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為真相做牛馬，直憑良心真國士
——紀念中國報人程凱
（後附與程凱最後的通信）
北明
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要重。——索爾仁尼琴
程凯先生在新舊大陸的兩種媒體中摸爬滾打，總共半个多世纪，前半段在故国，從見習記者做起，經《羊城晚报》、《人民日报》一直做到《海南日报》老总；後半段，因八九六四后当局整肃，被迫逃離中國，在《自由亚洲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任特约记者，以自己深厚的新闻素养和對中國事務的敏銳洞見，持續向中國和世界輸送被屏蔽的信息。他是繼劉賓雁、馬雲龍之後又一位為中國新聞自由開路的猛將，他是美国左翼「觉醒运动」浊浪中坚守常识的勇士。
職業道德：服膺事實
程凱在中共媒體二十五年的工作經歷中，最有價值的是報導並見證上個世紀1980年代被人們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十年。如果說程凱報導改革開放是順勢撐帆，秉筆寫實，那麼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他則是頂風逆流，在絕對的禁區中傳遞真相。
那時，他已是獨當一面的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早在學運初期的四月間，他就把定性學運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從頭版頭條，一舉撤到了第四版。報紙的排版方式是一種無聲的語言：佔據顯著位置的頭版頭條，加上通欄套色的醒目標題，表示文章乃是最高級別，反之則作反向解讀。「四•二六社論」的標題斬釘截鐵：「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文章由新華社發來，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通稿，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指示，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各類報紙，只有《海南日報》一家竟敢把社論做淡化處理。程凱當時就明白，他「把天桶了一個窟窿」。
次日，程凱奉命列席省常委會議，參加學習那篇社論。在會議室門口，已經看見被他撤到第四版的那篇社論，赫然出現在每一位常委手中。所有常委都盯著他，眼神怪異。更詭異的是，會議上，常委們輪番表態，擁護社論，卻沒有人質疑該社論如此重要，卻為何被放到了第四版。會後本該接受發落，但省委書記許士傑居然沒找他談話。他在門口碰到省長梁湘，梁湘看著他欲言又止，終於啥也沒說。——被程凱一捅到天的窟窿裡，那把殺生之劍依然懸空而垂。程凱清醒地意識到，地下引力和上蒼天意正在較勁，那把劍隨時可能劈頭而下。
程凱並非傻大膽，學習社論那天在省常委會議室，他如芒在背，从门口到自己座位之间五六米的距離，他感覺自己走了五六十公裡。情感不服從意志，他真的忌憚後果。但是他自忖，「中國改革派大勢已去，天安門學生運動將陷入腥風血雨中 」,「我別無選擇，我只能堅守自己的良知，……我不能跟著這個黨走向邪惡。」站在那把懸空之劍下面，他的決定不是明哲保身，是最後一搏：
我目前手中掌握的《海南日報》，我決心讓自己獲得一點新聞自由，儘管自由是短暫而有限的。並且將會付出慘重代價，但卻是中國的媒體人自1949年以來從未享有過，足以讓自己的新聞工作生涯，讓《海南日報》的歷史，在1980年代黃金十年死亡前夕，寫下最後的輝煌一頁。
論語有言，「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也」。用中共海南省委的說法是，程凱從此「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在六四屠殺之前，5月19日，北京黨政軍幹部召開了統一思想的大會，「程凱同志仍然通過版面編排，運用版面語言，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情緒，製造了錯誤的輿論導向」。
——這是八九六四後當局對程凱的調查報告，程凱嚴重地犯規了：
5月20日，他力排非議，排發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兩帧照片；
22日，他以匈牙利面臨潛在動盪的信息和「應該不准任何力量利用軍隊來解決內政問題」的副標題做花邊新聞，暗指北京實行軍隊戒嚴違背民意；
23日，版面突出人大委員長萬裡保護青年愛國熱情的說法，突出《人民萬歲》的新聞特寫，卻把海南省關於擁護中央制止動亂的表態稿，放在上述兩稿的左下角；
是日起，他還主持發布實時編輯部撰寫的述評文章，論述《當今世界三大趨勢》，首篇標題就是《專制衰敗，民主勃興》，闡述從拉美到東歐的民主趨勢，分別介紹波蘭團結工會推動改革、匈牙利嘗試「多黨制」、蘇聯倡導社會主義輿論多元化和民主選舉。等於首次把中國天安門民主運動放在全球民主化的大趨勢中，在新聞封鎖的大牆裡，這是先見之明，金石之聲。而程凱的厚積薄發到此還沒終止。
24日，他主持排發了有爭議的兩幅照片，一副是海大師生高舉《趙紫陽，您好！》標語遊行，另一幅是《……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不夠力，還用了較大黑體字做標題，在報眼配發泰國總理邀趙紫陽訪泰的消息。
6月4日，八九學運被鎮壓，新華社發出解放軍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電訊，卻掩蓋了屠殺行徑，編輯們知道北京流血了，把當天海口發生的一場導致死亡的、可報可不報的車禍消息排上了版面，與軍隊清場的消息相對，標題只有了一個字：「血」。
6月8日新華社電訊：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謊稱清場只死了二十三人，《海南日報》不得不登，但是編輯從廢稿堆中找見另一則兩天前廢棄的電訊，巧妙編排，同時見報，這篇廢紙堆中的稿件標題是《國家統計局長指出：對謊報數字者要繩之以法》。
一家黨報報紙辦成這樣，中央監察部後來對《海南日報》的評價是「即使高自聯來辦也不過如此。」
自由帶著鐐銬鏗鏘起舞，真相在謊言叢林中披荊斬棘。中國新聞環境中的老百姓，讀報水平是博導級別的。5月19號開始，《海南日報》發行量直線走高，海口市各報亭清晨排起了搶購長龍，報社接到無數索報電話，報紙進入黑市，在高價基礎上持續上漲五倍。程凱幾次下令增加印數，兩萬、三萬、五萬，依然不能滿足讀者需求量。
1989年的中國報紙有過三天「開禁」。起因是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書面談話，肯定學生愛國熱情，表明當局不會秋後算賬。一時間，全國報紙沸騰，全面報導各大城市各界民眾上街聲援北京的情況，各家報紙還頭版刊登廣場學生絕食抗議、醫療機構救助、市民送藥送水、各地聲援的消息。炸鍋開禁！這一現象持續72小時後，在勒令中戛然而止，史稱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海南日報》的越雷池行動，早於這三天，始自淡化處理「四•二六社論」，持續時間將近四十天，一直堅持到運動被鎮壓的六月四日，以「血」字警示民眾北京流血；再堅持到六月八日，以「對謊報數字者要繩之以法」的另類文章揭露官方關於沒有屠殺的謊言。
壯哉程凱，其非凡作為，使《海南日報》在1000多種當時各地官辦報紙中脫穎而出，創立了中國新聞界四九年以來抵抗言論禁忌的裡程碑。
程凱追尋真相不限於中國。移師美國後，地域的改變打開了他的眼界。本世紀以來，熱烈擁抱民主價值的絕大多數中國自由派知識人，依然以冷戰格局看待本世紀以來一系列歐美重大事件，並把這些事件塞進舊有的政治框架加以解讀，而這時的程凱已經完成了對世界新格局的認知革命：
自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解體，世界便重新分化組合，已不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陣營，也不再有東方、西方之分。
這是程凱對本世紀以來世界秩序的概括，這是他2022年7月發表的言論。
——自流亡自由世界後，作為一名特約記者和專欄撰稿人，程凱從中國本位向世界本位轉換、從區域性向全球性轉換，這種視野的擴展和立足點的提升，最終有利於對中國現象的認知和洞察。這當然經歷了一個過程。關鍵在於，這種轉變顯然不是「政治正確」教條的邏輯推演，而是基於他的現實感和觀察力。
程凱以事實為基礎，揭示出正在形成的政治光譜：
世界正逐漸形成以美國民主黨、歐洲激進政黨組成的與中共綏靖及勾兌的左派陣營，和以美國共和黨與普京領導的俄羅斯統一黨及各國保守主義政黨組成的堅持人類傳統價值觀的右派陣營。
石破天驚天。他繼續指出，新的秩序並未按照地理位置結盟，而是按照價值觀結盟。他指出：
……普京對共產主義毫不妥協，繼承和完成了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幾代蘇共黨人埋葬蘇共的事業，最後撲滅了蘇聯解體後試圖死灰復燃的俄羅斯共產黨；普京將東正教立為俄羅斯國教；他復興了蘇聯解體後一度休克的俄國經濟，使俄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完善和增強了俄國公民享有的免費醫療、教育、養老、低廉寬敞的住房和水電、最低工資保障等全民福利制度；普京是唯一公開譴責美國左派禍國害人的大國領袖；普京下令，向孩子傳播、教唆「變性」將被罰款或判刑，外國人將被驅逐出境；普京為俄羅斯國家與民族的生存阻止北約東進、為拯救烏克蘭境內瀕於種族滅絕的俄羅斯族同胞，不惜獨自與40多個國家對峙，他不愧為真男兒。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要求實現民主轉型，加入世界民主陣營，遭美國和歐洲左派拒絕；特朗普執政試圖改善美俄關系以應對中國而遭民主黨捏造「通俄門」事件陷害阻撓，拜登執政則迫使俄羅斯與中國結盟。曾誕生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索爾仁尼琴、柴可夫斯基、門捷列夫的屬東斯拉夫種族的俄羅斯人，被盎格魯-撒克遜、高盧、日耳曼人視為「肚子裡裝著一個韃靼」的劣等民族，在二戰期間其國家有與德國納粹結盟不光彩歷史的挪威、瑞典、芬蘭人，如今也自視高俄羅斯人一等。北約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和華沙條約解體後本應解散，特朗普執政後曾要求北約改革不然就解散，其保留至今，就是左派陣營為了對俄羅斯保持軍事威懾並養活一大群靠北約軍費生活的軍事將領及軍火商。《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在《這場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和北約並不無辜》一文寫道：「在我看來，有兩根給這場火添柴的巨大木頭。第一根是美國考慮欠周的決定，即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做出的擴大北約的決定。」目前，美國拜登政府與北約、歐盟等利用烏克蘭對普京的戰爭，與美國民主黨國會對特朗普聽證會式的審判，都是左派陣營對右派領袖必欲置之於死地的圍剿。
放眼最近的未來，他寫道：「普京和特朗普在圍剿中或許失敗或許死亡，也是悲壯的失敗，永生的死亡。」
關於烏克蘭，程凱的見解是：
……二戰期間，烏克蘭民族武裝配合德國入侵蘇聯與蘇軍作戰，烏克蘭30多年前獨立後，搗毀了境內所有二戰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牆、紀念碑、紀念雕像。很多人以為烏克蘭是在2014年以後才有新納粹，實際上烏克蘭自尤先科出任總統以來，除去短暫的亞努科維奇時期，官方一直給二戰德國納粹合作者班德拉翻案。2010年，尤先科簽署命令授予班德拉「烏克蘭英雄」稱號，這是烏克蘭政府在國家層面肯定納粹。2014年廣場革命以後，烏克蘭當局對班德拉的吹捧美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6年，烏當局重塑其武裝部隊，要軍人認班德拉為宗師。獨立後的烏克蘭，把當年蘇聯在烏克蘭制造的大批先進武器，包括瓦良格號航母、蘇凱35殲擊機，低價賣給中國，把制造這些武器的數千張圖紙無償贈予中國，使得中國的軍備與軍事技術一下子提高了20年。獨立後的烏克蘭，歷任總統都是把國家資產據為己有的巨貪，美國總統拜登之子亨特和拜登本人攪進烏克蘭權貴貪腐的渾水中；拜登不顧美國民生艱困花巨額納稅人的錢支持烏克蘭，令人懷疑他有不讓亨特和自己與烏克蘭權貴的貓膩落入普京之手的目的。近些年烏克蘭要求加入北約，蓄意引北約東進，逼近俄羅斯家門口，普京不得不出手。……
「知道得越少，相信得越多」，這句名言是針對主流媒體的灌輸而言的。我在美國做職業記者近四分之一世紀，對各類信息有職業性的嗅覺，對輿論環境的質量有近乎本能的體察，對重大問題和公共定見，哪怕主流洶湧的結論，也不敢從眾而寧肯獨立調查、深入追究，再谨慎確認。關於程凱所議上述話題，我可以補充更多資訊和事實，大都政治不正確。我不完全贊同他此議中的全部結論，我也不會在這篇紀念文章中對程凱這些見解做是非判斷，我想指出的是，程凱的論述方式顯而易見基於他所看到的相關信息。假使能夠確認這些信息屬實，就難以駁倒他關於「普京和川普是當今世界保守主義陣營的領袖」和「烏克蘭是歐洲最邪惡的國家」的結論。反之，若要推倒這個結論，需要證偽他指出的這些信息，並提出相反的真实的信息。
「覺醒運動」導致的「政治正確」，帶來新聞界對社會現象的選擇性失明，他們甚至對各種信息進行改寫，如美化浪跡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掩蓋嚴格控搶導致槍擊案增加的事實、把黑人貧困歸咎於種族主義、掩蓋黑人高犯罪率、降低男同性戀和黑人以及西班牙裔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醜化企業家等。這種現象已不新鮮，美國國寶級黑人學者湯瑪斯•索威爾甚至寫了一本專著，其中舉證大量被遮蓋、忽略、失明或被扭曲的事實，反省知識人的社會責任。凡此種種，約瑟夫•熊彼得總結說，「一個人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謊」；托馬斯•索威爾客氣些，他說：「當一個故事符合構想時，媒體人並不總是能夠發現檢驗其是否也符合事實的必要性。」所以，他們其實用不著撒謊，只要過濾掉他們不喜歡的事實就行。這種對「理想主義」也就是心中定論的捍衛，導致「電視屏幕上所播映的經過過濾的信息，塑造出我們當今時代的模樣」。
然而真相才是我們時代的真實模樣。真相是抵達任何目的地的唯一途徑。真相也是其他價值（或原則）生成的土壤。追求真相，在我們的時代乃是最高道德，指出這一原則的古今大學者不在少數，踐行這一最高道德的知識人和記者，也並未因「政治正確」大行其道而完全消失。近十幾年來，隨著「政治正確」的逐步深化，美歐世界湧現出一些忠於事實的知識人，如職業記者塔克•卡爾森、廣播專家丹尼斯•普裡格、胡佛研究所學者維克特•漢森、耶魯法學教授傑德•魯賓菲爾德、俄羅斯出生的電腦工程師和博客萊克斯•弗裡德曼、前澳大利亞副總理約翰•安德森、英國記者和作家皮爾斯•摩根、聯合國前武器檢查官斯哥特•萊特、「真理部項目」創始人詹姆斯•奧基夫、加拿大腫瘤醫生威廉姆•馬凱斯等等。他們都意識到自己並非全知全能，都因此「想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想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想要辨別真相和謊言」（塔克語，引自「未經審查的皮爾斯•摩根」2025年1月29日），都因此自願承擔起調查事實，探索真相的責任，他們的工作平衡著「覺醒主義」和「政治正確」一邊倒的輿論環境。流亡美國的程凱本質上屬於這個行列。
美國是程凱的避難地和理想國，來自奴役之地，落腳自由之邦，他比任何本地人都清楚美國的正統價值，都希望這座世界自由燈塔長明不滅，都有動機，美好的動機，為維持這個「理想」而過濾不利信息。但是他拒絕為捍衛理想而昧於事實，他拒絕把理想當作教條來信奉，他拒絕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而放棄追查真相。從本土到流亡，從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到2020年總統大選再到2022年烏俄戰爭，從黨報總編到自由媒體特約記者、撰稿人或自由撰稿人，他的一些反主流的觀點，其立論建立在他看到的事實真相基礎上。這些事實，主流媒體大都諱莫如深。他的結論未必準確，但是他和當代那些探尋真相的人們一樣，一直走在從蘇格拉底到索爾仁尼琴這類求真相、說真話的往聖先賢的道路上。
人格衿式：勇敢持定
在極權國家，真相往往與「正確」背道而馳；在自由社會的一些特殊時期，真相與某些「正確」也並不總是一致。而「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說真話是一種革命行為。」之所以說真話成為一種革命行為，是因為「老大哥時刻盯着你」（奧威爾語）。無論面對謊言的橫行霸道，還是面對被欽定為唯一標準的「政治正確」，要把追尋真相這個最高道德行為進行到底，需要勇氣。勇氣是求真的保證，是敢於政治不正確而犯眾怒的力量。程凱的勇氣不同凡響。
回首大陸，他主持的《海南日報》對1989年北京學運的報導，是在刀叢中起舞，有五步濺血之虞。報紙既要傳達真相，又要防止冒進而自殺；既要表達民意，又要刊登新華社電訊，程凱為此壓力山大，他說：「我不是賭徒。整個89民運期間，我所主持的《海南日報》，所有版面，都是經過審時度勢後安排的。」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在等候頭上把利劍落下。焦慮加上操勞，僅四十天，他的心臟、腸胃兩疾就加劇了。
5月27號，海南省委見高層改革派大勢已去，召開大會，明確表態，支持北京戒嚴、譴責趙紫陽，宣布了程凱的錯誤、譴責他帶領《海南日報》背離省委領導。程凱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 30號，趁還在職，他召集報社編輯記者會，確認該報目前方向，表態日後無論發生什麼，自己絕不後悔。至於總結經驗教訓，他公然聲明：「還是等待歷史裁決吧。」
大丈夫計利要計天下利，真君子求名當求萬古名，程凱頂風而上，勇氣還不止於此。海南省委下發正式文件：程凱被責令停職檢查「動亂」期間的嚴重錯誤，報社被派駐檢查工作組。利劍終於落下，程凱沒有躲閃，反而包攬全部責任。他直接告訴單獨召見他的省委書記許士傑：他接受省委的審查，《海南日報》在八九六四期間所作所為和所發生的一切及其後果，責任全部他一人承擔，與報社其他人，包括處理版面的編輯和採訪記者均無關。為了確保部下同仁安全，他還說，與省委也無關。程凱回憶說，這是他與省委書記之間的一場交易：如果許書記和省委不保證不追查報社任何其他人，那麼程凱就會把責任推到許書記身上，「滅頂之災就立刻會降臨到他頭上」。這位海南省委書記爽快地答應了程凱的要求。而程凱在後來的審查中只談自己，不涉他人。就這樣，在追查和清算降臨的時候，程凱鐵肩擔道義，扛住那把利劍，保護了自己手下全體同仁。在全國整頓的恐怖中，這份報紙「所有編輯、記者照常工作」，不僅免遭處罰，「幾位參與處理版面的編輯後來還得到升。
六月四日以後，大搜捕行動在全面展開，中國一片蕭殺之氣。各地機關廠礦單位學校整肅開始了，人人過關，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成了重災區。程凱拒絕同仁、友人出國避難的勸告。當時他已病倒住院，竭力抑制紛亂的思緒，只盼早日康復，以便承受劫難。
7月中旬，程凱被勒令出院接受審查，在海南省兩位處長「陪同」下，從深圳醫院回到海口。其時，省委書記省許士傑和省長梁湘已被中央專機送抵北京，書記許士傑揭發省長梁湘，將《海南日報》問題推脫乾淨。結果是，書記返回崗位繼續任職，省長就地關押京郊西山，飽受折磨三個月後，押回海南繼續關押。程凱的問題隨之升級，審問機構是中央監察部和中紀委，審問者是監察部長蔚健行和中紀委華南組組長張氏。程凱被要求揭發省長梁湘。對程凱來說，這是逃避責任而自保的良機，但是程凱拒絕落井下石。他直接告訴逼問他的監察部長蔚健行：「梁湘是個好幹部，我沒有什麼要揭發的。」再問還是那一句：「如果你們一定要我揭發，我只能說他的好話。」
他同時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聲稱自己「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黨性原則和人民原則辦報的」，「看不出自己有什麼錯。」蔚健行警告程凱：你這樣頑抗要「想想自己的後果」。程凱不受威脅，把這番奉勸還贈了回去，而且還贈得有力、有理、有底蘊，他說：「蔚部長，我倒想奉勸你幾句話：你曾經是胡耀邦時代的組織部長，為平反冤、假、錯案做過許多工作。你應該珍惜自己，不要製造新的冤、假、錯案。」
七寸之痛。蔚健行聞言怒而拍案，程凱見狀起身拂袖而去。
沒走成，被中紀委組長拉了回來。
此番對峙後果嚴重，當晚程凱被責令端正態度、深刻檢查，有事外出須經批准。10月下旬，程凱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繼續受審。12月底，程凱被取消重新登記資格。清除出黨。蔚健行先生則後來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位升降、前途反差之別，反而提升了程凱的榮譽感，他回憶說，「我為我能怒懟這樣一位大人物而感到榮幸。」
流亡美國，程凱觀察感受現實、憑事實針對美國現象和國際事務發言，也遭遇了迫害的企圖。「政治正確」是一種教條，在中國，它是權力集團意識形態的教條，在美國，是左翼知識分子自我聖化的產品，關於後者，索威爾在其《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有詳盡而清晰的描述。這些年，這種「聖化」更演進為「覺醒主義」（Wokenism）教條及其運動。有論者認為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翻版，更多人認為它是上個世紀強調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的沿襲，帶有斯大林、毛澤東或雅各賓派色彩。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維克特·漢森指出，無論這種主義從何演化而來，它是一種「殘酷而危險的邪教教條」，其自然邏輯是摧毀所有男女、種族，甚至所有年齡段的人的生活，行使一種原本行不通的意識形態議程。它通過媒體煽動對川普的仇恨，或美化拜登帶來的災難，撕裂社會人群為敵友。漢森指出，覺醒運動源自幼稚，或烏托邦幻想，或蓄意的卑鄙，導致美國眾多人群受害。美國左翼精英製造了一個奧威爾式的世界。漢森提供的近距離的、具體的圖景，實非遠觀可以感受，更不是只要堅持「美國例外論」觀點就可以辨析的。
「覺醒主義」作為一種種族主義或性別主義的意識形態，近年來逐步佔領了學界、教育界、行政界、金融界、科技界，在決策者的推動下，一度成為「政治正確」，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個追求「正確」的世界，任何人若在重大問題上持反主流觀點，將會聲名狼藉，成為「國家公敵」、「人民公敵」甚至「世界公敵」，重者還會遭到司法處罰。這些年美國各界諸多異議人士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本文前述提及的那些逆主流觀點而行的有影響的美國人中，很多都有類似的遭遇，其中一些至今在公眾領域被主流輿論所黑。在一種從眾的世俗潮流裡，在追求「正確」的社會，做一個真相的探索者和傳播者，必須具備敢為天下先、不懼千夫指的勇氣。
程凱追索真相，按照核實過的信息說話行事的勇氣伴隨他一生。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1989年那個特殊時期，他承受打壓而堅持傳播真相的勇氣。這無疑是他的職業道德和性格特色。流亡海外，他的這一優勢沒有改變。面對自己熱愛的偉大國家近年來出現的另一種的現實，一種被主流媒體掩蓋、被DEI（多元、平等、包容）口號包裝的異象，他依然以事實發言。這無疑冒被審查和迫害的風險，美國諸多有影響的異議人士的遭遇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程凱果然遭遇了剝奪其發言權的企圖。
弔詭的是，這種企圖以告密為手段，要求程凱所在機構把他開除。據悉，告密者不止一個，均是反共鬥士，全部來自以告密整人聲名狼藉的極權國度。這些出離中共政權，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要以思想治罪，以言論整人，其理由冠冕堂皇，一如文革時代之正義潮流浩浩蕩盪，其做法齷齪猥瑣，無論動機和手段都經不起燭照。對錯不論，觀點各異是人類認知常態、言論自由是社會基本價值，程凱針對「美麗新世界」發表的非主流言論，竟遭到來自「動物莊園」的暗中詆毀，中國追求民主的人士連蒙昧都要差一個時代，展示了“我國”民運的最低水平，令人十分抱赧。可告慰者，告密者失道寡助，無論如何自圓其場，終究人心盡失。事情傳出後，各界華人如獨立學者吳祚來、民運活動家盛雪、企業家王安娜等多人為言論自由仗義執言，為程凱公開鳴不平。
程凱從未期待自己的觀點一呼百應，他只是瞄準真相，躬行直道。回望前半生，在中共治下的強力整肅和淒涼心境中，他就在孤燈寒潮裡，抄下陳繼儒「任庭前花開花落，看天上雲卷雲舒」那副名聯，置放案頭，勉勵自己寵辱不驚。他抵抗虛假、拒絕從眾、堅持實事、不受成見綁架、不懼政治打壓的勇氣，早已把昔日的逆境打磨成了他一生的光榮。被告密之後的2025年1月6日，程凱已然病危，他將惹禍的觀察和觀點，以舊文形式重發，說明他忠於真相，初心不改。而那自命追求「民主」，實則想要「主民」的冷槍暗箭，作為中國文革期間「群眾鬥群眾」的不名譽手段，只能以其蒙昧歷史的陰暗，襯托程凱的光榮。
脫胎換骨，窮而後工
真正傷到程凱的是中國共產黨。
八九後，為防止學運再度發生，中央召開全國青年工作會議。江澤民接見出席會議的各省代表。在聽取海南省團委書記工作匯報時，江突然打斷匯報，問道：《海南日報》五•一九後還公然刊登趙紫陽的照片，問題嚴重，處理了沒有？此一問，立即傳到海南省委，省委火速開會，決定加碼處理程凱問題，許士傑批示：徹查、嚴處、向中央報告。
1990年春節後，程凱突然接到海南高層友人的電話，將上述情況通報程凱，並說，省委很快要派人押解程凱回海南，友人勸他當機立斷，自我流放：「你還有什麼留戀呢？快走吧。」說完電話就掛斷了。
深邃的寂靜中，程凱耳鳴一片。
這不是第一次朋友們勸他出走。不過這次消息來自上層知情人，是冒險的密報。程凱的問題已經升級，他再度努力遙望前景，發現的最可能是逮捕、勞改，以及五指山深處與世隔絕的死亡。走投無路了，程凱回憶說，他終於踏上流亡征途，「開始了當年任何一位共產黨官員都不曾有過的人生旅程」。
是的，「共產黨官員」，這是程凱對自己當年身份的定義。
程凱不在乎官職，在乎黨否。不為別的，這是他的信仰。他信仰共產主義，這個主義，在他多年前的理解中，是為人民服務的，正大光明一如天上日月。受審時，他告訴蔚健行他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黨性原則和人民原則辦報的」，他說的是心裡話。
中共建政那年，程凱三歲，髫年紅領巾、弱冠共青團、成年共產黨，直到不惑之年，他每一步都精準走在紅色路線上。他承認，那時的他「離開了共產黨等同於失掉生命。」
六四後中共黨員都必須必須重新登記，不許登記的等於開除出黨。程凱作為報社總編輯，同時兼任報社黨委書記。他被清除出黨即刻失魂落魄，不能自己。他找到報社代理書記申訴，要求就他登記問題重新表決，他要投自己一票，以便重新登記的票數過半。申訴無效，他被告知，把他清除出黨是省委的決定，報社支部投票不過是走個過場。
這一天是程凱一生中最難熬的一天。他那門庭若市的廳房清冷寂寥，不再有人探望，甚至不再有人給他打個電話。寒冷，孤獨，絕望，那時「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會感到敞亮和溫暖。」沒有。那種絕望，大概如同一個浴血奮戰的軍人回到家裡，發現自己心愛的女人拋棄了自己，走前還狠狠踹了自己一腳。整整一天程凱不知所終。傍晚，電話突然響起——是他的母親。他被撤職的消息從新華社傳出，出現在當地《羊城晚報》的頭版，母親見報擔心兒子挺不過去。果然，程凱在電話裡涉及了「活下去」的話題。媽媽告訴他，他沒做錯，無論什麼時候媽媽都與他站在一起。八九六四殫精竭慮，程凱沒有掉過淚，這時他掉了淚，他用顫抖的手握緊聽筒，告訴母親：只要有媽媽和他在一起，他就會堅強地活下去。
置程凱於死地的是那個黨，祛魅解惑，讓他從絕地中重生的，還是那個黨。
北京六四的槍聲擊碎了程凱前半生的幾乎一切：對黨的忠誠、對解放軍的崇敬、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祖國前途的憧憬、對黨中央的期望。停職之後，他趕到深圳，以便收看域外香港的電視。血淋淋的場面證實著一個極為殘酷的事實：人民的黨和人民的軍隊槍殺人民。他曾經原諒了中共歷史上几乎一切罪過，包括反右迫害幾十萬知識人、「大躍進」餓死幾千萬國人、文革十年浩劫。這一次，坦克開上大街，衝鋒槍屠殺人民，豈能再原諒！天安門廣場自由女神被推到之時，偉大的黨也轟然倒下，程凱的良知讓他明白一個簡單事實：中共是法西斯黨。從那時起，徹底走出黨錮，只是時間問題。從1989年6月4日北京屠殺到12月被開除出黨，程凱經歷了身心靈的蛻變，這並不輕鬆，後來回首，他意識到：「離開中共體制，獲得嶄新的自我，是多麼的不容易。」
他恨自己明白得太遲，幻滅來得太晚。他後悔為接受審查早早就離開了《海南日報》：
「再堅持幾天不好嗎？我一定會拼死為北京的血腥屠城寫最後一篇社論，然後把筆擲向蒼天」。
「生命死亡，人生勝利」
程凱是我在<自由亞洲>二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多年的同仁，我還是他探索中國政治文明、還原民國歷史、存亡繼絕的同道。
2019年9月，我到胡佛研究所查閱李銳日記，工作之餘去探望程凱。餐桌上，他打開了心匣子，從國事到人事，從歷史到現實，從李銳日記到李銳家事、從友人到敵人，從中國到美國，從健康到工作，從悲心、傷感以致出離憤怒的個人經歷到物是人非、時過境遷的回憶，無話不談。我在那幾個小時走進了他的心靈。
論世，中國的政治啟蒙在知識界早已完成，因此志同道合易；知人，中國的道德價值破產、文明復興遙不可及，故君子良朋難。在滿世界政治正確、反共及其活動成為個人名利場的世界，志同道合者與會皆是，君子良朋則大音希聲，可遇不可求。程凱是我的良朋益友，也是授業解惑的老師。他曾經為我開智：「你除了與鄭義逃亡海外所經歷的苦難外，在面對人性善惡方面沒有多少遭遇和磨礪，因此不具備這方面堅強的心智。」誠哉斯言，我只有繼續修煉。
2024年12月2日，我和鄭義突然收到程凱一封信：「就罹患血癌事告知鄭義北明兄」。程凱在信中說：他八月被確診血癌，生命只剩十二個月。大約明年（2025年）八月，他可能告別人世。他說，「我對死亡並無恐懼；我的人生對得起天地良心。並無遺憾。」他說他離世後「會去尋找賓雁、王康，與他們喝酒飲茶，講述天上人間的見聞」。
劉賓雁是我們共同的友人，程凱曾經兩次告訴我，當年是劉賓雁推薦他去了《人民日報》，後來又是劉賓雁推薦他去了《海南日報》。程凱不僅感念賓雁的舉薦，尤其欽佩賓雁的人格和他為民請命的寫作。流亡後，終於有機會再見賓雁，他知道賓雁忙，打定主意飛到新澤西，進屋只給賓雁叩一頭，表示感謝，然後就走。他果然就這樣了卻了自己心願。說起此事，程凱眼裡透著孩子般真摯。——該有多麼深厚的敬意和純正的情感，才會坐飛機橫穿美國，搭出租來到普林斯頓，進門到家，只為一個長叩首，表達一個謝意！程凱對王康的敬意也體現他的誠懇真摯，他看過王康主持的千米巨卷《浩氣長流》，了解王康在大陸帶領一眾人馬還原民國抗戰史的壯舉，他也是王康和鄭義共同召集的「劉賓雁良知獎評選委員會」的評委之一，在歷年評選活動中合作無間。2019年12月，我與鄭義和一平、程凱相約，分別從維州、紐約上州和加州三地，飛到王康當時的治療地去為王康過生日。程凱年歲最高，道途最長，腿已患疾，只為欽佩王康襟抱和擔當，橫貫美國大陸，飛去了休士頓。
在海外各界精英中，程凱是出道最早的VIP之一。他從不炫耀，甚至也不提及。他的舊雨部下因在牆內，鴉雀無聲；海外更無人知道他八九那年為中國新聞自由事業豎起的那座裡程碑。關於八九那年的中國新聞狀況，人們只知有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不知有海南的《海南日報》；前者地處信息中心，八十年代順改革之風，長期倡導言論自由，聲譽遠播；後者地處偏遠，八九期間逆流踐行新聞自由理念，獨樹一幟，卻被廣泛忽略。在海外，程凱像後進青年一樣，在專業媒體甘當一方地域的特約記者，從業兢兢業業；在工餘投入公義事業甘當助手，無償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經驗。他也用自己的誠懇、熱情和謙卑，填充一些他人的自命不凡空白。程凱不求聞達，不慕虛榮，懷公德而不喻，如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限到來之前，他正式告知鄭義和我這個噩訊，又說：他正在撰寫回憶錄，爭取在離世前完稿，「我會將回憶錄的內容講述給賓雁、王康聽，那都是有趣的人間話題。」他生前只管膺服二位對中國的貢獻，忘記了自己的壯舉，死前才想起要跟兩位做個交代。
程凱在來函中又說：「我本不想寫這封電郵。但是又一想，不該瞞著我的摯友。只希望二位將我面對的死亡，看作發生在一位老朋友身上的普通人生故事，有此便足矣。」最後，他說：「請二位不必安慰我，也無需回復我的電郵。」
——幽明契闊，生死關頭，寫得風輕雲淡。讀之驚魂，思之心痛。八月確診，命在一年，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一。程凱兄！這樣瀟灑的姿態你怎麼練就的？你的人生經歷風雨蒼蒼，你體味世態海山茫茫，你依舊磊落光明，率性真摯。你這一生可為孟子那句名言做註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想這是你面對死亡坦蕩從容的理由。
告知罹患血癌的次日，程凱寄來了他正在撰寫的回憶錄的第一部分，《我的1980年代》。他說，「計劃中這部回憶錄共四部分，已寫完一半以上。不知明年八月前能否全部寫完。」他寫到：「目前我正在與生命賽跑，有信心贏得這場比賽。」
在很快回復了我和鄭義分別給他的復信（後詳）之後，2025年1月6日，我收到程凱群發的兩年前的檄文一篇，題目是《1月6日之惑》。我就文章內容做了認真的回復。1月21日我問他：「我可以把你的文章發給幾個朋友嗎？」
「好」，他回答。
這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後一句話，一個「好」字。五天之後，他就去了。
此前的1月13日，從下午3點半到傍晚7點過，程凱一連給我打了6次電話，他很少打電話，一定有事！可是我該死的手機沒響鈴。我為時已晚地發現後，立即給他打回去。電話裡，他平靜地告訴我：化療失敗，已經停止，癌細胞有了抗體，他血項指數太低，隨時可能死亡。電話裡，他的聲音依然洪亮。而且鎮定。——這是不是他特有的風格？他就不能嘆息一次嗎？當年在最艱難的時刻寬慰他的母親已經先他而去了。他曾經幾次申請簽證，希望回去探母，不得批准。這世上盡可有人使他流汗、流血、流亡，再也沒有人能夠使他流淚了。程凱電話裡說，他決定試試另類療法，朋友正在幫他訂購相關藥物。我全力贊同並竭誠鼓勵，心中暗自擔心這一決定為時已晚。
放下電話，遠望西岸，在洛杉磯大火持續飄散的濃煙裡，我看見程凱抱病臥床，一邊等待新的藥物，一邊念著他筆墨未斷的回憶錄。我旋即與鄭義商定，把探望他的時間提前到三月開春。沒想到還是太遲了。
最後一封正式的信函，程凱標註為「生命死亡人生勝利」。他寫道：
「鄭義、北明吾兄，謝謝二位讀了我的回憶第一部分。對二位的謬讚實在不敢當，但我欣然接受二位對我的鼓勵和支持。」
信中程凱再次提到死亡，態度是英雄般的超邁，針對當時台灣作家瓊瑤自裁之死，他說，他敬佩瓊瑤面對死亡的勇氣，但他不會採取那樣的死亡方式：「我會與死亡抗爭到底，直到最後失敗。」
接著，他敲下了此信最後一行字，這行字，是他對自己人生的總結：
我認為，（與死亡抗爭）失敗之日，便是我人生勝利之時。
只有真正生活過的人，痛自鞭策而拔乎流俗的人，以一己天良擔當歷史責任的人，超越物質而擁有精神維度的人，才會在生命的盡頭如此篤定、出此豪言，才有資格轉敗為勝，向生而死，化腐朽為神奇，實現短暫生命的永恆意義。
拂吠聲百犬， 寧為真相做牛馬； 歷家國滄桑，直憑良心真國士。
程凱吾兄千古。
北明
記於202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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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程凱與鄭義、北明的部分最後的往來信函：
程凱“就罹患血癌事告知郑义北明兄＂
郑义、北明吾兄：
今年八月，我被确诊罹患英文缩写为CMML的白血病。医生说：这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血癌，目前尚无治愈的先例。我的生命只剩下十二个月，最长的存活年限为三年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明年八月，我就有可能告别人世了。
我对死亡并无恐惧；我的人生对得起天地良心，并无遗憾。离世后，我会去寻找宾雁、王康，与他们喝酒饮茶，讲述天上人间的见闻。
我正在撰写我的回忆录，争取在离世前完稿。我会将回忆录所写的内容讲述给宾雁、王康听，那都是有趣的人间话题。
我本不想写这封电邮。但又一想，不该瞒着我的挚友。只希望二位将我面对的死亡，看做发生在一位老朋友身上的普通人生故事，有此便足矣。故请二位不必安慰我，也无须回复我的电邮。
程凯 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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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凱“我的1980年代（第一部分）”
郑义、北明：
现将我正在撰写的回忆录第一部分发给二位一阅。计划中这部回忆录共四部分，已写完一半以上，不知明年八月前能否全部写完。目前我正在与生命赛跑，我有信心能赢得这场比赛。
程凯 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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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義回复程凱
程凯吾兄：
接信大惊，心情无比沉重。遵嘱不安慰你。不需要安慰，你的一生对得起良心、亲人、朋友，尤其对得起中国。
人固有一死，所不同者在于意义。对于有信仰者，达到真理与灵魂的自由就足够了。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实在不值得贪念。
我给自己定下的，就是死得从容。古人云“临难不苟”，临死也是一样的。你我可以约定：面对死亡绝不慌乱。该做什麽做什麽，惟有喜悦。
你自传八九一段已拜读。真实感人，是可以留诸后世的信史。为国家民族，你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得到了敬重与荣耀。
在世俗看来，我们都是失败者。这不重要。在上帝眼中，我们是成功者。在救赎之路上，我们走得最顺利。
诚如你言，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与今日相比，尤其明显。你的书不是写给当今之世的，而是为隔代子孙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你说你在跟死亡赛跑赛跑，我何尝不是。《圣经》说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每天都在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种写作，不要追求周全。我89年在逃亡中写精神自传文不加点，一个多月完成。因为死亡与牢狱在威胁。后来再读，感觉仍然不错。遗言式的写作有紧迫感，也以肺腑之言留下感动。若再有时间，尚可补充细节和资料。
命运不在我们自己手里。但我们可以抗争。如约伯，上帝终究是喜悦的。
命运也不在医生手里。我们信靠主，因为主是无所不能的。世上是有奇迹的，若规律主宰一切，那么还有自由吗？耶稣救治病人，总说“你的信救了你”。我坚定不移地相信。
最美好的兄弟般的祝愿！
主必赐福予你！
郑义 2024年12月3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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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回复程凱
程凯大哥，
刚把回忆看完，几度落泪。不仅是写得好，是八十年代这段人生道路脚踏实地走得正派，磊落，坦荡，光明。而且人性化。人性化特别感人：面对奴役和整肃，不是没有恐惧和担忧，不是没有压力和怯懦，可是每到最后时刻，在叉路口，您都遵循良知，选择了艰难而正确的路。您从不夸耀这些独特的辉煌，不像海外反共政治正确环境下的那些图慕虚荣的肤浅之辈，为了光环罩住自己，以自己的老本做后盾，踩踏他人……。
一边读，一边想，我总寻求远方的榜样，索尔仁尼琴、梅德韦杰夫、布莱恩·麦基，还有美国诸多敢作敢为的保守主义记者、学者如塔克、喬丹·彼得森……。这两天，读您的回忆，我突然发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您是我八九后闯入新闻界的兄长，更是我身边的老师！这样的老师除了您，还有一位在大陆：12月2日，您发来不幸消息的那天，微信上友人传来人们纪念另一位老报人，马云龙八十诞辰的文章。他就是写刘宾雁传记的那一位，河南大河报总编辑。几年前他脑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文章说他返老还童了。我此刻突然意识到，你们都在官办报纸，却都在关键时刻坚持真相、事实、良知。——这些话听上去像大话空话，但却是以后半生遭整肃的代价一步步走过来的。如今您身患绝症，回首以往，何止不后悔，是值得自豪的！正如圣经上的那句话：那当跑的路我已跑过，当打的仗我已打过。您的文字也真好：简练、干净，朴实，一些要津着墨不多，却重若千斤。我能想象的老记者、大手笔就是这样的。
您的道路不是从众之路，这本回忆也不会公开畅销，还会因为它酣畅淋漓的行文而被禁，这是流亡者的命运。但是大浪淘沙之后，它一定是传诸后世的那一本。
您一定保重。也许抽个时间去探望您。
北明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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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回复程凱
程凱大哥，
把這信又看一遍，還是不覺要落淚……。謝謝你寫信告訴我們。
你的那些八九“罪狀”，是英勇光明而燦爛的人生寫照，是中國新聞界的高標，是您的榮耀。
謝謝您！我在這裡把《一剪梅》給您也唱了一遍。
北明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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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本文作者北明到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查閱李銳資料，工作之餘與RFA同事和知交程凱在舊金山一家餐館見面：酒逢知己千杯少。
2019年12月本文作者北明和鄭義、程凱、一平分別從維州、加州、紐約上州飛抵休士頓，為在那裡治療疾患的王康過生日。這是當年12月4日他們在當地海濱〈滋味成都〉餐館合影的截圖。左起依次：程凱、鄭義、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