持冷静，号召对峙的双方非暴力。莱比锡四个教堂同时宣读了这份声明。紧接其后，主教们为即将开始的游行轮番呼吁“非暴力”。弗瑞尔牧师明确要求所有与会者响应这一呼吁。七年以来，三百六十八次的每周一祈祷和后来的每周一游行，没有一次他不这样呼吁。这一次，游行队伍将迎着枪口走去，非暴力不仅是他们信奉的价值，也是他们自我保护的唯一手段——不给当局任何开枪的藉口，思路与中国八九学运如出一辙。

       祈祷完毕，游行开始。教堂门一开，弗瑞尔牧师再度惊讶了：外面人群密集！德共党员捷足先登也就一千人，聚集在教堂外广场上的后来者足有一万多！有的已经蜡烛点燃在握，静候着教堂里和平祈祷的人们。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等待周一游行的人们。

图片选自网络

　　时间是下午，时辰是酉时，莱比锡的主流正脉从自己的心脏——基督教教堂——涌动而出，祈祷者们默默走出教堂，汇入人群，缓慢地向卡尔•马克思广场移动。

　　卡尔•马克思广场是每次周一游行的起始聚集地。西面八方的人群正缓缓向这聚集，烛光交汇处，一脉人流渐次形成。队伍将从这里沿环城路绕行一周，再回到尼古拉教堂。每周一如此。

　　这个周一，全城各处总共七万六千名德国军人严阵以待，上堂的AK-47冲锋严阵以待，每人只射出一弹，足以把每个游行者撂倒七次之多，而他们每人配有子弹十八发。列阵的苏制坦克和每一个指向人群的炮口，都散布着1953东德年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和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血腥气息……。这一次他们能全数回到尼古拉教堂吗？

　　沉默的队伍走过军阵，人群中响起了弗瑞尔牧师的大声诉告：不要诉诸暴力，爱你的仇敌（Liebe deinen Feind）！举起你的手，遮住烛火前的风，保证它不熄灭。我们只是徒步走过去，我们同时为他们祈祷。这是牧师的良苦用心，比赤手空拳更高一筹：双手呵护烛光，没人能捡起石头。

 

一如既往的和平祈祷后，莱比锡尼古拉教堂走出的周一游行队伍，手执烛火出发了。图片选自网络

　那天的游行标语极少，口号声也不多，但场面罕见地壮观，古老漆黑的街道上，布满了万千人头和闪动的烛火。这是莱比锡脉管的鲜血，像点燃的岩浆，漫过马克思广场，溶解着横亘在前途的血栓，沿着城区的环形街道缓缓流动。

　　全城的神经脉冲都被这一壮举揪紧，沉默的队伍里，开始有人开始向临街窗户里的旁观者高喊：“到街上来！”接着，城区上空响起了人们的简短呼声：“不要暴力”。　　　　　

　队伍在马克思广场掉头向北，直奔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莱比锡火车总站。这是莱比锡市区人流最大汇聚地，每日客流量十五万，这里也是每周一游行必经之地，因此是当局防备重点，戒备森严。附近到处是满载军人和警察的车辆，一万三到一万五千名军人、警察列阵成围，准备开火，决意阻止游行队伍通过。

　　队伍持续前行，看得见警察阵列了，迫近那些盾牌棍棒枪械了。危机渐次升级，队伍继续缓慢前行。　　

　　不断有人加入进来，流脉迅速膨胀，烛光被持续扩展的人群稀释，如同分布在旷野的萤火，显得更加明亮。街道格局被打破，涌动的人流布满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等所有空间。人们挽手并肩，以漫步的速度继续向枪口逼近，口号逐渐变成了“我们就是人民”（ Wir sind das Volk）。这句德语有三个重音，三个重音有节奏地反复爆破，撞击大气，如席地滚动的雷声，卷起临危不惧的勇气，从万千昂起的头颅升上夜空。

　　这是秋季的夜空，深邃高阔，烛火对应星光，人性仰视神性，灿烂与共。

　　历史的记载是：军人警察“没有出手”，“他们什么也没做”，在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刻，他们站在一旁，竟让游行队伍通过了。

　　远远不止没有开枪！弗瑞尔牧师后来回忆说：

　　“一个接一个，你听到‘卡塔’，（这是）军人扔掉手中的枪械、接过蜡烛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卡塔，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所有的军人，开始扔掉他们的抢，接过蜡烛。他们转身面向俄国坦克。俄国坦克可以把他们全杀死，但是他们转过身来面对军营。”

　　 此后不足半小时，游行人数增加到七万，人群流动的密度激增。除却老弱病残，在当时人口四十万的这座城市（一说五十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倾城空巷。

　　队伍经过莱比锡消防总队。这时，消防队长刚好接到东柏林党中央来电，问询莱比锡的现况。消防队长哑然失语，他干脆把电话听筒直接对准了窗外——密集的人流正缓缓通过街面，东柏林当局从电话听筒里听见了万众一心、三声一组的重锤反复砸响：“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东德四十年的铜墙铁壁正在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撞击。

　　莱比锡消防总队就是两天前出动消防车，冲散游行人群的机构，就是水中加注了喷到皮肤上擦洗不掉的颜色以待秋后算账的机构，就是当局用来镇压游行的特殊武装。然而这一天，消防总队没有出动，游行队伍安全通过。

　　队伍继而折弯西南，环城路的西南角Runde Ecke是德国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总部所在地，也是莱比锡的恶性肿瘤“史塔西”总部所在地。这座党部大楼早已全副武装起来了：楼里灯火通明，楼外武警戒备，楼下警戒线分明，楼上机枪就位。

       市政府下午四时就接到了“六君子”的非暴力紧急呼吁，但直到游行队伍走出教堂也未回覆一字。官员们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弗瑞尔牧师和所有游行组织者：超过七万之众的人潮压城而来，“不要暴力”、“我们就是人民”的声浪海啸般漫卷而来……。道路充塞，交通中断，司机们干脆弃车加入队伍。

 

         1989年10月9号，莱比锡环城大道上“周一游行”的队伍。图片选自网络

　　大楼里，莱比锡秘密警察上尉拔出了手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在全世界都一样。

　　下午六点三十分，莱比锡市委第一书记赫尔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已经多次与东柏林德共中央联系无果，此刻再度拨通了柏林的电话。他焦急地问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开枪？还是不开枪？克伦茨是东德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主管东德安全事务，中国六月血迹未干，他率东德党政代表团访华，对中国同志的强硬手段公然表示赞赏，此举使他成为东德总书记昂纳克看好的接班人。听筒不用放到窗口，克伦茨就能听得见莱比锡的血脉涌动之声。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呼吸，正在苏醒，谁敢负开枪的责任？克伦茨没敢做主，他放下电话前告诉哈肯伯格：需要征求他人意见，你等我电话。

　　德共头子昂纳克已经下达过严厉镇压反革命示威的命令，相关的警告明确下达到各机关、工厂、学校、教会，军警坦克早已各处就位，莱比锡人却依然上了街！上周一万五的游行人数已经是前周一的两倍，今日不用统计也知道人数增加幅度大大超过了几何级数。

        市政府奉命对教会和牧师数度的严重警告丝毫无效，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弗瑞尔们踢回来的球，令人崴脚、伤身、要命的球。此刻市委政治局委员们都在，他们围着自己的第一书记，恭候柏林党中央的指示。可是“卡塔”一声，东柏林那边电话就挂了。

　　“时间像停止了一样漫长”，大楼里无声的焦虑如楼外的呼声一样密集。

　　良久，哈肯伯格哑着嗓子开口了。他征求在场全体党委成员的意见，还是那个问题：开枪？还是不开？这等于问他的下属：承担血洗莱比锡的责任？还是承受群众冲击大楼？接受党的处罚？还是接受历史审判？服从权力意志？还是顺从民众意志？坚持良知底线？还是恪守党性原则？选择敌基督的马克思？还是认可教会代表的上帝？

　　下属们的回答急切而明确：不要开枪！而且，撤下军警。

　　在场的教育部长沃茨一定发表了意见。事实上他是莱比锡党内开明力量的核心成员。他是莱比锡“六君子”之一。关于“六君子”非暴力倡议书之产生的一种说法是：沃茨详知，十月九号这天当局将对周一游行采取中国解决模式，所以两天前的10月7号，他召集了另两位莱比锡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同事碰头，一个是文化部长梅耶（他与六君子之一的音乐指挥家马祖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个是鼓动与宣传部长鲍莫尔特，三人一起寻求避免暴力镇压的解决办法。草定行动方案之后，他通知莱比锡大学的作家、喜剧演员兰格和神学家齐默尔曼即刻到马祖尔处碰头。接着，三位部长一同驱车也前往马祖尔处，六人共同商议起草、发表非暴力呼吁。也是由于这位教育部长的强力影响，这份呼吁在莱比锡所有教堂的和平祈祷仪式上同时宣读，并经宣传部长鲍莫尔特的直接指示，在这座城市的广播中反复播放。沃茨虽然身在官府，对教堂组织的和平游行性质应当心中有数，即便一万人变成了七万，他们也不大可能占领这座的党政大楼。因为他们的目标有限，七年以来，没有一次不是和平绕环形路一周，然后返回教堂。这个一信息对在场的党委成员们是一个定心丸。

　　虽然如此，责任问题依然泰山压顶，即便今晚安然度过，承担抗命责任的肯定是莱比锡第一书记哈肯伯格自己。

　　然而这位第一书记听从了内心的呼声和下属的建议。

　　这是千钧一发之际，莱比锡预期的枪声没有响起的第三个直接原因。

　　接下来是东德党中央：七点三十分，莱比锡党部大楼哈肯伯格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大作。守候在一旁的哈肯伯格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柯伦茨的指示：避免与人民发生任何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

　　哈肯伯格放下电话长出一口气。压顶不去的楚格山峰突然漂浮而去了，不可思议。

　　周一游行队伍顺利通过莱比锡党总部。再折弯，便一路向东了，那是尼古拉教堂的方向。他们没有开枪，——七万多参与者悉数归来！

周一游行抗议者们行进在莱比锡的环城路上，整个城市中心抗议人群汹。

路透社图片，选自网络

　　

　　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接下来东德近三个月的民主浪潮期间，戈氏将苏联十万东德驻军按兵不动，这是一个信号：苏联改主意了，绝无可能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样支持并直接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了。更毋庸置疑的征兆是，即便这一天，驻德苏军依然在营区按兵不动。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后来对媒体透露说，按兵不动是苏联当局当时直接下的命令。

　　——弗瑞尔牧师不需要知道这许多内幕，在他的感觉中，那次周一游行之夜，“是耶稣精神之夜，因为那一夜无以成败论是非，无以输赢论高下，无人被打翻在地，无人丢失颜面”。 这位牧师的感觉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群体利益、甚至超越教会“肢体”，涵盖对立的双方及至全体：

　　“那是一种巨大的被拯救的感觉”。

　　他从人海中抬起头，仰视星空，无限感恩。刚刚经历的是怎样一幅神迹昭昭而波澜壮阔的画卷啊！“自今夜起，东德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东德了”。

　　接下来的两次每周一游行，人数成几何上升为三十万。东德政治局势随之急剧变化：德共总书记昂纳克下台、东德政府相继释放良心犯、释放逃离东德的所谓罪犯、撤销对异议组织“新论坛”的起诉、呼吁与东德市民对话，西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德。与此同时莱比锡游行带动了全德各地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十一月四日，东德全地爆发二战以来最的规模民主示威活动，百万市民走上街头，呼吁东德实现民主。此后东德各地的和平游行写满的日历的每一页。弗瑞尔领导的那次游行之后的第二十九天（十一月七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第三十天（十一月八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第三十一天（十一月九日），历史性的一天：柏林墙倒塌，自由凯旋，欢乐颂响遍东西两德大地。

　　正如BBC记者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er二十年后的总结：莱比锡的每周一和平示威是“整个东德革命的引导”。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周一游行者莱比锡打出了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德语“Heldenstadt”）。柏林墙倒塌几周后，这座英雄城市的建筑上一幅巨型标语垂天而降，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柏林墙倒塌五个月之后，针对天翻地覆的和平变革，已故的前德共中央委员霍尔斯特•辛德尔曼（Horst Sindermann） 说了一句话，成为他着名的遗言：“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

（待续：中国八九民运败在何处？https://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2025/12/blog-post_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