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二、三、四)
北明
引言
没想到八九六四三十二年之后，需要为这场民主运动做辩护，而且是面对自我阵营的质疑。
这种质疑是以“反思”为由提出的。
这种质疑的主题是：八九是否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这种质疑忽略六四暴行，以当局六四暴行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如六四亡灵不得昭雪、天安门母亲追讨公义不成，中国文明变革机遇消失、邪恶专制崛起甚至全球化击败西方等这些现象，指斥八九民运，相当于把六四屠杀的恶果转嫁于八九民运，这无疑是对八九民运的指控。
这种质疑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三十二年了，针对八九六四说了这么多年没有新意，所以应该说些新的东西。
上述言论者是苏晓康。晓康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对他的流亡心态、秀才脾气及其聪慧敏锐，深感同情，而且自以为能够理解。我依然不惜打破生平惯例，首次发表批评他人的文章且指名道姓。这是因为，晓康上述相关言论已广为人知，无需为他隐；其次，我理解引发关注和评论，是晓康的本意和需要；再，我不同意他在他的“八九新说”中，将当局暴政性质与恶行之因解读为民间民主运动失败之果，我认为这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事关重大，必须公开反驳。不过此文虽由晓康八九新说引起，所论大多是自己认为重要的话题而借题发挥。第四，撰写此文实属就事论事，无碍我对晓康的敬重和交情——我希望说出自己观点，但保持善意讨论问题的风气。
这种质疑忽略六四暴行，以当局六四暴行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如六四亡灵不得昭雪、天安门母亲追讨公义不成，中国文明变革机遇消失、邪恶专制崛起甚至全球化击败西方等这些现象，指斥八九民运，相当于把六四屠杀的恶果转嫁于八九民运，这无疑是对八九民运的指控。
这种质疑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三十二年了，针对八九六四说了这么多年没有新意，所以应该说些新的东西。
上述言论者是苏晓康。晓康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对他的流亡心态、秀才脾气及其聪慧敏锐，深感同情，而且自以为能够理解。我依然不惜打破生平惯例，首次发表批评他人的文章且指名道姓。这是因为，晓康上述相关言论已广为人知，无需为他隐；其次，我理解引发关注和评论，是晓康的本意和需要；再，我不同意他在他的“八九新说”中，将当局暴政性质与恶行之因解读为民间民主运动失败之果，我认为这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事关重大，必须公开反驳。不过此文虽由晓康八九新说引起，所论大多是自己认为重要的话题而借题发挥。第四，撰写此文实属就事论事，无碍我对晓康的敬重和交情——我希望说出自己观点，但保持善意讨论问题的风气。
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期间，中国知名作家首次参加游行。
右起：郑义、徐星、张伯笠、苏晓康、赵渝、陈建、徐刚等。
一：老调必须重弹，抵抗当局“来路灭迹”工程
“老調重彈……——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于是晓康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话。这样的反思八九民运的动机，撞到我枪口上了。
喜新厌旧是人性使然，无可非议，不过新调虽然引人关注，却未必切中要害，这也是常识。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当下没有新闻，未来就没有历史。在国家机器扭曲事实近七十年的大陆中国，八九六四已经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从新闻变成旧闻，从旧闻变成记忆，从记忆变成遗忘，从遗忘变成荒原，甚至变成了人皆诛之的盐碱地。
龚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不只是一句每个当代华人都应该记住的箴言，这是历史经验和教训：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国史被灭，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国中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大陆消亡；自中国仁政道德文化遭五四批判，再遭文革践踏，汉民族异化为马列信徒、无神论者，继而沦为物质金钱的奴隶。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是国体、国家，灭了大清有民国，没有民国有共和国……；而“天下”是文明、是民族核心价值，一旦文明灭亡，民族核心价值丧失，民族特性就不复存在。如今考察大陆景象，比比皆是“法灭尽”景象，何止“水旱不调，五谷不丰”，“疫气流行死亡者众”，“恶人转多如海中沙，善者甚少若一若二”，甚至生夺活人器官，以饱自己钱包。谁说中共治下神州未被灭史而亡天下？谁能说中华文明没有消弭、道心之天下没有灭亡、民族没有长出怪兽的犄角？
共产主义潘多拉盒子喷射的谎言，覆盖近代历史、当代现实诸多重大事件：从庚子国难到辛丑谈判，从延安整风到民国抗战，从国共战争到四九年之后的韩战、越战以及其他周边战争，从西藏所谓平暴行动、蒙古内人党事件到历次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林彪事件、七九民运到八九民运，从关押百万人的新疆劳改营、香港变色到武汉病毒来源、生化武器研究……。这是一个“来路灭迹”工程，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由于中宣部把持麦克风，进而控制互联网，致使几乎所有人生活在虚假的历史和现实中，被洗脑的人包括红二代习近平，有迹象显示，他对中国抗战真实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
既然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相，真相就必须重复一万遍，以便消解谎言。我们没有资本喜新厌旧，更无空间推陈出新，唯有老调重弹，存亡继绝，振弊起废，披露被遮盖的真相，还原被扭曲的事实，恢复被诋毁的经典。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景色荒芜，但是依旧壮观，是豪放诗歌产生的家园。而我们生活在七十多年的盐碱区，土地毒化，生态毁灭、寸草不生。在这样的地方，能创什么新？即使约翰福音中的那粒死了的麦子落在这样的地里，仍旧是一粒，不会结出许多籽粒。
而几千年来，中国修史传统源远流长，修史制度坚实稳定，史笔如刀，镌刻真实，司马迁忍受宫刑之辱，笔写春秋，秉笔直书而犯上罹祸，却坚决不退；前赴后继的齐国太史兄弟四人，更令人肃然起敬。如此以命相搏，代代相袭，记录真实，保护历史的传统，证明了那句盛传于民间的定语：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甚至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因为前半生来自民国时代，都认可这个传统。上世纪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私下劝诫主席毛泽东制造六零年大饥荒之罪，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读史出道，当然理解这话的分量，为此深受刺激，终于整死了他的副手刘少奇。而刘死前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直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悲的是，红二代已经极少历史感，因为共军及其宣传部截断了国军的业绩，他们当真以为自己是“新中国”的救世主；而中国更年轻的一代，即便是自由派，生命中也几乎没有了历史的轨迹：监狱里的异议人士嘲笑墙根下晒太阳的垂老囚徒，多年后才知道他们是叱诧风云、抵抗日寇的国军大将；八九学运一代不知七九民运的存在；九九年之后大学生已不知八九民运为何物；白纸运动似乎好些，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不过每一代反抗者都认为自己开天辟地，始创反抗记录。甚至每一批新的流亡者，都掉进中共宣传的陷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一腔热血，发誓开启救国之路。中国自由运动于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前人的经历，永远在一道又一道新的起跑线上重新起跑，也因此一直在同一水平线上挣扎。而官方的打压手段却承先启后，日新月异，代代更新。
回到主题：真实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人的宗教，也是中国未来文明的地基。看守并清理这个地基，是知识人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创新，不是嫁接新品种，乃是深翻土地，设法改善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让荒原成为荒原，让石头成为石头，让土壤成为土壤，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候，种子能够落在正常的大地，结出麦穗。
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要重”；奥威尔说，“在谎言遍地的世界，说真话就是一种革命”。还有一句话必须记住：真相是通往任何（任何！）目的地的前提。没有真相，你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图、采纳正确的措施、研究正确的问题、建立美满的家庭、赚取应得的酬劳，说出令人信服的话语、烹饪可口的饭菜、数清自己最后的日子，服用正确的药物、避免注射有害“疫苗”，……没有真相，你错失选择机会，或者做不出正确选择，你什么也做不对，而且做不成。没有真相，你的生命每一分钟都是浪费。
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意义已经被谎言所规定，那就是说出真相。不断地说，哪怕时光荏苒，新闻变成旧闻，旧闻变成记忆，也要在记忆中建造真实的历史，从真实历史中展现民族的来路。这种劳作必然枯燥乏味，它不会博得点击量、不会一鸣惊人、不会让你名声鹊起或再起。但这是传诸后世的事业，这是改变历史的责任，这是无愧天地的良心。
喜新厌旧必然忽略历史，因为历史就是旧故。
急功近利注定经不起失败（当然也经不起胜利），因为失败不能满足功利需求。
成王败寇将无视公义，因为公义往往处于劣势。
自由事业会被喜新厌旧、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聪明所消磨，因为聪明是术不是道。
这是我反思八九民运的哲学：持守“历史是我们宗教”的传统，恪守“人不知而不愠”的生活态度，坚持八九六四老调重弹，建造中国民族记忆的“巴塞罗那圣家堂 ”！
二，八九六四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专制集权的内部运作是一道铁幕，可窥其貌，难见其祥，中国专制政治更不例外。
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铁幕之外，小道消息層出不窮，相信哪條见仁见智，而关于中共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除了军队不敢开枪之说在后期比较一致，其余大都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这是八九民运的信息环境。即便三十二年过去，人们依然在寻找史料，挖掘信息，试图澄清当时纷乱的传闻，并发现蛛丝马迹，以便确定中共内部的决策走向、时间坐标、人脉关系等，从而确认自己的结论正确，他人的分析错误。
八九年学生与当局的沟通渠道，远不如美中四九年之后的断交时期。那时，在第三国的酒会上，还能通过人脉内线悄然传递消息。苏联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种重大消息，就是美国在外交酒会上，通过私人，以非正式方式传给周恩来的。八九年学运期间，中国当局的密探到处都有，能及时掌握学生们的动向，但学生与当局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中共高层的运作情况，外部无人确切知晓。
这种情况下，唯有公开的消息可为学运的参照。这类公开的消息如：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赵紫阳下台，军事戒严，军队进城等。当局每一个公开的消息和公之于众的行动，学运都充分吸纳，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即便如此，当军队戒严，赵紫阳下台的确切消息传来，为安全起见立即停止绝食的决定依然难以兑现。因为对于绝食学生而言，绝食已经不再是争取与当局对话的手段，而是捍卫自己尊严的行为。当时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中共当局依然毫无对话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绝食学生们已经把绝食初衷，即促使权力当局与学生对话，升级为坚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呼吁不成、跪请不成，冒死绝食，豁出生命请求和平对话，然而七天过去，几分钟一个学生昏迷送医，不仅对话目的未达，得到的反馈竟是武力压制性的军队戒严！为此放弃绝食，学生们认为是自取其辱。北明当时人在绝食团指挥部广播站，周围都是绝食团的学生，我每天都在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变化，并与他们直接沟通，这是我在现场确认的事实。后世尽可指责他们“激进”、“非理性”，但是假如你了解他们绝食期间的认知、感受和精神状况的裂变，你会明白，拒绝停止绝食，是学生们对当局拒绝对话的应激反应，是当局强硬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不是可以掐头去首，不察前因，指控学生一方激进的理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十多间大专院校两千多名学生开始无限期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真诚对话。图片来自《悲壮的民运》
路透社图片
要求中共党政当局速与学生对话。图片来自《悲壮的民运》
依据现在的信息评判过去的事件，是“断代中国”常见的人文现象（所谓“断代中国”是指切断历史，失去来路的中国）；而以三十二年后的认知，评价三十二年前的事端，是这种断代人文现象在八九六四反思问题上的延续。这种反思不仅容易，还特别“正确”，而且“公允”。举个例子：苏轼的二任妻子王闰之，当年将苏轼的很多手稿付之一炬，后世论者责备王闰之不负责任，因为她的举动导致中国永远失去了苏轼那部分珍贵的手稿、诗词之作，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莫大的遗憾。——确实如此。但是设身处地，身临其境想一想：苏轼当时因写作诗歌被诬陷，已经身陷囹圄，正陷于“乌台诗案 ”期间，该案构陷牵连多达七十余人，审理正紧锣密鼓。这些手稿一旦败露，即可成为陷苏轼于不义的奸佞小人的有力旁证，极有可能导致苏轼狱中丧命。面对如此危难，王闰之如何能够不顾苏轼性命和全家十口人的安危，保留这些祸根般的手稿？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当时情景使然，有其因果逻辑和契机。因果不能倒置。
如果非要从结果评断事物，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闰之义重如山，由于她谨慎而果断地销毁了苏轼的手稿，使得他逃过死刑，中国文学史上才有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以及这位伟大诗人后半生的全部创作，中国文学史才有了他那光辉的一页。然而，这也远非王闰之烧稿行为的是非标准，因为她当时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也不能决定未来，她能做的就是根据当下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处理眼下难题，为求那些手稿不危机苏轼生命。
省查一个特定的事件，古人都知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以便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省察一个过去的事件，尤其需要进入当时的情景。如今反思三十多年前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需要有当时的现场感，也就是历史感。我体会，这就是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说的，研究历史，要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境界。
事发时旁观，是个人选择；事后诸葛亮，也是个人选择，均无可厚非。但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即以笔削自任，俨然判官气象，确实义正词严，而且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但是这种脱离历史现实的反思，并不中肯，也无益于未来。这是明于理念、昧于事实，罔顾经验，这是一种反思的误区，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律、取消了背景论、拆除了环境说，从而颠覆了或弱化了对八九六四的真正反思。人类历史上，有多少颐指气使的口舌争讼、多少机锋巧用的文字游戏、多少政治正确的言辞论辩、多少哗众取宠的指斥谴责，甚至暗潜心机的自我辩解，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赞成反思。反思我们曾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检讨不足，是文明积累的手段、民族升进前提、知识人的责任、个人修炼的必经之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而且历时越久，越可能拉开距离、摆脱功利，见木又见林，具备超越局限性的眼光。我写下这些文字，也不是为个别学生领袖的某些广为人知言论辩护，这些言论反映了当事人思想与价值，因其领袖身份，理当在反思之列，而且当事人自我反思，价值远胜于他人的指控。针对八九六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反对的是事后诸葛的反思，不顾当时情景的反思、脱离现场实况的反思、心猿意马的反思、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反思、自证正确的反思。我们需要诚恳的反思，需要绝无知识之傲慢、名声之裹挟的反思。我将在本文后半部分（第五节开始），展开我对八九民运的反思，我将试着指出人人皆知的八九六四现象，提供比较鉴别的同类事件的参照，并试着回答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引玉于后世。（待续： 三，以权力为轴心的“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我的见证）
三，以权力为轴心的“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我的见证
清末废八股，兴策论，于是举国士子尽为权力之耳目。这是自命为朝廷重臣的中国清末文人的存在方式。“策论”者，议论朝政、献策官方，期待采纳。当代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倾力废夏纳夷、全盘西化，却并没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们批判的这种文人传统划清界限，他们议政为权患，献策于当朝。这类作文，依然随着权力姓氏的轮转而时见时新，最明显的例子是红二代甫一当朝头几年，这类策论作文不仅满怀信心地上书“毛主的习”，还要傲视群氓地推转于民间。
本质上，“策论”是一种文人干政方式，它以官方开明步调为中心。虽然如此，目睹上书，或遇见以某种特殊方式向当局传递信息的诚心实意，我依然感到同情和理解。这是一种愿景，期待着自己的治国高见能有一席用武之地，对改朝换代发挥积极作用。
这种以权力阶层为轴心的思维方式和干政方式，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中，转换为一种次级愿景：希望这场运动合于当局的改革节拍，顺其势，应其声，展其志，获取最大限度的成功。实际上相当于试图把这场波兰壮阔的民间民主运动纳入体制的轨道。在批评八九民运的代表性声音中，有一种认为，八九民运被激进分子掌控而导致失败，嗣后诸多政治倒退现象都是运动之过，是学生激进之过。这种说法，其背后的逻辑和理念，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内在要义是认权归宗，否则就是非理性。这也并非歪理：整个社会秩序就是权力机构建立的，要想改变，没有权力的认可或协助，难以成功。这确实是中国迄今为止被证明的命运。
我将这种以权力阶层为轴心、以策论思维为框架来评价八九民运的现象，称为“策论性反思”。当这种批评指称说，八九民运激进时，实际上表达的是无法将其纳入官方轨道的愤怒和失望。虽然“策论性反思”所指的官方，是当局中有改革倾向的官员如赵紫阳、胡耀邦一脉，我依然不认为它有天然合理性，也不认为它有可操作性或可行性。人类史上历来的变革有两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变革，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革命。二者各有其轨道，历史上几乎没有能够将后者纳入前者的例证。
八九学运的民间性、自发性、松散组织性和外在纪律的自觉约束性，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每一个临时机构之诞生，都是应运而生：学自联，外高联，纠察队、工自联，知识分子联合会、新闻快讯……这些组织或机构，其组成和建立均无预谋，无策划，几乎都是一蹴而就，得成于势；几乎每一个机构的领头人，都是挺身而出，顺势服众。
我本人身置其中，我直接参与了北京知识界、新闻界、文化界联合主办的《新闻快讯》工作，是这个短命但唯一的民间报纸的责任编辑。我在会议上举手响应临时呼吁，创办一份报纸，许多人也举起了手，但是大都事后忍不住激动，去参加大游行了。我是少数安耐住激情，连日来坐在社科院政治学所整理消息、编辑报纸的那个人，于是我成了包遵信当时依仗和信赖的编辑。
我还亲自参与了天安门绝食团广播站的工作，为运动整理成堆的稿件、播报重要新闻、联络各色来宾，传达各种信息、分配临时工作……，我在那里接待了来自各地的教授、学者、记者、学生家长、北京市民，宗教界、医护界人员，包括受范曾委托前来给学生捐款的气喘吁吁的刘再复先生，还有气功大师、神秘的体改委某匿名人士……。没有人任何人举荐，我是自愿到这个学生广播站去顶空缺的，因为学生播音员也绝食了，人手奇缺，我一去立即自然而然成为广播站独当一面的角色。我的经验足以说明所有其他更重要领衔人是如何出现的。
我也是“知识分子联络站”不定期的成员之一；我还参与了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有北京文化、教育、新闻、学术、出版各界人士（包括中共特务）参加的各种会议。我可以证明这场运动悄然酝酿已久，爆发并无计划，运行全凭人们心中的良知、民主的诉求、高度的理性。我敢断言，当年的亲历者若能扪心自问，大都可证明这一点。
最终，北京政保一处的审查结论也确认了这一点。我与十数名一同软禁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高级宾馆的北京知识界知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已故）、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改革派理论家李洪林（已故）、中国破产法专家曹思源（已故）、《河殇》撰稿人之一的王鲁湘、社科院政治学所学者杨百睽（已故）等，在同一地点分别受审，北京政保一处审讯我们的时间长达八、九个月，得出的结论是：这场运动没有预谋，没有严密的组织。它是自发的、应运而生的，它兴起成势，演化为民众意志的载体，难有少数权力精英意志运作的空间。至少我的证词使他们得出如下结论：《新闻快讯》应运而生，没有任何预谋；包遵信先生是发起人，但不是谋划者；这份报纸有人编辑，但无人策划，它是政治学所里一次会议的临时发起，大家举手同意而仓促诞生的。发刊词是我在会议上顺手写就的，我写的时候甚至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这份报纸的发刊词。这一审讯结论不受上方待见，审讯结束后，派了另一拨人前来重审……。而审讯我的政保一处干事告诉我：你跟我们怎么说的，跟他们还怎么说。
——我们的证词虽然不能说服多疑的、充满敌意的权力高层，但是说服了北京公安局政治保卫一处的审讯人员。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0年，北明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在北京昌平线招待所。
同时羁押在此地的还有北京学界包遵信、政界李洪林、法律界曹思源、文化界王鲁湘等知名人士。羁押后期可以放风，此图摄于十三陵水库放风期间。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准备好的是民间历史高地，不是官府改革舞台；这个高地托举任何敢于站上去的人成为领袖，并不在乎企图指导、拖拽这些领袖的其他文人精英。这是八九时势造英雄，而非八九英雄造时势。八九时势就是八九民意：广场上重大决策的兑现、关键计划的执行，都有一呼百应的前提，都顺应了学生们的意志。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民主自由大潮，顺者卷入漩涡中心，强固中国当代历史高地，逆者冲到边缘，反感其声势，当即指控运动影响了北京人民的生活（但当时北京人民能行走的几乎都在大街上），或在今日高调质疑其空前绝后的正面意义。——这句话不是是非判断，是事实描述。
策论性思维是什么？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策论性思维尽可寄望于体制内的合作者，却无法成为体制外民众行动的指南针。当时多名捍卫改革大局的知名人物深怀关切、心急火燎，诚心实意地来到广场，站在学生中间公开喊话，发表演说，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劝退学生，全部无功而返，就是证明。
中国自由知识界奉为楷模的陈寅恪和他的挚友吴宓们，是不屑于此的。余英时先生也温和地指出，“策论”式思维和行为是当代中国知识人自作多情的通病。
策论性思维不能奏效的另一个原因是权力集团面对民意的强硬态度。中共不同于欧共，也不同于苏共，绝不会看取民意，也不会退让半步于民间，中国大陆沦陷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原因我将在本文下部分涉猎。）八九年和平示威、理性诉求的学生为表达意愿和决心，竟被逼到自我绝食的地步，以至于宁死不休，是再一次的明证。
清末慈禧部族政权之所以号召整顿内务，是因为八国联军善待紫禁城、请求行在尽快还宫，中国遭受重创却未被瓜分一寸土地，这使得起衅在先、战败在后、自知罪不在赦的慈禧对西方列国感恩戴德，由此才决心倡导改革，但是依然声明抵制康梁变法。近百年之后的中共政权既无外患又无内忧，党内既无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亦无宣称“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的戈尔巴乔夫、更无身体力行粉粹政变的叶利钦，有什么理由要让步于民间？有什么可能要看取民意？有什么动机要回应民间诉求、接纳民间意见？
若有谁还认为中共会把自命不凡的文人“策论”当回事，那可能是因为愿景太深、自视太高；若还进一步将策论性思维和行为的失败归结为学运，并因此指控学运鲁莽激进，断送了中国本该有的大好未来，那也许是权力意识深入骨髓、无法自知的缘故。——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四，纵横比较：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上）
学生最初的诉求意在“德先生”（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还是过于天真而“过份”了。具体如下：
•学运最初目标是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反对官僚腐败，继而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这个诉求显然无效，学生们转而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
•老人帮不肯退让，对话无诚意，学运被定性为“动乱”。迫于秋后算账的恐惧，他们以绝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论”中的这一结论，给学生运动平反，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
•此举不仅无效，反而传来了军队戒严令。学生为此继续退让，以停止绝食为条件，希望避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自由之地；
•军队终於进城，大开杀戒。学生再退已无路，他们最后一个请求是：军队不要开枪，以便他们能安全退出广场。然而这个诉求已经来不及写到标语上，就开枪了。
关于学生的政治诉求的有限性，西方记者也看得明白，现场调查之后，他们甚至觉得把八九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民主运动是过于简单的描述，现场报道学运的美国CNN记者CNN记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在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中指出，学生们“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学生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中共的体制”。
而早在1992年，针对”学生激进”的说法，高尔泰先生就尖锐地指出：
“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于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仿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铐链锈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至于失掉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节”，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引自高尔泰“夜半歌声出海涛——序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
十九年前高尔泰先生这些批评，更加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
再看八九民运中的市民。
近两个月的北京倾城抗议行动，动辄百万人布满市区街道、桥头、地铁路边……。警察撤了，学生维护交通，市民主动配合。那段所谓“失控”的日子里，北京社会治安比平时好，而且好得出奇：没有发生一起盗窃事件、没有丢失一辆自行车、没有打破一块玻璃、没有发生一次打架斗殴和争吵。
具体说说：那时老百姓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人们都会记得，只要两辆自行车相撞，必定引发一通双方面红耳赤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斗殴，但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些日日夜夜，大街上的自行车比平时多得多，人们骑着自行车追随各街道的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有的顺行，投的逆行，有的要穿过游行队伍，有的要临时拐弯，有的观阵，还有上了天桥，扶着车把、打出标语、目送学生……不慎相撞事故数不胜数。但是我亲眼所见，相撞的人们爬起来相视一笑，摆摆手就道别，甚至上前把对方扶起来，握个手各自继续前行。
当时和后来民间老百姓形容那样的社会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语：叫做“小偷罢偷，流氓罢流”。
其实远不止于此。
后来市民们不分老幼，用自己最简陋的工具，通常是三轮车和大铁锅，为学生送水、送饭；
医护人员义务到天安门护理生病的学生；
记者们打出标语宣告“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他们写出一篇篇报社不能刊登的学运特稿，亲自送到广场学生广播站和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新闻快讯》编辑部；
教授们日夜惦记着他们的学生，按奈着激动的心情，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表达自己从未有过的心情；
工人们开着大卡车去到广场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而他们自己也是只举标语和旗帜；
还有那些被称作“个体户”的自由业主们，骑着摩托车，呼啦一下子就搁置赚钱的生意，到广场为学生助阵……。
客运公司的司机们把大轿车开到广场，期待为学生遮风避雨，敞开车门随时接纳为体弱多病绝食者。
环场绕行广播车上的播音员（北明）为编辑稿件，对着窗外人群喊了一句：“没笔了，谁有笔？”车下立刻伸出了手臂如林，都举着笔要递上来。叫门停车搬上来的，还有成箱的面包和水。
……
人们跨越那道职业、年龄、身份、地位的鸿沟，如履平地，彼此情同手足，如前世亲缘未了。如今（2025年10月9日）我补写下这段文字，回忆着这种社会奇观，依然感到身心沐浴温泉，禁不住泪水盈眶。
——没有任何宣传或鼓动、没有任何准备和预设、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或期待，冷漠麻木的人们几乎在瞬间就变得心存善念、行为高尚、相互关怀，而且万众一心。不是万众一心听党的召唤去打砸抢烧杀如“文革”，而是万众一心地听从良知的召唤，相互关爱！
这是近代史上，甚至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一次精神日出、人格升华，宏阔壮观、真力弥满、绚烂神州。
亲历八九的人们回忆往昔，总会想起六•四的枪林弹雨，血泊中倒下的同伴，惊心动魄的对峙和胆战心惊的清场以及终生不忘的耻辱和仇恨，而我，除了这些，也总会想起那些日日夜夜，全城勠力同心、人人情如知交、各个魂魄相通，那样的情景，纯净、高贵、温馨……。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但绝不是每个人生都有幸融进这样的世界，也绝不是所有世界都会出现这样的时空。当这样的场景在六•四之后即刻消失的影踪全无，人们再度变得面无表情，多年后甚至加倍冷漠，我意识到这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是漫长暗夜中的电光一闪，是人性中那百分之一的神性被激活的奇迹。有此一次经历，足堪与荣终生！
能催生这种异象的东西是什么？
世上有什么东西能使 千百万凡夫俗子迸发出一种圣贤气象？
是什么东西能使一个阉割四十年的世俗皇城，突然变成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
除了奴役下的自由与解放，除了因此而发生的人格的升华，我找不到其他更准确的解释。我相信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荣格也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当代的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或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此现象也可能解读无门。因为纵观人类变革的历史，我们只见过信众们为了信仰而大开杀戒，如十字军东征；只见过人民为了平等而大开杀戒，如法国大革命，我们从未见过数百万之众的人，在短暂的时间里迸发如此的友爱与热情、和平与理性，忘我和献身。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游行的队伍与追随的人流。图片来自《献给自由》画册
军队戒严令被北京民众暂时废除后，当局开始往城里派遣便装军人和暗藏枪支的大轿车。亲见一些便衣军人被京城百姓抓住后的茫然，我能理解他们眼睛里泛着的翳白，他们听不大懂北京土话，也无法明白这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能解读解放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残忍，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两报一刊”的谎言，认为自己在平息一场“反革命暴乱”。可是我很难弄懂那些把八九民运描绘为“非理性”、“激进”、把学生和阻挡军车的市民称为“暴徒”的知识分子，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也超出了常识。
要知道，这不是面对半杯水，有人强调这杯子半截是空的，有人强调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一半，这种半杯之论的不同，是论者的心态之别，因为杯子确实半空半满。八九民运是一个伟大的奇观，它的清流完全溢出了水杯，漫出了住宅，涌进了江河，奔向了彼岸！身置期间，不仅无知无觉，身置期间不仅无知无觉，进而要将自家的沟渠怪罪东升的朝阳！我只能尽量如此这般地说服自己：他们当时人不在北京，或不在北京街头、或者担心秋后算账而不敢参与其中、或者他们生病的家人当时真的断了粮草，买不到明天下锅的米（因为北京当时确实罢市了，并非任何人的号召，而是人们根本无心上班），因此对引发闭市的学运心怀幽愤。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八九民运失败的现实，是他们认为自己正确的证据。
仅以成败论是非、非急功近利而不取，失败之后痛斥当事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世道人心往往随事态转变、政权更迭而改变。八九民运失败九年之后，余英时先生借省察戊戌变法，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发过一番慨叹，他写到：
“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
我想说的是，余英时这番感慨已经发出了二十多年，中国的八九诉求被埋在血渊骨岳之下已经三十多年，海外流亡民运依然不见曙光，所以我们实实在在“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
四，纵横比较：八九民运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下）
老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先比较中国近代类似的情况。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学生也是主体。他们因“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走上街头，被愤怒情绪所宰制，恣意发泄：焚毁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赵家楼”当时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始建于明朝，原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该是国家一级保护建筑；而章宗祥是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竟被学生们活活打成了创伤性脑损伤，俗称脑震荡。“五四运动”学生们的激烈抗议和暴力放纵无疑是出于义愤，但“八九民运”学生们义愤丝毫不减，然而他们没有冲击中南海，没有暴打李鹏，他们除了和平游行，静坐示威，愤怒之至的表达只限于自裁，与“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差是霄壤之别。却迄今未见人们谴责五四运动的暴力，也无人否认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
再看东西方列国，我们曾经的难兄难弟。
波兰：一九五六年波茨南事件中，传闻说赴华沙向政府情愿的代表遭到逮捕，民众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暴动：点燃了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建筑。中国的八九民运且不说没有冲击任何机构，反而把从便衣军人和大客车上缴获的军械枪支自动上缴了当局！
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为反抗苏联武装镇压，数万人民干脆武装起来，直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致死匈牙利人两千五百名、苏军士兵七百名。可是我们中国北京平民，却是赤手空拳地去到北京近郊，冒着酷暑，苦口婆心地劝说军车撤离北京，给军人们讲解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甚至给他们送吃送喝。
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捷共发起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运动，苏联视为离心，以数十万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第一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闻声上街，声援改革派，他们因地制宜，铸起街垒，投掷燃烧物，烧毁坦克，对华约军队和苏军坦克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其规模远远超过八九民运期间市民对坦克的最后抵抗。
韩国：一九七九年“汉城之春”源自一次暗杀行动：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刺杀了朴正熙，结束了其长达十八年的独裁统治。可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却把三名湖南人送交了公安机关，原因只是他们涂污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
还是韩国，金大中的被捕，引发光州大规模和平示威运动爆发，却被韩国空降特种部队暴力镇压，殴打、射杀、拘捕，由此民众反抗升级：光州民众抢夺警察局武器、自发组织“市民军”，以暴抗暴。这场抗争史称“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而我们的八九民运，学生们在温和的诉求——诚恳对话——遭遇挫折后，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未升级为暴力，而是降格为自残：绝食，甚至绝水，两千多学生绝食晕倒而不屈，如果不是坦克列阵开来，军队开枪进城，他们宁死不撤退。即便相互搀扶着撤离，每一步都被泪水和屈辱。只要大脑没痴呆，思维不偏执、拥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是面对暴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结果，而不是以相反方式抗争的结果。
罗马尼亚：一九八九年直接倒戈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行动，不是五月罗共六大元老的公开信，也不是十二月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的民众骚乱，虽然公开信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而骚乱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指挥下被镇压。这位独裁者在骚乱发生的第十天就被彻底打倒，是因为瞬间爆发的民众反抗、军队倒戈、游行队伍的暴力冲击。那是在齐奥塞斯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十万群众参加的盛大集会上，当他谴责被他镇压的蒂米什瓦拉骚乱时，后排有人点燃了爆竹，接着有民众呼喊被镇压的城镇的名字，再有人直接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反抗突如其来，出人意料。官方的电视转播被迫中断，齐奥塞斯库怔住了，他的演讲终断，挥舞的右臂停在半空，他的妻子则怒斥群众，要求安静。——徒劳无功，打倒的口号变得更加直接：“打倒杀人犯！”人群骚乱，场面失控，局势如平湖落巨石，水浪急速荡漾扩散，独裁者组织的集会变成了独裁者的惩处会：倒戈的军队拒绝执行开枪令，撤出了首府；示威群众冲击罗共中央大厦，砸烂窗户、冲进大楼、扔出齐氏画像……。齐氏夫妇调来直升飞机，从楼顶沧皇出逃。接下来的故事举世皆知：他被罗共高级官员次日临时组建的“救国阵线委员会”（Consiliul Frontului Salvării Naţionale，缩写为CFSN）逮捕、审判，当日以五项罪名成立而处决。这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推翻独裁统治的暴力革命。我们听见的是全球文明世界包括中国自由派的支持、赞美与惊叹声。
德国：一九八九年象征专制统治的柏林墙倒塌，不费一枪一弹、未死一人。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面铁血之墙，冷酷无情而残忍，曾经有二百三十九位越墙逃亡者死于枪下，另有二百六十人为此受伤，还有三千二百二十一人为此被捕。柏林墙这样血腥的历史，使它的和平倒塌举世瞩目。这一奇迹的诞生自有其独特的因素，我为此曾经做过专门调查并写过长篇纪实散文《莱比锡的烛光》。在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中国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特征，竟在柏林墙倒塌中发挥过潜在的作用：中国八九民运的实况当年就经西方媒体传到了东德。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有三座古老的教堂，其中之一是圣尼古拉教堂。在一九八就年，这座教堂在每个周一都聚会三个教堂的所有信众，为自由迁徙和民主政治祈祷，然后走出教堂，上街游行。为了防止游行人群情绪失控而引发暴力，游行组织者刻意安排游行者两只手都有事做：一手举蜡烛，另手拿《圣经》。组织者是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Pastor Christian Führer），他告诉外国记者：中国几个月前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是他们的榜样。莱比锡的每周一和平游行，最终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十一月引发全德大游行，柏林墙在全德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中轰然倒塌。
苏军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天，愤怒的人民包围了坦克。作者 Engramma.it - Engramma.it, n. 64, agosto 2008
1968年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人构建的街垒以及在街垒旁一辆燃烧中的苏军坦克。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说说 “反思”的方式。
一九五六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直接导致苏联集团强化其专制力量，东欧的民主运动因此遭受重创，处境更为艰难。尽管如此，西方文明社会没有以苏联专制力度加剧和因此导致的社会倒退为由，指斥匈牙利人民的武装暴动过激，谴责匈牙利人民断送了改革大好形势，说匈牙利暴动者应该对苏共更剧烈的暴政负责。
捷克一九六八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捷共当时已经通过了改革方案。然而苏联当局接受十二年前匈牙利革命的教训，强化专制力度，以二十万（一说五十万）华约成员国的军队和五千辆坦克的强大阵势，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势力被击溃、其改革进程倒转，签订了《莫斯科议定书》，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军……。严重的历史倒退中，并未听说有人指责改革派不识时务，冒进冲动，断送了历史渐进的进程。正置冷战盛期，核对峙形势尖锐，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西方尚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的霸主地位，虽然如此，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巴西、丹麦国家依然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甚至中国当局也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了对苏联暴政的不满。（时任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导致苏方人员全体退场。这一讲话史称“六八讲话”。）
还有韩国，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的“汉城之春”借助朴正熙被刺、独裁统治结束、政局解冻而拉开序幕。但是民主并未因此成功，全斗焕发动政变，夺取军权，并在八零年五月，针对“汉城之春运动”在全国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前政府官员七名、“亚洲曼德拉”金大中及其他民运人士二十四名，五十五所大学学生会的一百多名代表遭到袭击，部分被拘捕。运动失败后，爆发了的“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这是以暴抗暴的运动，枪战期间两相对峙，为解决危机的谈判被戒严部队射杀外围民众所中断。随后戒严军队攻陷民众占领区，暴力抗争归于失败。为此死亡六百三十三人，受伤三千零四十六人！戒严实施两年期间，韩国民主运动陷入瘫痪，集会抗议不再有任何空间。可是我们没有听见韩国人谴责光州民主运动参与者激进、非理性，应该对失败负责，对死者负责、对历史的倒退负责。
最具颠覆性的例子是我们的近邻西藏的抗争。八九民运多年后，藏人为抗议当局扼杀藏人信仰、灭绝种族，采取了比八九绝食更为自戕的做法：自焚。他们接二连三地点燃自己，因此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中共当局却对此采取了阴险卑鄙的惩罚术：一人自焚，全家受罚。这导致藏人的抵抗运动陷入极端困境。然而国际社会没有指控藏人“激进”，没有指责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共更加严酷的暴政。没有人否认藏人是最善良而温和的民族，文明世界全体一致对藏人表示同情，对他们的遭遇痛心疾首，所有的控诉和谴责无一例外指向一个目标：中共当局。
只有“我国”的知识人，号称自由派，认为举世无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八九抗议运动不和平、非理性，学生市民是暴徒，还有一些矢志推进中国民主的志士仁人应声附和。
人们可能会以六•四当天那三、两辆（？）市民烧毁的装甲车以及一个被烧焦的军人尸体为证，说八九民民运也暴力。面对这样的说辞，在同情那位士兵成官方暴政决策的牺牲品之余，只屑问一个“为什么”并如实做答。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答：因为老百姓长达半个月的和平阻拦军车无效，因为装甲车和军人已经奉命杀进城，正朝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因为这些装甲车一路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并扫射沿街居民楼的窗户人影；
因为这些军车冲着人群横冲直撞，碾压躲避不及的伤残者；
因为人们眼看自己的同伴活生生倒在枪弹下、履带下、血泊中……。
面对这样的暴行，冒死前去阻挡军车的人绝不是“反革命暴徒”，而是抗暴的英雄。
我写下北京城里这满大街的枪林弹雨，是因为我知道那烧毁的军车和军人尸体的镜头曾经在CCTV在黄金时段无数次重播，是编辑人员奉旨调整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切换了镜头位置而精心制作的假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颠倒黑白，证明北京发生的是一场发革命暴乱。我悲哀而愤怒地发现，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中共暴行、被全世界媒体记录的现场实况、成为我辈生长年轮的事实，如今已经需要核查才能确认。八九六四大约十五周年的时候，CNN的记者播放了一段录像：站成一排的北京大学生看过八九六四的实况录像之后，被要求说出这是什么镜头。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有猜对那是什么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作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年年播出八九六四真相的记者，这才惊讶地发现，那段经历血腥气未散，许多勇士还在狱中，竟已经淡出大学生的视野，退为历史。CCTV精心制作的谎言成功地消弭了海淀区、万寿路、木樨地、复兴门、建国门、前门大街、崇文门、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屏蔽了大批应声倒下的市民和学生，掩盖了他们的血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射杀学生、市民的地点示意图。
图片来自六四纪念网站64memo.com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大陆众多的八零、九零、零零后而言，中国的年历没有一九八九这一年，中国的日历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我们是八九民运的失败者、六四镇压的受难者，我们也是八九六四谎言重复千次就成为真相的见证者。我祈祷这些谎言不会成为指控八九民运不和平、游行学生非理性、抗暴市民是暴徒的依据。
待续（八九六四我的反躬：破界开窗，兆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