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1日星期六

 2025-2026川普政府做了什么?

北明

北明在美国生活三十三年,历经五位总统、六届政府: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川普政府。一路观察下来,本届政府兑现承诺率最高,甚至没有承诺的也兑现了,为此打翻的饭碗也最多,引发的争议最大,招致的仇恨最甚。我把自己看到事实部分写出来,并做了一番解读或评价。这些解读基于我对相关资讯的博览以及对这些信息的背景调查,而这些评价,基于我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北明无意说服任何不同意见者,尤其是我珍视的朋友们。我们所处的资讯环境相当恶劣,信息和消息的碎片化、党派化、虚拟化、利益化、情绪化、口水化,化出了一个几乎不能沟通的时代,哪怕基本价值观相同的人之间也是如此。虽然,我还是把这些招人憎恨或厌恶的文字贴上来,抛个石片,打个水漂,权作对自己热爱的美国尽一份义务。

以下是内容提要。再后是正文。

●完全实现边境安全,恢复移民法治。
●史上最大规模减税,保护中产利益。
●揭露欺诈资金超过2600亿美金,治理腐败打击欺诈。
●削减1.6万亿美元浪费支出,为美国新生代设立投资账户。
●首创全美学校选择计划,资金下放家长追随学生,引入教育竞争机制。
●一百多年来最低暴力犯罪率。
●六十多年以来最大的处方药成本降幅。
●美国能源恢复主导地位。
●美国制造业回流。
●精简政府机构,扩大私营企业。
●终止挥霍纳税人钱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去除“多元、平等、包容”(DEI),挽救美国文明。
●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赛事,捍卫奥林比克精神。
●以科学为依据的食物金字塔,重建美国健康。
●贸易通道保障,摆脱对中共的依赖,确保自主权。
● 逆转对华贸易逆差总趋势,降幅超过31%。
●社会保障部工作效率翻新,创九十年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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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实现边境安全,恢复移民法治

上届政府开放国界,1000万次至1100万次的过境冲击(逮捕、拦截、遣返、重复入境),至少数百万人非法入境,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入境潮。这不仅是非法入境问题,随之入境的是团伙规模的跨国毒品走私,人蛇集团的人口走私和儿童走私等犯罪问题。恐怖分子的混入令人担忧,中国军队适龄青年大量入境并消失在人群中,尤其引起关注。拜登政府在后期迫于压力收紧庇护申请,采取打击团伙犯罪的措施,但是室内抓贼敌不过开门引贼。本届政府执政伊始,关闭边境大门,加强边境屏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源头上堵死非法入境通道,这项工作立竿见影,短期内非法越境人数出现历史性的断崖式下跌。从先前按每月十几万甚至三十万人次的非法入境,暴跌至每月一万至数千的极低水平。同时废除各项常规性入境程序和假释途径,即时驱逐的同时,重启并严格落实留在墨西哥政策,令境外等候处理,强力推进跨国谈判和第三方遣返协议,绕过漫长的司法诉讼,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遣返。

美国是移民国家,至今是国际社会中接纳移民最多的国家。如今的区别在并不在是否可以移民,而在于移民不能非法,而且大开国门,非法涌入。反对并驱逐非法移民,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国有国界,家有家园,自从十八世纪领土、主权、人口、国际化这些观念诞生,现代国家观念形成,国界就成为民族的边界。开放边境等于取消国界,法理上国家消亡,实际上难于管理。你自家开个Party,都会择友而邀,何况是进来就在你家永久居住的陌生人,而且是成批涌入。在国家那辆运转的巴士上,先来者不好反对后到者确是常识,也是良知。但是现代文明社会,国家巴士要凭票上车,也就是入境移民要求合法。如果不计车票,任人涌入,这辆大巴不仅会拥挤不堪,不仅对凭票乘客不公,整个巴士系统也将无法继续运转而最终瘫痪。美国不同于大陆中国的特征之一是法治严格,依法建立的秩序和规范,是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前提。这是最大的天理和良知,比先来后到更据常识性。我们对处于困境的同胞的同情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为个案去公开呼吁,争取特殊处理,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对待千万数量的非法移民,国家层面的管理和操作是另一回事,何况这还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自己公民的基本责任。注意,这里没有讨论美国明白人都明白那个问题:拜登政府如此欢迎、款待大量非法移民的真正目的。


●史上最大规模减税,保护中产利益

指川普第一任期推动的重大税法改革,2017《减税与就业法案》以及2025年中期正式通过的《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其主要内容是巨量减税总额,未来十年内将带来4.5兆美元的减税规模。为中产阶级和家庭减税,个人最高所得税率由39%降至37%。扣除额提高近一倍。每年为典型家庭增加上万美元可支配的收入。这项政策,举凡美国普通纳税人都受益。激励企业与制造业的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税率,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原先的 35% 大幅调降至 21%。尤其针对本土铸造业和半导体投资,规定了更具吸引力的税收抵免,有些投资抵免上调到了35%。这个减税行动是配套的:同时取消绿色能源补助、大幅缩减联邦医疗补助及福利开支,以便平衡财政。这项计划利用税收杠杆,充分发挥美国机会均等、劳有所获的优势,保护工蜂一样劳动、纳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中产阶级,降低了企业负担,鼓励创业,刺激美国经济的成长和增长,吸引全球资本和企业回流美国,具有可持续性,长远有利美国再度崛起。

这项政策短期内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与国债升高,此外部分福利和补助削减,对低端收入人群和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冲击。举凡救世治国之方,很少十全十美,关键在权衡利弊,取其利大于弊者。故此我认为,以弱势群体受冲击为由反对为此中产阶级人群减税,看似人道,其实未必合理。理由有二:中产阶级是弱势群体福利的创收者,高税收政策将导致美国失去前述优势,使美国继续沦为依赖进口的纯消费市场,进一步失去自主性。美国经济结构经全球化至今,中国经济崛起成为竞争对手,美国悄然逝去制造业创造力,已经到了需要大幅调整的时候了。其二,据我所知,吃福利(食品、住宅、医保)的人群中有不少刻意持贫,以便领取福利。一位带孩子的黑人中青年女性便是如此,她与一男人长期同居,但是不结婚,如此每月轻易拿到福利,连其住宅都是政府出租金。这绝非个案,根据美国问责署发布的最新审计报告,2025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跨部门的不当支出高达1860亿美元,其中月80% -85%是超额支出。而蓄意欺诈导致的福利损失高达2330 亿至5210亿美金。其中涵盖非法诈领的各类补助、疫情舒困金、商业贷款和社会福利。为扶持真正的老弱病残,追回或停止发放这部分欺诈资金,降低中产阶级的劳动税收率,才是正道。其三,每个社会都有失去劳动能力或没有足够个人储蓄的老弱病残需要人道救助,但方式不同。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福利政策值得看取,其主旨是帮助失业者出门工作挣钱,叫做“以工代赈”(Work Relief),即招募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做公共劳动,而不是花钱让他们呆在家里。这是罗斯福新政,为此政府组建相关机构,如“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平民保护司”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前者负责雇佣数百万计的失业人群,蓝领白领都有,根据特长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后者提供失业人群以工作机会、食宿条件,并发放微博薪水,强制寄回家中赡养老弱,一举三得。那时的美国,工作,而不是救济,是最高政治与道德信条。如今的美国福利是直接送钱送食品送医保,既不防范人性的贪婪,也不严格审查或及时更新合格者资料。鉴于这些情况,以弱势群体受冲击为由反对为此中产阶级人群减税,看似慈悲,并不切题。


●揭露欺诈资金超过2600亿美金,治理腐败打击欺诈

成立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万斯领衔,调查、起诉地方大型福利欺诈集团和医保诈骗案,自2025年1月至今,全国层面,调查发现欺诈资金超过2600亿美金,迄今已阻止约1400亿纳税人资金流向欺诈方,正式启动执法行动的欺诈案件资金接近600亿。成绩斐然,仅以2025财政年为计,美国司法部透过打击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医疗欺诈,达成了的和解与判决金额,就超过 57 亿,已创历史新高,且是前一年同比的三倍以上。这不是说这年欺诈犯罪记录陡然增长,而是本届政府政府在加强执法力度、打击频率、提高审查效率的结果。今年(2026)则更上一层楼。另据社安局和督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报告,查出近年来数亿至数10亿美金不等的社保不当支出。财政部门的相关信息是,得力于川普14249号行政令,将以前的财政部“先付后追”方式改为“事前防错”方式的,追还不当支出1.75亿,阻止不当支出1.9亿,返还美国受害者1亿美金。为纳税人止损。推动政府问责,推动联邦机构更严格的审查,减少政治精英利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空间。这是权力当局自我限制。相当难得。


●削减1.6万亿美元浪费支出,为美国新生代设立投资账户

国家提供给家长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同时鼓励企业供款匹配或赞助2500美元,为美国新生代打造国家级别的长期投资基础。诸多大型企业如金融、科技及零售业已宣布跟进。


●首创全美学校选择计划,资金下放家长追随学生,引入教育竞争机制

透过教育自由税收优惠(Education Freedom Tax Credit)、扩大教育储蓄(ESAs)、学劵制(Vouchers)、经费追随学生(Funding Follows the Child)的相关立法、税收等手段,让人民拥有更多的教育选择自主权,决定联邦与地方教育资源的流向。这些资金可用于支付私利学校或宗教学校的学费、私立学校或宗教学校的学费、特约学校(Charter Schools)的学费、在线教育、课外辅导、特殊教育治疗费用、居家自学(Homeschooling)相关的教材与课程开支。目前全美已有近半数的州实现了不同形式的全面性教育储蓄帐户或学券政策。

这是政府下放权力,还教育选择于民(家长)的举措,打破公立学校的垄断,打破邮政区域决定教育品质的宿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提升公立学校水准。那些淡化算数、语文、历史等知识而灌输变性自由、口交自由、同性自由……的左翼自由主义学校,将因此受到某种制约,中小学校里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可以归回家长的监护,摆脱左翼伤风败俗的自由教学方式。美国常春藤沦为左翼大本营已经不是新闻,课程放弃美国宪政、美国历史、二战冷战历史和美国传统等项目,拥抱改写美国历史、诋毁独立战争的新左翼“1619项目”,培养出一代仇恨美国,崇尚社会主义的青年。美国青年信奉社会主义的人数前些年有一少半,近年开始过半。校园学风跌落,专业隳颓,教育意识形态化,Wokeism 盛行,滨州大学英语系多年前就拆下英语文学鼻祖莎士比亚的壁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女性、非裔、同性恋,但名不见经传的诗人。针对校园反犹主义、以DEI标准削减合格学生名额转让黑人(至少三分之一合格录取的亚裔入学名额被转让)等问题,川普下令校方接受监督进行改革。哈佛大学毕业的德高望重的国宝级黑人学者索威尔对此发表看法,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他举例说,办企业有盈亏,盈利扩展,亏损裁员、甚至倒闭,而大学,尽管失职而沦为左翼宣传工具,依然可以拿着政府资金一劳永逸办下去。针对川普政府的改革措施,他回答说:无论川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更强硬。

关于美国高校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建议各位去看一下上述访谈,题目是“学校选择权,以及我们的孩子为错误理念所付出的代价 ",再读一下柴静2024年5月对王夕越的一篇采访文字,标题是受访人王夕越的一个愿望:“我希望在不用担心政治正确的情况下继续做学术”。王夕越2006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8年拿到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2013年攻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 。他在高校内部的亲历和观察极为难得,比一百万个碎片化资讯的点击都有用,有助于局外人透视美国高校教育的情况以及思想脉络,有助于理解为何美国高校亟需改革。

截图:2026年2月7日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接受胡佛研究所《非常识》
 Uncommon Knowledge 主持人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 采访,
谈“学校选择权以及我们的孩子为错误理念所付出的代价 "。

●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低暴力犯罪率

2026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罕见的犯罪率急剧下降的里程碑。在洛杉矶、华盛顿、新奥尔良、芝加哥等主要大城市其治安指数有迹可循。有批评说,这一成绩不过是2020疫情期间谋杀率激增所导致强力反弹而已。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今年显示的数据,不仅是2020年以来治安最佳时期,也是,更是自1900年至今126年以来美国犯罪率的最低点。——这是了不起的成绩,效率之高,令人瞠目。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处方药成本降幅

实打实的数据:联邦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及相关药价指数”显示:美国处方药价格在过去一年内的显着下降3.1%,这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一举打破数十年来处方    药持续高涨的常态。


●美国能源恢复主导地位,逆转全球化以来美国劣势

美国在能源领域近年来不仅维持了高度的自给自足,在产量上更进一步打破历史纪录,巩固甚至扩大了其全球“能源主导地位”:美国能源资讯署(EIA )与官方最新数据: 原油与液体燃料产量创历史新高:近期达到平均每日超过 1,360万桶 的历史最高水准,持续稳居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地位,超越沙乌地阿拉伯与俄罗斯。总体油气规模 包括液化天然气与相关副产品在内,美国每日的总体油气与液体燃料产量甚至超越了部分主要产油国的总和。天然气产量强劲攀升:年产量在 2025 年创下每日约 1,076亿立方英尺 的纪录后,预计在 2026 至 2027 年间还会进一步增加(预估突破每日 1,122 亿至 1,161 亿立方英尺)。全球供应核心: 庞大的天然气产量(主要来自德州与新墨西哥州等产区) 让美国成为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出口的关键巨头,对欧洲及亚洲的能源供应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项业绩归功于相关政策的强力推动。即,放宽管制、鼓励开采,压低国内能源成本。总之,无论是从实体产量、出口规模或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在近年透过强大的页岩油气技术与放松管制的政策叠加,已经将其全球能源的主导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峰。


●美国制造业回流

美国制造业正在回流,特别是在半导体、晶片、国防与医疗等攸关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上,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与本土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不过要达到制造业的全面复活,需跨越几道难关: 高昂劳动力成本、技术人才短缺、产业链完全在地化。这将带来短期的经济阵痛,唯有持续坚持,才可能根本扭转全球化带来的伤害。这需要民主共和两党政府统一认知并持续执行相关政策,才能做到。 


●政府机构精简,私营企业扩大

本届联邦政府的官僚与雇员裁减了数十万人。致使本届政府雇员总数降至十年以来政府雇员总数的最低点。另方面,超过100万新的私营企业部门就业机会:前届政府确实也经历的总就业人数爆炸性增长,创下了1500万工作机会,不过其中许多是由于政府部门、医保机构和休闲餐饮业扩张导致的。其中政府及公共部门的扩张,可谓“大政府”的标志。本届政府秉持“瘦身政府、做大私营”,“私营为主,公私并进”的政策,超过百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是私营企业实现稳健增长的结果。这是本届政府试图将劳动力与资源从官僚体制内释放回到市场的政绩。


●终止挥霍纳税人钱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这个机构长期存在数十亿美元流向不明或严重浪费情况。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被用于资助海外“多元、平等、包容”(DEI)及 LGBTQ+ 项目,另有大笔资金资助海内外特定媒体、智库、或左翼组织,“效率最差、透明度不够、最浪费纳税人血汗钱,“ 违反大量纳税人意志。大刀阔斧的精简机构,裁减万名员工,不仅遭到激烈反对,也有真正的代价:国际人道救援项目因此受到牵连。


●废除“多元、平等、包容”(DEI),挽救美国文明

旨在废除黑皮肤特权,恢复一律以专业成绩为标准的录用制度,为拯救正统美国,保持专业行业高水平。“多元平等包容”这些年在美国是主流意识。其核心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其实质是主张黑人在各专业领域的特权。

隔洋的观众觉得美国人民真是慈悲为怀,了解内情的人明白它是毁灭美国文明的起跑线。那条从起点到终点的逻辑链在现实中是这样的演化的:起始,美国社会主流认同一种观点:13%的美国黑人人口比例是各专业领域的黄金标准,任何机构黑人比例不足这个标准,即是种族歧视。而监狱里黑人囚犯人数超过这个比例,即是种族歧视。接下来,各机构为达标更改录用标准,主要是压低门槛,以便高校黑人新生、医学院实习生、律师、医生、飞行员等达到这个比例。之所以要压低门槛,是因为专业标准不足以使大部分黑人达标。再接下来,政府或学院级别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放弃科研需要和正常走向,向种族研究和黑人群体靠拢,这是因为大多数黑人热衷于种族主义研究。另一方面,治安系统为不触犯这条“黑线”,警察宁愿放弃治安责任也不愿去抓黑人犯罪分子;地方政府宁愿不执法也不愿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受害商店宁肯关门也要放弃追究群体抢劫者的责任。谁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黑人犯罪率高、大规模抢窃商店人群也大多是是黑人。多元平等包容的实质是黑人特权。它渗透社会每一个角落,成为政治正确。“古典艺术、视觉艺术、影视、戏剧等所有这些都被当作白人压迫的产物而遭到排斥。”这不仅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和处事方式,这将产生连锁反应:学生学业不及格,教育质量下降;医院无法招募合格的医生,医疗质量下降;律师行业专业水准不再;科研项目偏废……,美国软实力逐渐消失,美国生活方式因之必须改变,两百年来,人们心中的美国梦变了味道。

“黑命贵”这个词语绝对又贵又重,“多元平等包容”正是吉拉斯在《新阶级》里说过的那种通往地狱的“好意”,美国传统遗产将遭到消解,美国文明岌岌可危。这是一场奉行了20年的美国文化大革命!详情请阅读曼哈顿研究所希瑟•麦克唐纳 Heather Mac Donald 202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原文是Disparate Impact Thinking Is Destroying Our Civilization,译已成中文是:“以结果差异为依据的思维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文章举出的实例和数据令人乍舌。可以帮助确认“多元平等包容”的真实情况。拜登政府政府介入这场文化革命,以权力推动之,而川普政府再度介入,以行政手段阻断它,我认为是明智之举,是拯救美国之道,是继承美国建国者意志的政绩。


●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赛事,捍卫奥林匹克精神

公平竞争,恢复奥林匹克精神。男女生理不同,这是自有人类不言自明的真理。可是人类歪理在后现代层出不穷,以至于男人自称女性,还要跟女人一比高低,还能站上女性领奖台领奖而不觉羞耻,败阵的女性竟然不敢吭声,一时间竟还有舆论为这种怪异现象说辞,真是岂有此理。禁止这种现象,就是回归常识。


●以科学为依据的食物金字塔,恢复美国健康

小肯尼的功劳。美国是肥胖症、慢性病高发国家。2020年以前美国人均寿命停滞甚至下降,2022年开始回升,总体依然低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这与食品卫生和安全有直接关系。美国饮食结构中超加工食品比例甚高,其中广泛使用欧洲禁止的添加剂、乳化剂、人工色素、高果糖玉米糖浆等,这些化学添加物和高度精炼的成分干扰人体代谢、破坏肠道菌群并加剧慢性发炎,导致美国肥胖率居高不下、2型糖尿病和脂肪肝等代谢性慢性病年轻化、高发率。此外,美国畜牧业对荷尔蒙的特定农药的限制相对宽松,这些荷尔蒙与内分泌干扰物被医学界怀疑与现代人荷尔蒙失调、生殖系统疾病以及部分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存在潜在关联。因此在欧洲也被禁止。美国不仅自家生产垃圾食品,在进口食品标准上也与欧洲不同,欧洲采用避险保险模式,在证明一种食品无害之前,推定有险,不予进口,美国则采纳“风险试错”原则,证明有害之前推定无害,可以接纳并上市。欧洲拒绝进口美国大量加工食品。前不久,大批被欧洲各国拒绝进口的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虾,转头进入美国市场倾销。这些大虾产于毒药致死原生态鱼类的地方,身体透泡抗生素和消毒剂。若非现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披露,无人关注。小肯尼迪上任伊始,在民间寻求生物学家、营养学家、食品与健康问题专家的建议,发布全新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修整美国食物结构,打造美国人健康基础。坚持下去,有望扭转美国健康劣势。


●贸易通道保障,摆脱对中共的依赖,确保自主权

核心意涵是,透过强力介入国际地缘政治、重塑全球供应链、运用关税与海军武力,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关键物料、能源、半导体与商品运输线绝对安全,避免被敌对国家或地缘冲突所掐断。

这项政策背后反映的是美国从过去“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思维,彻底转向“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供应链必须本土化或盟友化”的全新战略。在地缘军事层面,实行实质控制与武力吓阻: 面临近年红海危机(如叶门胡塞组织攻击商船)、南海地缘紧张或台海局势,美国海军及盟军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护航与区域打击行动,确保全球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及货柜运输的“咽喉要道”不被封锁。同时打击海盗和走私,切断非法走私网络,维护海洋自由与商业航行的绝对安全。供应链去风险化,减少对对敌对国家(中国)的依赖。过去美国的制造业与医疗物资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中国,一旦发生地缘冲突或疫情,贸易通道随时可能被掐断。

记得疫情初期,国会听证会上一位军方医学界代表陈述说,美国普通处方药物一直以来全靠中国进口,如果切断供应,美国药物市场只能维持一周。这消息令人震惊,等于自己的命脉掐在敌国手上。三年后,一位在休士顿医院做麻醉师的医生披露,医院输液的液体也是中国进口,且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不得不节省使用,留给最需的病人。——没有媒体报道这些重大隐情,美国强大健壮自信,灯塔照耀全世界的身躯,在越来越多的偶然流出的真实信息中,竟变成了幻象!加强南海地区、台海地区的实质性控制和物理阻吓,确保贸易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美国生死大计。这一届政府为保障贸易通道,还透过关税壁垒和补贴,迫使企业将供应链回归美国本土或政治可靠的盟友国家(如墨西哥、加拿大及部分欧洲盟友),以便确保在任何极端地缘危机下,美国的关键物资供应不会断链。除了加强区域军事实力,在贸易政策上,美国显然已经不再遵循传统世界贸易组的多边自由贸易框架。因为美国当年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已经使中共赚够了全球化的红利,成为资本权贵集团,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现在美国撤回先前做法,亡羊补牢也。弃绝传统世贸组织多边贸易的框架,本届政府并仅止于此,而是改用高压关税、双边谈判或“不符合国家安全就加征关税”以及出口能源粮食给欧亚盟友的方式,逼迫贸易夥伴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为盟友建立避免被敌对势力绑架的安全通道。总之,贸易通道保障不再只是“海上货船顺利开过去”商业自由,进一步成为美国以强硬的军事吓阻、关税壁垒与供应链重组为底气,确保美国的经济命脉与战略物资在中国的威胁下和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


● 逆转对华贸易逆差总趋势,降幅超过31%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呈现出大幅缩减的趋势。2025年全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021亿美元,与几年前历史高峰值相比,逆差在近年大幅收窄。与2022年拜登政府时期对华贸易高峰时高达3,820亿美元的逆差相比,降幅超过31%。 这个数据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印证了前述结论——透过高关税与供应链重组,华盛顿确实正在实质性地降低美国经济对中国的直接贸易失衡与依赖。


●社会保障部整顿效率翻新创历史纪录,创九十年历史记录

我们一向知道,比起专制政府的权力集中办事高效,民主政府因为权力相互制衡,往往效率低下。虽然如此,这不过是一个说法,道理上说得通而已。真正让我体会这一点的是退休后开始领取社保金的办手续过程。为此,打电话居然 每次要在线等候一个多小时,必须记得先把手机充满电,否则你就连等候期间听音乐都听不完全。若是前去办公室,则需要预约。预约的电话也要等很久。若不预约也可以直接去,去了排队拿号,然后必然要等一两个钟头。沟通极为不便,而且经常出错,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去到办公室,赶上政府关门,无人上班,放下准备好的材料前,服务生为我复印了一份。结果复印了错误的页码,而且原件也因为复印而留错了。导致一切从新开始。进入程序后,此接待员和彼接待员针对不同问题给出的答案不同,他们甚至有时不知该走哪道程序。你不得不一次次出现在办公地点,不断领号、排队,等候窗口,说明情况,纠正错误,本该一次解决掉的问题,我为此亲去过不下六、七次。我以为自己是个案,结果一问同事,同事的遭遇竟与我的大同小异,同时比我还沮丧,气得在电话里跟对方吵起来。不仅同事,附近的银行职员,一次偶然提起跟社保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更加愤怒,直接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被折磨的直哭。——我才知道这不是个案,这个为退休人员和 领福利的民众服务的政府机构养了多少白痴。是不是因为DEI降低工作考核标准导致的?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那些工作人员不称职、而且工作秩序混乱,程序冗长、繁琐、效率低下,令人瞠目。——我那时意识到,任何机构,无论民主制还是专制,只要是铁饭碗,是官方机构,都有可能沦为官僚机器,一样导致人浮于事。

以下的信息来自2026年10月31日我的电子信箱,是社会保障部专员弗兰克•J•比西尼亚诺(Frank J. Bisignano)发来的。举凡与美国社会保障部门打过交道的民众应该都收了同样的信。此前,在社保部队网站上,我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改善。根据这届政府这两年大力整治内部机构贪腐问题、审查浪费欺诈经费、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的现实,我相信社会保障部切实实行了整顿,取得了成果。以下是来函中事实部分的直接Copy:

“……过去一年,我们加快了数字化优先战略的实施,简化了运营流程,并集中资源,致力于提升您的体验,无论您选择在线、电话、视频还是亲自与我们联系。

“2026财年是该机构91年历史上业绩最佳的一年。我们将全国800客服热线的平均等待时间缩短至6分钟以内,比2024财年提高了80%。在遍布全国的1200多个办事处,我们接待了近3000万访客,并将平均办事处等待时间缩短了30%以上。美国民众在这一年完成了超过5.71亿笔在线交易,超过1.05亿人拥有了个人‘我的社保’ my SocialSecurity账户。此外,我们还缩短了残疾申请的处理时间,减少了积压案件,帮助最弱势群体更快地获得审批结果。

“社会保障署将继续扩大客户的数字化服务渠道,并提升各渠道的服务质量。本届政府致力于为每一位美国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感谢您对社会保障署的信任。

“社会保障署专员,弗兰克•J•比西尼亚诺"


上下图是社保部网站上相关信息中英版本的截图,
截图时间是我收到社保部信函的当天,2026年10月31日。



民选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机制和本质不同,我们基本上不会从中共的两报一刊、CCTV 等所谓媒体了解真实情况,但是我倾向于审慎地相信民选政府的公开告示,尤其在主流媒体执意与政府作对、不报道其重大消息或扭曲这类信息的时候,直接从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国会听证会、各级政府如司法部、国防部、国务院、白宫等网站了解相关信息,这已经成为必要的咨询来源。这些信息有待各位美国公民亲自验证,假如能够确认,无疑值得赞赏。
(全文完)

写于2026年10月29-30日

2026年11月2日补充:

为了验证这些信息是否是官方的自吹自擂,我在11月2日(周一)上午11点左右,我拨通了美国社保局全国免费电话,想看看是否真如社保部门自己说所的那样,结果我被告知最长等候时间约20分钟。虽然比通知中所说的平均时间长不少,但是比改革前那一个60到80分钟,减少了80%以上时间。要知道,每个周一上午,通常是打电话的人最多、线路最忙的时段。接着我又拨打了本地社保局的电话,结果在输入必要信息后,只等了不到30秒。这个简单的实验证明,社保局长期以来那拖拉、低效的情况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美国公民们都可以自己的方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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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Kent State University
ShareAmerica 
The White House
Anti-Fraud & Welfare Reform
dual-victim crime
Healthcare
Drain the Swamp
cbn.com
Wikipedia
Dealmoon
Treasury Department
Ballotpedia
EdChoice
PBS
HMP Global Learning Network
Paragon Health Institute
HMP Global Learning Network
Department of Energy (.gov)
Energy Dominanc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gov)
FX168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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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30日官方反欺诈工作组在明尼苏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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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9日星期四

美国被消解的选举警讯

——【2005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

北明

 提要

  ●克服选举制度中的缺陷一直是美国政界的愿望,自2000年至2004年,美国政界接力组成相应机构,致力于研究和克服选举中出现的不确定性。

  ●2005年美国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提交布什政府“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Building Confidence in U.S. Elections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FEDERAL ELECTION REFORM),报告力陈选举人身份认证问题及其相应弊端,指出“缺席选票依然是潜在的选民舞弊的最大来源”,并提出诸多详细改进方案。

  ●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改革选举弊端的建议未能获得实施。联邦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8年共有1640万张选票因邮寄而下落不明,这一教训未能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

  ●2020年大选开始前半年,依据此前教训和报告观点,有关研究人员和政要发出过邮寄选票可能作弊的警告,但被淹没在主流舆论邮寄选票的呼吁中。

  ●2020选举后针对大选计票争端,智库学者呼吁:不能继续忽略15年前选举改革委员会及其报告,文章内容淹没在主流媒体“本年度大选没有舞弊现象”的断言中。

图1,这张如今不为人知的图片是【联邦选举改革委员】2005年9月在白宫会向布什提交“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时的照片,刊登在【共和党人安全委员会】的面书上。图片上端黄字是:“吉米当初是对的!”下方的绿字是:“卡特2005年的报告有杰出的建议,他是最先认识到收集选票之危险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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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联邦选举法改革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EDERAL ELECTION REFORM)于2004年成立,目的是“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弗罗里达州和2004年选举中俄亥俄州的选举中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弊端作出改革。”此前的2000年,前总统卡特和前总统福特(Gerald Ford)主持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致力于研究2000年总统选举不寻常特征。而2004年成立的这个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延续四年前的这项课题,在此基础上开始工作。

该联邦选举法改革委员会是两党联手合作的产物,由民主党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詹姆斯•贝克尔(James A. Baker)共任主席。贝克尔是前任里根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和时任乔治H.W.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务卿、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委员会的21名成员分别由两党政治家或党领袖组成,前国会议员、9•11委员会副主席李•汉明顿(Lee H. Hamilton)、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舒(Tom Daschle)、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鲍勃•米歇尔(Bob Michel)、前佛罗里达州公共教学总监、2004年民主党参议员提名人贝蒂•卡斯特(Betty Castor)均是其成员。从成员构成上看,该委员会代表两党共同意志,希望对选举法进行改革,弥补漏洞。其主要工作是汇集学界、民间团体领导人、主要政党政客们的意见和建议,探讨选举人身份的合法性和选举的公正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该委员会于2005年9月19日向布什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Building Confidence in U.S. Elections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FEDERAL ELECTION REFORM)。报告全文长达131页,其中重点指出了缺席选票(Absentee ballots)导致收集选票(Ballot harvesting)和缺乏身份认证的危险。这些正是邮寄投票(Mail-in balloting)面临的弊端。

 报告开篇附有一封信,是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吉米•卡特和詹姆斯•贝克尔写的,此信开宗明义指出了选举制度对于民主的至关重要性,同时指出:美国人民对美国选举的公平性正在丧失信心,选举改革势在必行,此信因此敦促美国各级立法机构和执行部门认知选举改革的紧迫性,严肃对待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解决方案:

 “选举是民主的核心。选举是人民选择领导人和追究其责任的工具。同时,选举是公共职能的核心,所有其他政府责任都依赖于此。选举若有缺陷,整个民主制度遭受威胁。

 “美国人民对选举公平性的信心正在丧失,虽然今天危机尚未降临,我们需要解决选举制度的问题。

“我们的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提高人们对选举制度的信心提供建议。很多美国人认为,卡特•福特委员会(the Carter-Ford Commission)的一份报告,和2002帮助美国人投票法案(HAVA:the Help America Vote Act of 2002)的一项法律,就足以解决选举制度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试图在HAVA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大胆的建议,使我们的选举制度现代化。

“……我们全体委员会一致认为,选举改革势在必行,而我们建议的一揽子提案是实现选举制度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我们敦促所有美国人,包括各级政府的立法与行政部门,认识到选举改革的紧迫性,并认真严肃考虑本报告所概述的综合方法。

“我们提交这份报告,因为我们相信,现在是采取行动改进我们选举制度的时候了。”

在向白宫递交这份调查报告的同时,该委员会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关于什么是这份报告中最关键的部分时,卡特重复了他和贝克尔在报告信中所言:“目前最具争议问题之一可能是未来选举人需要照片身份证的问题,我们强调了这一点,为此可以说非常地犹豫,但是这样做很重要。……有24个州已经开始要求照片身份证,20个州正在考虑……”。

 

图2:2005年9月发布的””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网络版封面。此报告全文下载地址:https://www.foxnews.com/projects/pdf/election_reform_report.pdf

                 

   图4:卡特等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成员向布什总统提交报告后,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视频截图,选自C-Span2019年5月19日视频直播:https://www.c-span.org/video/?188931-2/federal-election-reform-report

美国的邮寄投票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陷入泥潭。由于对选举中“买票”(贿票vote-buying)现象的长期忧虑,美国各州采取了不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方式投票,以便削弱买票者对卖家投票的监督。但是各州施行此一方式后,”买票风气盛行,选民投票率下降了约8%至12%。”这项法定措施不成功。

该委员会当年对邮寄选票的关注焦点是“恐吓和收买选票”的问题:“当公民通过邮件投票时,买票计划更难被发现。”

 选举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缺席选票作弊的例证:1997年迈阿密市长选举,有36人因缺席选票舞弊被逮捕,选举不得不重新进行,其结果以此才得以逆转。

 这份报告提交后,由于种种原因被束之高阁,从2016年经2018年到2020年四年间,选举中舞弊现象日渐增多,情况持续严重。

 2020年4月10日,犯罪预防研究中心(the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总裁约翰•R.劳特( John R. Lott J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听从吉米•卡特关于邮寄投票危险的意见”的文章,文章指出:“‘缺席选票依然是潜在选民舞弊的最大来源’(Absentee ballots remain the largest source of potential voter fraud)。这是前总统吉米•卡特任主席、前国务卿James Baker共同负责的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2005年的两党报告的结论。美国关于买票(vote-buying)的方式的考虑有长期的历史。……”

 劳特的文章指出,存在一个地址收到多个选票,并被利用来投作弊者所好:如2016年加州圣佩德罗市(San Pedro)有83名登记选民的缺席选票(absentee ballots),都寄到了同一个两居室的小公寓。据信,此事后来如何处理,不得而知。还有一人用假名签署多票的情况: 2017年,对达拉斯市议会选举的调查发现,大约700张邮寄选票是由同一个证人用假名签署的:“这一发现让两场市议员选举悬而未决,在其中一场选举中,舞弊的数额远远大于的票数差距。此案导致了刑事定罪。……”

 更严重的是,在邮寄选票业务中出现大量选票丢失情况。联邦政府的相关数据显示:

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2018年中期选举中,大约有1640万张邮寄选票不翼而飞。这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PILF:Public Interest Legal Foundation)提供给”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the U.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和”2016年和2018年选举管理和投票调查”(the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Voting Surveys)两家机构的数据。

具体情况是: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约有4240万张选票被邮寄给了注册的选民。在这些邮寄选票中,有超过100万张无法投递送达,超过43万张被拒收,近1050万张选票失踪。而在2016年的选举中也出现了类似差异:约有4160万张选票被邮寄给登记的选民。这些邮寄选票中,超过56.8万张无法投递送达,近32万张被拒收,近600万张选票失踪。两次选举失踪的选票共达1600万。

 其中,2018年民主党人治理的加州下列各县情况是: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近140万张邮寄选票丢失,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37.4万张邮寄选票丢失,圣地亚哥县(San Diego County)、萨克拉门托县(Sacramento County)、河滨县(Riverside County)、圣贝纳迪诺县(San Bernardino County)、阿拉米达县(Alameda County)、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共160万邮寄选票丢失。另有的华盛顿州(Washington民主党人治理)的金县(King County)35.3万张邮寄选票丢失。

 共和党人治理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马里科帕县(Maricopa County)则有40.8万张邮递选票丢失。

 各州有各州的选举规定,在邮寄选票的前提下,加州政府2018年颁布了新法律,使收集选票(vote harvesting)合法化了:允许任何人从他人那里收集选票。这违反了监管链(the chain of custody)原则,导致选票直接暴露在竞选人员和政治团体的潜在操纵之下。于此对应的情况是,2018年,加州几个稳固的共和党国会席位未获再次当选。

 共和党人同样有使用收集选票的方式进行竞选的情况:2018年北卡罗来纳州(摇摆州)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人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以905票的优势胜于竞选对手民主党人丹•麦克里迪(Dan McCready)。但是哈里斯的胜利无效,因为收集选票在北卡这个共和党人治理的州是非法的。他因此退选,他的对手民主党人赢得众议院席位。

 临到2020年4月大选年度,大选前半年,鉴于邮寄选票丢失的教训,不仅有犯罪预防研究中心(the Crime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总裁约翰•R.劳特发出的警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主席克里斯蒂安•亚当斯(J. J. Christian Adams)针对本次大选,在一份声明中也警告说:“把选举交到美国邮政局手中将是一场灾难。”针对曾经出现的选票丢失的教训,他说:“这就等于制造了1600万个作弊的机会。缺席选票作弊是最常见的情况,调查费用是最昂贵的,而且选举结束后(的结果)永远无法逆转。”他说:“现状对于邮寄选票而言已经很糟,建议的紧急补救措施更糟。”

发出警告的还有共和党安全委员会(Republican Security Council)。这个委员会4月12日在题为”相关都是欺诈:听从吉米・卡特对邮寄投票危险的警告”(It's All About Fraud: Heed Jimmy Carter's Warning on the Danger of Mail-In Voting)的文件中指出,邮寄投票(Mail-in voting)是对买票和舞弊的黑暗旧时代的一种回流,因此,“包括挪威和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允许居住在本国的公民进行缺席投票。”这一警告似乎只在共和党国会议员中流传,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此有没有任何报导。

 川普对邮寄选票的方式绝对不信任,早在选举之前,威斯康辛的民主党在最后时刻试图把选举改为纯粹邮寄选票的方式并失败之后,川普就差评邮寄投票方式,警告作弊风险,并呼吁所有人亲往投票站投票。人们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这种方式并不比每周一次去超市购物更易染上病毒——因为去投一次票所接触的物品,比每周一次购物所接触的要少得多。

 川普发出的反对声音几乎是这一类声音中唯一受到主流媒体关注的,不过是作为批驳对象被关注的。虽然共和党人在他们几乎无人看到的文件中指出:有关邮寄选票危险的观点出自前总统吉米•卡特,并非出自川普总统,但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他们的“事实核查”后宣布:川普 “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开辟了一条关于选民欺诈的谎言新战线”。左翼媒体《纽约时报》则批评说,“川普在推助关于邮寄选票舞弊的错误论点”。

 左翼和民主党人反对验证选举人的身份,指责这是种族歧视。确实,除了大量非法移民没有证件,很多黑人也没有身份证。但是共和党人以及保守主义者们担心,不验证身份可能导致选票被他人利用,他们辩驳说:买枪、卖酒,飞机票……都需要身份证明,投票人验证身份同理,与种族无关,重要在于:“美国人应该有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制度。”

 左翼组织获亿万富翁索罗斯经济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为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邮寄方式的州级初选和全国范围内的邮寄投票。据说这是为了矫正邮寄选票的麻烦。政府责任研究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研究主任埃里克•埃格斯(Eric Eggers)表示,全国范围内的邮寄投票有可能将选票寄给估计2400万不合格的“选民”——包括200万死亡选民和近300万在一个以上州登记投票的选民。

 由于主流媒体在选举改革话题上的集体沉默,很多美国人就像不知道他们的总统不拿薪水一样,也无从了解选举改革委员会的存在以及这份以“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为标题的报告的存在。除了接受川普制造选举作弊之谎言的说法,他们也无从知道报告中提出的警告,更不了解大选前专家们就指出的、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在2016年和2018年导致的弊端。事实上,以主流媒体信息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们,无法了解那些被屏蔽的声音。(有关美国主流媒体近年来集体渎职情况和原因,请参阅笔者《美国主流媒体怎么了》系列访谈)

 不过2020年度大选的开票异象和延续至今的选票争端,对于发出警告的人们而言并不意外。11月16日,大选投票开始13天之后,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凯•詹姆斯(Kay C. James)发出呼吁:”不能继续忽略选举改革委员会”及其选举改革报告。

 


图4: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其主席 凯•詹姆斯是学界和保守主义运动领袖,也是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传统基金会网站上她相关文章首页的截图。

 詹姆斯的另一个身份是该选举改革委员会成员。在主流媒体断言本次总统大选完全公正的时候,她以谨慎的措辞,阐述了鲜明的观点。文章的三个要点如下:

 一,“自由与公平的选举是我们宪政共和国的基石。”她强调这是美国先贤、军人、参政者、民权活动人士等流血牺牲赢得和维护的神圣权利,应当确保他们的牺牲没有付之东流。

 二,“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每张选票都必须算数,那么简单的保护措施,如选民身份证和更新选民登记名单,就极有意义。”(make perfect sense)她指出,该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且简单易行的措施,她列举了身份验证、各州分享选民注册名单等办法,以避免2005年出现、迄今反复出现,本次选举大量出现的不合格选民投票的情况。

 三,“官员们应该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并确保他们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选举的公正性。”她指出调研公司2012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美国已经2400万选民登记过期或重复,2017年权威机构也已发现,仅弗吉尼亚州就有超过5500个非公民注册登记投票,其中1800人多次非法投票。她敦促各级官员考虑该委员会的建议,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她指出,左派始终反对身份核实的努力,她强调说:只要真正相信每张合法选票必须算数,这些简单的措施就极具意义。

 此文没有介入大选至今的具体争端,但是文章发表的时机和语义是明确的:由于没有及时采纳选举改革委员会的建议,导致了本次大选弊端。为保卫共和国神圣的权利,应当采纳那些建议,以便杜绝选举舞弊现象。此文原载非主流报纸华盛顿时报,但是与选举前的警告呼吁之声一样,几乎被主流舆论屏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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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参考资料

1, “建立对美国大选的信心——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报告”(Building Confidence in U.S. Elections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FEDERAL ELECTION REFORM)by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2005年9月:https://www.foxnews.com/projects/pdf/election_reform_report.pdf

 2: 乔恩•多尔蒂:2005吉米•卡特任共同主持的小组发现”缺席选票依然是潜在的选民欺诈的最大来源”(In 2005, panel co-chaired by Jimmy Carter found: ‘Absentee ballots remain the largest source of potential voter fraud’ by Jon Dougherty)/2020年4月19日华阜晾衣绳 Dc clothesline April 19, 2020: https://www.dcclothesline.com/2020/04/19/in-2005-panel-co-chaired-by-jimmy-carter-found-absentee-ballots-remain-the-largest-source-of-potential-voter-fraud/

 3:约翰•宾德尔 (John Binder)“联邦数据: 2016和2018年16.4百万张邮寄选票丢失”(Federal Data: 16.4M MAIL-IN BALLOTS WENT MISSING IN 2016, 2018 ELECTIONS by John Binder)/美国优先2020年4月10日(American Priority April 10th 2020): https://americanpriority.com/news/federal-data-16-4m-mail-in-ballots-went-missing-in-2016-2018-elections/ 。

4:共和党人安全委员会2020年4月2日“相关都是欺诈——听从吉米・卡特对邮寄投票危险的警告”(It's All About Fraud: Heed Jimmy Carter's Warning on the Danger of Mail-In Voting by Republican Security Council):https://m.facebook.com/RSC.GOP/photos/a.109576829141497/2880863528679466/?type=3&source=57&__tn__=EH-R     。

5,约翰•劳特 (John R. Lott) “看取吉米•卡特关于邮寄投票的危险”“缺席投票仍然是潜在选民欺诈的最大来源。”( Heed Jimmy Carter on the Danger of Mail-In Voting ‘Absentee ballots remain the largest source of potential voter fraud.’””by John R. Lott/2020年4月10华尔街日报April 10th 202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https://www.wsj.com/articles/heed-jimmy-carter-on-the-danger-of-mail-in-voting-11586557667    。

6,凯•詹姆斯(Kay C. James)“不能继续忽略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The Federal Election Reform Commission Must No Longer Be Ignored by Kay C. James)2020年11月8日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v 18th 2020:https://www.heritage.org    。

7,维基百科Wikipedia.com相关条目。

8,2005年9月19日当日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白宫发布会SEPTEMBER 19, 2005 | PART OF FEDERAL ELECTION REFORM REPORT/Federal Election Reform Report/C-Span https://www.c-span.org/video/?188931-2/federal-election-reform-report   。

                                               2020年12月18日 第一场冬雪后,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2026年10月25日星期日

谁在给俄罗斯输血?

北明


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人尼古拉斯•温顿 Nicholas Winton 是一位英国股票经纪人,不免满手铜臭气?在纳粹占领捷克布拉格之前,他却力排弥漫空气中的恐惧、社会的混乱、地方机构的冷漠,救出了669名 犹太儿童。他深入布拉格的犹太人居点,把孩子们一一登记注册,从英国找到收留他们的养父母,与媒体联系进行募捐、争取出国签证……,最终把他们从捷克运送到英国。669名,比起6百万被屠杀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是沧海一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另一个比较更合理,是同类比较:大约1.5万犹太儿童被关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集中营,活下来的只有不到200名。而温顿拯救的是669名,虽然远未实现他的计划,这个数字已经超过集中营幸存儿童的三倍。——何等了不起的成就!同样一个数字,可为沧海一粟,依然厥功至伟。

这就是比较的力量,这种比较需要有足够的真实的信息和宽阔的视角。

言归正传:谁在给俄罗斯输血?

最近媒体再度指控白宫对俄罗斯软化立场,NBC批评白宫“放弃一项旨在实施额外制裁的法律”,并抵制更广泛的对俄罗斯的处罚。但事实却是,白宫并没有结束任何制裁,只是暂停了对俄罗斯柴油禁运,为期60天,以观后效。另一个更要紧的事实,全球主流媒体并不报导,人们也蒙在鼓里,这个事实是:英国早在今年5月已经断然拆掉了封锁俄罗斯的大门:直接取消了俄罗斯柴油(用于原油加工)和航空燃料的禁运。

——如果说软化对俄罗斯的立场,英国首当其冲,是主流媒体和愤怒的人们应该指控的对象。

美国被指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另一个事实,是进口俄罗斯商品。确有其事:美国一年从俄罗斯进口商品价值为40亿美元。不过另一些相关的事实更加致命,主流媒体却不报导,人们也无从知道。这些事实是:

1,欧洲各国(今年)进口俄罗斯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40亿,是美国同比的10倍。

2,仅就欧盟27国而言,前两个月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就折合140亿美元,而美国前8个月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约22.16亿。即是说,欧盟的两个月从俄罗斯进口的价值总数,已经是美国8个月的6倍。

3,回看去年(2025年),根据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统计数据,欧盟进口俄罗斯商品约307亿美元,美国同比是38亿美元,即是说,欧盟进口俄罗斯商品的总额是美国的8.1倍。

4,另一个具体的事实也应该说明:美国今年40亿美元的俄罗斯进口商品中,有近一半(18亿美元)是化肥。化肥与石油和田天然气不同,不能直接为俄罗斯带来能源收入,与俄罗斯政府的战争财政没有直接关系。对美国而言,它主要关系到美国的农业生产、农民成本和民生。

这些数据和事实相当沉默,但比义愤填膺地谴责白宫更有力。如果说输血养患,不能说美国无辜,但是纵观全景,欧盟才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大的输血机器。更操控舆论、玩弄民意的是,全世界各个联盟、机构、组织、阵营都算上,支持乌克兰声音最高、恐俄最甚、反俄入侵表态最坚决的,偏偏就是欧盟。

揪住大象耳朵,不计大象四肢,这些年这类的事端太多,这是其中一例而已。

看事论事,进行同类比较才可能鉴别;扩大视野才可能避免偏见;甄别信息才可能看清真相;了解底细才可能表正确的态。即便你惯于化神奇为腐朽,也要把神奇的混蛋全都揪出来研究一下才能看清楚谁最混蛋。

把国际事务美国化、把美国事务个人化,是很多大脑的思维模式,(我不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地解读本世纪以来的世界现象于万一)此文无意为任何民主选举制度下的政治领袖个人背书或拆台,欧洲也罢、欧盟也罢、英国也罢、美国也罢,我只就事论事,上述这些事实若证明有误,我随时准备修正。

(备注:看护国计民生是每个国家政府的天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评论上述事实是另一个话题。本文从略。)

資料來源:

2026年10月財長貝森特/NBC“Meet Press” .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RUSSIA ## TRADE SUMMARY In 2025, U.S.–Russia tra.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EU trade relations with Russia.

2026 Data 2027 Forecast 2000-2025 Historical European Union Imports from Russia.

                                                                                                     網絡圖片

老鬼新著《血的黎明》

北明

昨夜凌晨一点半,读完了老鬼马波托人寄来的他的第二本自传体著作《血的黎明》。读到最后,才明白这本書的标题源自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他平生第五次写的血书和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挂在天门纪念碑上这个情节。这次血书是题献给胡耀邦的,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四月,这个标题也比喻中国黎明前的黑暗。


《血的黎明》,老鬼著,日本読道社2026年7月出版。亞馬遜網站全球有售


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描写了四•五中国民间民主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反抗者们的遭遇。可算是一部四九年以后中国民间抵抗政治压迫和奴役的纪实作品,尽管这些线索随作者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受难归来直到八九年民主运动风云突起,穿插在期间,依然值得关注,因为只此一家,别无记录。其中有对四•五民主墙运动的观察和体会,有当时北大学子王军涛、胡平等人自由竞选区人民代表的描写,有对魏京生等人四•五前受难的记录,有文革期间因反对毛泽东而提出不同意见的工厂工人胡陵章的事迹和狱中遭遇,有李九莲的悲惨命运……,以及对文革暴行的控诉,内容截止到胡耀邦去世激发八九民运之前,基本上记录了知青返城后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云和变化,诚如此书所题:“献给为了自由、民主、人权前赴后继的人们”,此书在这方面不辱使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这是一本个人角度真实的观察、体验和记录。


不过这只是这部著作内容的大约四分之一强。此书大部内容是老鬼马波的个人经历。顺着时续写下来,日记体模式,流水帐记录。作者个性鲜明,书写极端个人化,而且不避隐私,不藏家丑,劈开任何遮盖,所以相当真实。当然这是老鬼自己的感受和见闻,是否客观,就见仁见智。“真实”这东西,假如不美不好,甚至丑陋龌龊,就令人厌恶,生理反感,我指的是老鬼描写自己与父母的家事,与父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还有父亲死后分家产的那些记录,令人作呕。真实是可读性的钥匙,但我的疑虑是,儿子写尽父亲之恶愚,但是儿子自己也再三利用父亲的职权和社会关系而讨好忍让。几乎每次他与父亲翻脸之后又写信讨好,都是因为有求于父……。读字阅人,掩卷沉思,父亲的阴影里,依旧感到儿子的冷酷与不道。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说的是亲情温暖,人伦重于价值,义不灭亲。十年文革之所以败坏了中国传承千年的人伦道德,就是因为为了真理和理想,六亲不认,相互揭发,人自为敌。中国民众道德水准由此败坏到有史以来最低点,至今恢复难于上青天。更糟糕的是,老鬼马波不是为了真理和理想,而是为了“真实”。真实是他的文学宝剑,确实重要,极端重要,可是真实到亲故不认,父母不计,龇睢必揭的程度,其背后的逻辑使人凛寒。应该说明,他的书写显示,他虽然揭短血亲,但是针对自己,无论美丑,也是劈头盖脸,直言不讳。这是他的性格魔力所在。


这部书的语言特征鲜明。读完之后我建议把“妈个蛋的”这几个字标注为“老鬼牌”。这四个字,在老鬼愤怒时、兴奋时、忏悔时、遗憾时、伤感时,感慨时,自暴自弃时、都会立刻窜出,在书中出现频率最高,是他任何情感饱和时的表达方式,抒情方式、虽然粗野,姑且不算骂人。他的描述和比喻方式凸显内蒙插队生活对他感受方式的深刻影响和他的个性,高兴了就想找人摔跤,要么就空打直拳。还有些描写,非常内蒙、非常兵团、非常劳改、非常吃苦。比如,与情人在一起做某事时,如同在监狱里手捧窝头慢慢地舔;还有几处,一时找不到了,无法援引,因为读的时候没想到要写这些读后感。


虽然如此,马波对大时代的把握和整体人生的关照准确。这一点非常重要。梁实秋评价鲁迅时,引用了英国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一段话,这段话是阿诺德批评有“英国诗人之父”之称 的英国诗人乔瑟尔Geoffrey Chaucer的,这段话是:“要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这样方可避免零星的、局部的肤浅。马波不是思考型的人,肾上腺素对他的言行举止起着直接的作用,多数情况下,或者安全情况下,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非理性的、凭本能行事的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言所谓“性情中人”。他并不“沉静地观察人生”,却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特征有一种准确的直觉和整体的把握,时代似乎就像他身体的脉搏,自从到内蒙古大草原祭血落户,却一头栽进劳改又出来之后,他就成为不自觉的弄潮儿,总是在风口浪尖上走险。幸亏他不冲动时,生物自我保护本能一直能派上用场,所以他没有被时代脉搏裹挟,却成了一个及时、敏锐甚至先知般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的独特状态,等于把梁实秋的“沉静说“废除了。从七十年初代到八十年代末,是中国民间肢体从盲目被主宰的状态猛然苏醒、起床健身的时代,无论对毛泽东的死、对邓小平复出及其作为,对四•五运动风潮、对林彪事件、胡耀邦逝世以及社会其他重大新闻,老鬼马波都凭借他罕见的直觉,率先、独自、直接进入“情况”。这种对时代的把握,赋予了他这部著述以时代感,并使他的个人命运拥有了时代标记,成为一种典型。

马波自称老鬼,他的处女座《血色黄昏》历经十七家出版社拒绝或拖延之后,由工人出版社大编辑岳建一兄亲自编辑,一经出版,轰动京畿,一时间他成了知名人物,从此一个普通知青,变成了一个知名作家。这个作家因为有个作家母亲杨沫,更加作家了。不过我至今没有看过他的处女作,那是一部描写知青插队生活的纪实小说,以他自己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说。
记于2026年9月19日 周六(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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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今日(2026年10月19日)老友丁东二度来话,建议并督促为此书写个读后感,概因这书大陆不能面世,日本印数也就一千册。丁东曾是我山西社科院文学所同事,更是多年来多种好书的发掘推荐人和评论家。我推卸说我割舍了26年做记者为他人做嫁衣,所余时间有限,决心不再荐人而关照自己的写作。可是拗不过丁东推荐老鬼此书的诚意,只好把这篇一个月前的日记读给丁东,证明我认真读过,也顺手写过感言,但是文字直率,不能公布。小群也在侧,二人听完都认为这篇日记很好,虽然涉及政治大陆不能刊载,全力建议海外发表。——海外?谁会关心这类文坛事呢?前两天刚看到一个朋友转来的文章,叫做“文学已死,有事烧纸”,署名张平,说的是大陆文学凋敝现状,海外更其如此。我只好遵嘱把这篇一个月前的文字贴上自己的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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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0日记:


又收到此书作者老鬼的读后来字,经他同意贴在下面。老鬼在这部书中一一记述并感谢很多人,都是在他困难、挫折、走投无路时出手帮过他的人。以下是他的回复:

“北明好!今天丁东把你的文章转给我,写得很不错,虽然有的看法不同。但能感觉你非常认真的看了,连我的口头语都注意到了。写得有水平,有深度。平时我很少看脸书,现特来脸书向你表示感谢!日本版的字太小,看的很吃力,郑义就别费力看了。在我四处碰壁时,郑义是少数最坚定支持我的人之一,将随着黎明留存于世。代向郑义问好!”

 
2026年10月20日作者老鬼馬波來函截圖


喬丹•彼得森Dr Jordan B Peterson批判《共產黨宣言》

北明

為了尊重字幕原創,我不能把這個視頻下載之後在自己的地界上傳,所以放上鏈接,分享各位。這是被稱為“世紀之辯”的左翼正統自由派齊澤克Slavoj Zizek 教授與保守主義者喬丹•彼得森Dr Jordan B Peterson 教授辯論的開場。彼得森教授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概念、觀點、歷史觀、經濟學等一一作了精彩的駁斥。全程長度只有31分半。

——我採訪或接觸過歐美知名的漢學家,為RFA做過一個“漢學家系列”專欄,受訪者大都對中國文化或文學、歷史或現狀、語言或風俗興趣濃厚,觀察細緻,成就斐然。但是以我陋見,他們對中國的“國教”——馬克思主義,極少有過如此精闢的分析和深入的批判。僅憑這一點,彼得森教授雖然不能說是漢學家,說他是社會主義問題專家應該至少是入門的。

我看見有左翼人們反對說:哈,這個龍蝦教授連馬克思的《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手稿》都沒讀過,怎麼敢僅憑《共產黨宣言》就進行批判?淺薄!——說這話的人錯了,批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馬克思主義的內核思想、理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幾乎所有核心和精髓,都簡要地闡明在其中了。對於我這等來自馬克思主義及其變種列寧主義締造的社會的人和親自體驗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來說,彼得森教授的批駁豈止直接了當、針針見血,而且深刻有見地。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經歷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能夠一舉掀翻共產主義理論基石,言簡意賅。當缺乏被奴役肌膚之痛的歐美左派們喋喋不休地讚美社會主義現實和共產主義理想時,我這個來共產奴役社會的人,對彼得森教授的批判感到的是:觀點銳利、目標準確、邏輯無可辯駁。——這是思想的力量,穿透了地獄的黑暗。

針對這段視頻,我猜想不僅左翼要反駁,右翼中也會有人暗中不以為然:嗨!如此簡單明了,我也能行。為此我想提個醒:當年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慶功宴會上,在場紳士們也都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也行。為此,哥倫布先生順手拿起一個熟雞蛋問:各位,你們誰能把這個雞蛋豎立在桌子上?紳士們輪番動手嘗試,無人能夠否做到。哥倫布在大家都放棄的時候,拿起了雞蛋,在桌面上輕輕一磕,雞蛋穩穩地豎立在了桌上。這叫大音希聲,大繁至簡。口出狂言者中確實不乏能人,但仔細一看,往往大都缺乏嚴格的思維訓練、不習慣對自己思想進行思考。

這段視頻實況如今已經過去七年半了。那時,站在這個台上發言的彼得森教授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現在,他因為公開反對左翼的“政治正確”,已經被學校除名,他的心理學診所也被取締了,其遭遇比反對DEI的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比較文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遭遇還不如,但他的影響後來借助互聯網和書本文字,無遠弗屆。他與左派自由主義者齊澤克的這場辯論——確切說是“對話”——是一次十分難得的思想盛宴:他們各自的角度、不同的關注點、分別的陳述完全可以互補綜合,構成上個世紀和本世紀人類正在面臨的危局的特寫。

開卷有益。主題有關,這裡轉發的節選視頻是“超級神友隊”上傳的彼得森教授對《共產黨宣言》的批判,有中文字幕。有興趣的漢語界朋友可以藉此重審《共產黨宣言》,看看這個當年“在歐洲上空遊蕩”的“共產主義幽靈”的謬誤和荒誕。

點擊:https://youtu.be/xSDbm9khuVA?si=NrTSARbhCRCluTsX

2026年9月19日



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

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余英时与中国流亡知识人谈话录(注)

北明采访并根据录音整理、编辑,业经余英时教授校对。本文大小标题为北明所加。

座谈时间:2007年1月6号
座谈地点:美国普林斯顿
发言人(按先后顺序)北明、余英时、陈奎德、张伯笠、邵新明、苏炜、林培瑞(Perry Link)、胡平、温克坚、郑义、阮若英、苏绍智
 

內容提要:
一,余英時获奖感怀
二,价值的选择与坚守
三,新亚书院的意义
四,语言转换与学术交流
五,余英时学术思想在中国
六,中国学界风气问题
七,中国学术标准问题
八,中国传统文化断代问题
九,中国知识人的灾难
十,中国民族道德问题:现象与分析
十一,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国在山河破
十二,中国弱势群体的仇恨:暴民危机

北明按: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Kluge)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的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后不久与部分海外流亡知识人聚首,畅谈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多年以来,余英时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得力支持者。这次会谈,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海外流亡知识人有史以来首次汇聚一堂,借庆贺余英时获奖之际,听这位亦师亦友的史学家畅谈他获奖的感受、介绍他继绝存亡之思想学术生涯的起点,同他交换在美国治中国史学的经验、发表对中国学界风气和学术标准的看法、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断代的根源、畅谈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社会道德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弱势群体仇恨心理、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前景。参加这次小型私人会谈的还有一、二位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关心中国事务的学者和美国汉学家。

                      2007年1月6日本文采访人和整理者北明访谈余英时先生(左)。
                                                    摄于林培瑞(Perry Link)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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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奖感怀

北明(作家、前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新闻快讯”责任编辑、自由亚洲电台节目主持人):余先生,谢谢您接受这种聚会形式的访谈。您长期在中国史学领域耕耘,主要以汉语为表述工具,却然在美国获奖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奖项规格相当高,是美国国会2003年设立的,旨在表彰诺贝尔奖未覆盖的人文社科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因此享有“人文诺贝尔奖”之誉,其特点是跨越国籍与语言,嘉奖一生在学术上影响深远的泰斗级学者。您是首位获得子殊荣的华人学者。我们大家特别您也为中国史学界和汉学界感到由衷欣慰,都很想知道您获奖的感受。

余英时:大家为了这件事情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给我祝贺,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同时我也觉得不敢当。怎么说着,我从个人来讲,得奖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本身也给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如果没有这个奖,我还自由一点。有了这个奖,好像多了一层束缚了。现在看到人家写我的东西很多很多。我说糟糕了,从前都是我写人家,比如写方以智,现在自己变成被写的对象。(笑)这不是很好的滋味。

我并不是矫情,说这个奖不重要,我是说这个奖有个象征意义。这里有承认中国文化的意义,肯定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比我个人得奖重要的多。我(得奖)是偶然的。而且也并不是我该得这个奖。该得奖得人很多。至于提名到得奖得过程,我真的还完全不知道。很早以前我听说有人提过我的名,你(指林培瑞——北明注)告诉我的。还是两年以前吧,第一届还是第二届。而且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认为根本没这个事了。我完全没想到我还会得奖。上次,十月中,我在普林斯顿演讲的时候,演讲前几分钟,Willard Peterson 告诉我,说“国会图书馆的馆长James Billington (詹姆斯    比林顿)找你”。很急。我说,找我什么事?我以为他要找我去到华盛顿谈一谈中国的问题,因为他给我写信谈过的。所以这个奖是意外。我认为得奖,对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但是我自己还并不觉的得一个奖我就真的是学问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还是我,还是老样子。但是这个奖能够给大家、朋友,至少对我好的朋友一点高兴,我也觉得安慰。当然也有人很讨厌这个事情。这个我也知道。因为得奖总有两方面。一方面你喜欢的人跟你一块高兴,你不喜欢的人就可能生气。我觉得让不喜欢的人生气,让喜欢我的人高兴,这就是我的贡献啦。(众笑)这是我唯一的对得这个奖的看法。

二,价值的选择与坚守

所以我想,你们称许我的那些话,你们自己也都做到了。 我认为基本上是价值问题。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高尚人格,我也没有要努力让自己成圣成贤,我没有这个观点。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儒家。我觉得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但是有一点我跟你们大家都共同的,我们选择我们的价值,选择价值以后我们就真正相信这个价值,保卫这个价值。如此而已。我所做的,你们也都做了。不过我们在位置上不同。我好像在学社起一点,某些更多的作用。那是因为学校找了我做这件事情。Perry(培瑞)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的,并不比我少,可能还比我多。Martin Collcutt教授以系主任兼管学社工作,贡献更多。所以,我不能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个功不是我的。而且这要感谢过去的John Elliot。他要不捐这一百万,不可能成立学社。我在台北,我太太打电话说学校要找你,John Elliot 捐一百万块钱要找人,要救年轻人之类的。所以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努力。至于对共产党的态度,我想你们大家态度跟我一样。你们从大陆出来的,要是“六四”时就跟着它一块走,今天你们也许都是红人了。不过我想我们做人,总要选择一个价值。我写方以智的时候,恰好遇到一个大变局。那时,共产党刚刚进了联合国,那是1971年。对台湾来的留学生而言,好像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一样。他们一夜之间便认同了中共。所以我引黄宗羲论张苍水之死,感慨“形势”一变,“人心”便跟着变了。这也是所谓“形势比人强”。中共的极权统治比国民党的专制要利害得多,何以鄙弃一个“无道”政权,却拥抱一个更“无道”的暴政呢?“六四”至今十八年了,又见到历史重演。1989时全世界人心都向着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但今天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为中共喝彩了,因为中共用权力的一小部分交换了市场经济,有钱可赚,人心又跟着变了。可是我想,总要有少数人,能够把人的价值维持住。这个人数不可能多的。多数人的一定是一面倒的。哪里有势哪里有钱,哪里就会兴旺。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的一套体制,也不是反所有共产党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培瑞说到中共诬他“反华”,这是利用名词混淆(视听)。党、政府、国家三者都不同,中共以暴力征服了中国,组成了政府,然而并不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恰得其反。所以说我们反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反共正是因为爱护中国。我有些朋友写文章,也都提到我“太反共了”。这个“太反共”并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呀。这就是说,我太不识时务。我想,不识时务的人总要有。也不在多。能够有少数就行。你们大家各个都跟我一样。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们是都是有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个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我最近看了吴宓的日记续篇,非常受感动。他在日记中一再说,“我是身降心不降”。他被打成那个样子,从头到尾他维护中国文化。我本来并不赞成吴宓那一套想法的,他是过分的保守,可是那个精神是真的。只要是真的信仰,哪怕信仰的内容是你不同意的,你都要尊敬。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今天还有人真的相信马克思、真的相信斯大林,把命都拼上去,我还尊敬你。我不同意你,我反对你,但是我还是尊敬你。如果你根本是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庆祝,大家也不要庆祝我,我们互相庆祝。我们还能够有共同的价值,我们还能共同守在这儿。也不是特别困难。和古人的困难那是不能比的。象方以智这样的,把命都送掉了。顾颉刚也罢,吴宓也罢,他们那个罪受那么大,还是承担下来了。比起来我们算是很好的了。你们在六四也就是一段时期困难,后来还不是过来了?跟古人最艰苦的比,我们受的难不算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就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支援。这样我们中国学社表面存在不存在、组织上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精神上存在就行。精神上存在,这个学社就存在。我就谢谢大家。

 三,新亚书院的意义

北明:香港新亚书院,您早年学术起点。如今年轻一代都不大了解了。请谈谈您的新亚书院的历史以及与前辈学者比如您的老师钱穆先生的关系?

余英时:关于新亚书院,我倒是愿意讲一讲。钱穆先生怎么到了新亚的呢?他本来在广东华侨书院教书,广州不稳,就搬到香港去。那时候,国民党籍的学者张其昀、崔书琴等人想在香港办一个书院,叫“亚洲文商书院”。钱先生最早是在亚洲文商书院。他们用钱先生的名字在香港教育局登记,作为院长。钱最初不知道,到了香港以后,已不能改变了。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但张和崔等不久都去了台北,钱只好一人苦撑。然后请唐君毅、张丕介两先生参加。这是新亚书院的开始。他们没有钱,最初是借一家中学的教师办夜校,晚上就在那睡,早上就得赶快起来,打铺盖起来,因为中学的学生要来上课了。那么个情况办的。一年后,有一个上海商人捐赠了几万块钱港币。他就租了两层楼房。就是后来的九龙桂林街的房子,最早我上学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最普通的住房了。“亚洲文商书院”也改名为“新亚书院”,因为原来办登记的“监督人”不肯让出本有的校名。

 北明:十几个学生?有多少个学生?

余英时:我们那时候顶多二、三十人,都是难民,也都交不起学费的。你想,你学费也收不上来,学校怎么能维持下去?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观察”主编):不过当时您父亲是蛮有眼光的,把您送到钱先生那里。

 余英时:钱先生我是早就知道了。所以就去上课。其实那时候离我家很近。(陈奎德:你在香港的家?)在香港的家。当时钱先生他们也拿不到薪水,只有少数的“钟点费”,就是靠他自己写稿,拿点稿费。到桂林街以后,才叫“新亚书院”。“新亚”是这样来的。但新亚的财政很快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拖也拖不下去,所以钱先生就到了台湾,看看政府能不能帮点帮。那时候,台湾政府也是穷的要死。

 张伯笠(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牧师):他们不是有黄金吗?

余英时:那是共产党的宣传。黄金只能摆银行不能动用的。所以,后来是蒋介石的总统府私人开销里面捐三千港币(五百美金)一个月,这是新亚的全部收入。(张伯笠:不少了那时候。)五百美金你要维持一个学校怎么还不少呢?(北明:整个学校的开支?)整个学校的开支。三千块钱。(陈奎德:三千块钱港币。)你想想看,三千块钱,怎么吃饭嘛?所以钱先生大概一个月只能拿两百块钱。两百港币换句话说就是三十美金上下。香港房子种种,都贵得很的。连吃饭都勉强。所以,你非写稿,赚稿费,你根本没法生活。所以我写稿写得很早,十几、二十岁就开始(北明、陈奎德:就为挣稿费)。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要吃饭嘛!不能不写嘛。

 北明:那时候写的稿子都留下来了吗? 

余英时:有的留下来了。 

陈奎德:嗯,我看见过的。有一些余先生在香港写的东西。他有些发表了。而且当是您还还写了一些政论的文章。还在那《民主评论》上,是吧?徐复观先生那个上面写的。 

余英时:所以新亚书院一直到52还是53年,就是靠蒋介石这个五百美金一个月,维持到两三年。然后Yale-China 来了。 

北明:什么来了?

余英时:Yale-China。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Yale-China 本来是在中国湖南长沙办“湘雅医学院”的。那时大陆丢了,他们没地方可做。就想在亚洲找个地方,台湾,菲律宾,也考虑香港。后来当然听说钱先生奋斗的精神,最值得同情。代表Yale-China的是Harry Rudin(鲁鼎)教授,在Yale(耶鲁大学)历史系。 后来还跟我是同事,不过已退休了。他后来还到学校来,我还跟他谈过很多。他到香港去看,看了跟钱先生谈。钱先生请人做翻译。他说:我谈了以后,钱先生有什么要求?钱先生说,我不能办一个教会的学校。你要搞教会学校,我不能办。同时,你要给钱可以,你不能干涉我,干涉我怎么教,怎么办这个学校,那么我们就不能答应。后来他说,我还要去菲律宾、马尼拉,还要去台湾看看还有别的地方可能也要……,因为要争取这个钱的地方很多嘛。完了以后,他回来说,支持你办新亚。钱先生有一段纪录写这个经过。他说,如果一年一万五千美金如何如何。钱先生说,一万五千美金,我就顶一个房子。以后就不要再付钱,也不用付租了。另外如果再多就买房子。那个人说,我这个钱要给你们教职员生活的,不是搞房子的。钱先生说,我们这个房子没有怎么办?(笑)后来人家说,你不要急。这个钱还是做学校开销。关于搞房子的资金我们再另外想办法。所以他后来有找了Ford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捐钱。就是很辛苦,那时我已经走了,不在那里了。  

张伯笠:新亚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了? 

余英时:前身。不过还有崇基和联合两个学院,共同组成大学。但主要因为新亚书院,才有中文大学。新亚后来不但是耶鲁帮忙了,哈佛燕京也来帮忙了。哈佛、燕京最早出钱给我们办研究所。所以那样英国人也都重视了,1955年香港大学颁给钱先生名誉博士学位。所以当我走了不久,他们就谈要办第二个大学,中文大学。要把所有的大陆来的合在一起,叫中文大学。 

北明:您认为新亚学院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意义。 

余英时:当然是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钱先生这样一批人,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作“新儒家”,钱先生、唐君毅先生。钱先生也不接受“新儒家”称号。但是他是儒家毫无问题。我虽然在新亚接受了许多儒家的价值,却不能称作儒家,因为,我属于下一代的人,思想比较新了。话说回来,新亚诸位先生坚持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没有那个坚持,今天就没有这个新亚书院。就没有国际和国内新儒学运动起来。是不是?所以就海外来说,一方面钱先生,一方面熊十力的两个学生,一个牟宗三,一个唐君毅,这几位先生贡献很大的。他们保存了中国文化这一支。然后,共产党一开放,他们的思想马上就进去了。而且很受欢迎。现在中共也开始向儒家求救,“儒家热”、“国学热”出现了。这又有隐忧了,钱、唐、牟先生的理论、思想等也可能受到曲解。

我自己的问题在这里:我有自由主义、西方这一面。就没办法完全是以儒家为坐标。我并不是不同情他们。我认为儒家的东西都应该包括进来。不过我的看法是,儒家从前是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学说来治天下。你要知道John Rawls 的理论就晓得,它是一个comprehensive theory (无所不包的系统),必须受重视,但不能独占文化、政治空间,因为还有其他的“学说”或宗教。如果独尊儒家,那回教徒怎么办呢?基督教徒怎么办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儒家是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中国还是应该保存的。因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道德寄托在儒家之内。基督教现在还不够大,佛教是散的,现在的佛教七零八落的了。你要到台湾去,可以看到很好玩:台湾的电视上我看那个佛教徒传佛教,都是儒家道理!(笑)很奇怪的。(张伯笠:佛教进中国了嘛,被中国文化给同化了)所以这许多东西你可以看出来,钱先生他们保留种子的意义非常重要,非常大的。

当时新亚师生并没有任何把握说将来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自己等于在黑森林里面走路,一路吹口哨,壮胆。那是拓荒性的。 

北明:那二十几个人,您知道下落吗? 

余英时:都各有下落,有些都在教书,也有在新亚教书的,也有的在本地办中学,还有从事工商业的。现在新亚的校友当然人就多了。大概是1959年左右,政府就开始给津贴了,经济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钱先生当时想,我要不把这个学校交给社会,永远这样办下去,我的学生没出路啊!学生没有出路,这个学校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呢?所以必须变成大学的一部分。这样,新亚学生毕业以后才能在香港找事做,到外国也可以做事。或者到外国可以上学。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不走这一步。当时新亚老师也有反对加入中文大学的。你走这一步,就要受到限制。它是香港政府,它是个殖民地政府。它有它的要求。

北明:您说是香港政府给钱?

余英时:是呵。不过今天回头看,新亚的精神还能维持着,希望很大,最危险的时候都过了。

邵新明(自由撰稿人):余老师,新亚那时候是不用英文教书的。所以您从新亚到外国念书,能念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余英时:是不容易的事情。要克服许多困难,不但语文,就是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也自觉根基不够,只好以勤补拙。事实上,我在新亚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主要得力于钱先生私下指点,自己找书读。钱先生1950年跑到台湾去搞一点钱,51年又去了。51年去了还没有好久,就因讲演时房子塌了,打破了头,几乎送命,一直留在台湾养伤。1952年我毕业,他都无法回来。老师中我可以受益的只有唐先生一个人。但交往不多。新亚当时连个图书馆都没有。

 邵新明:对,我知道。我再补充一下:……那时候为什么要搞一个新亚呢?那时候香港是殖民地,你在社会能有工作,有成就的话,一定要懂英文。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成功,一批在国内受教育的学生到香港来。他们不会讲英文。许多人是学者,水平很高。怎么样可以继续?香港有一部分也不懂英文。这些不懂英文的念书,是Chinese track ,中文渠道。另外还有一个是英文渠道。英文渠道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那时候等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加起来,(余:都不止。)都不止。就很少人能进去。那么没有英文程度的学生怎么办呢?他们要念大学程度的学位怎么办呢?所以钱先生搞了这个新亚,一般的目的就是要能令到那一部分学生得到高等教育。但是是一个中文的渠道。刚才余老师说得很清楚,那个渠道出来的学生是没有前途的(余英时:绝对没有前途)。没有人瞧得起的。

余英时:早期学生主要是大陆来的难民,很少学过英文。新亚也没有用英文教学的事。一般而言,学生的英文都不行。毕业后很难谋生。我在燕京大学读过一学期,英文还有一点点基础。主要靠自修。 

邵新明:所以,那时候从新亚算起,加上以前中文渠道的高等学府,就叫做“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本来还有个“香港大学”,是英文教学。但是,虽然新亚传统发展而来的中文大学的教学语言,不进入英文世界主流,但是多年之后,取得学术成就、得到国际承认的,却是新亚出来的余老师。

余英时:钱先生创立中文教学渠道的大学,保证了当时的大陆难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且填补了当时中国沦陷之后形成的香港的新需要,平衡了香港大学英文渠道的教育方向。现在看来,是很有眼光的。

 四,语言转换与学术交流

余英时:谈到用英文或中文写作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我到美国来以后,为了适应环境,最初只有学习用英文,中间大约有十几年都没写过中文。还是因为73年回香港以后,写中文的要求忽然在我面前出现,这样才又开始了。开始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现在把我研究的东西在中文写的很详细,我用英文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够了,就交待了。因为西方读者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详细的情形。你在英文里写太详细了,没人会看。所以我两个渠道进行,在英文渠道里,我是把我真正研究得很详细的东西,用比较短的方式报道出来,就够了。西方的专家则都能读中文,可以再接着读我的中文论著。但是我考虑到读者的问题。我写英文书,我相信,一两百个人看,不得了了。有时候几十个人。(笑)但如果你要写中文,不但是中文世界,同时还有日本、韩国,对不对?所以你到底写给谁看?你的audience(听众)是谁?你的audience 只是少数几个美国研究中国史的,那没有几个!这些书,我知道的,好些书一百本、两百本都卖不出去的。因为别人不需要知道。除非他要研究一个问题,跟你有关,他去看,他去参考。否则他不会看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虑。所以从香港回美以后我就以后继续写中文了。开始以后就没法停了。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动力,逼得你自己往前走。不过我的研究结果,在英文论文中大致都有提要式的报告。

 北明:您的那两套书,广西和三联出的那两套书,我觉得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在悄悄的读。

 余英时:不一定,现在不用悄悄读。我本来没有要求在中国出书,(北明:他们找您。)都是他们找我。而且有些是盗版,我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编的,自己就出版了。我唯一同意的是《士与中国文化》,那是1986年的事,是庞朴找我的。但是初版错字多的要命。所以第二版我才把它改了,改得很厉害。(陈奎德:那本书影响很大,八十年代就到中国去了。)所以,後來廣西,來了好多年了,差不多十年以前就跟我聯係好了。但是他好像不能出版,有困難。所以,搞得三聯搶先了。三聯要出我的系列,三聯在后,但是出書在前。但是廣西看三聯一出,它也很快都出來了。(奎德:也好,他們有個競爭也好。)所以現在,我除了反共的東西不能印以外,其他印得很多了。

 北明:但是我覺得還是一種潛流,大家都在悶頭閲讀,沒有太多公開的評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吧。

 蘇煒(前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耶路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水井之処必有湖”,余先生说。差不多,现在知识分子好像以读您的书为一种时髦。没读过余英时,好像不够时髦(笑)。

 余英时:那就糟糕了。(众笑)

 苏炜:別説,現在真的他们是以读过余先生的书为前提,才能谈论问题,有点这个味道。

 余英时:你要真读我的书,就像刚才郑义(表达的)那样读我的书!(笑)如果说某某人得奖了,他的书得看,那就不行了。

 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余老师说的完全对,要是只写英文给我们外国汉学家,(笑)那真是太可怜了!(余英时:没几个人嘛!)我常常感慨,我觉得我们系里头,要考虑升級,它不考虑中文著作。像周质平,出了一本关于胡适的书,也算。可是,只有英文才能算。完全是一种双重标准。余老师的著作,用中文,在中国的影响,那远远超过美国学界里头的影响。 

余英时:这个美国汉学界本来就不大嘛,人就没有多少。像古代中国史的领域本身加起来你算嘛,那么多department(系),加起来有多少人?几百人而已。

林培瑞: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我觉得写英文,写中文,谈英文,谈中文,有相当大的隔阂。上次我们在质平的家,有陆扬,有质平,在深入的谈五四时期吴宓的日记,跟我去读英文的著作,读一本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是两个层面。几乎是格格不入,有血有肉的还是中文的。 

余英时:总而言之,我也并不特别鼓吹非中文不可。英文也需要,你总要有。你不能希望美国人都来学中文。那怎么可能呢? 

陈奎德:但是我不知道余先生您怎么看,像杜维明那种方式,他用英文演说,他演说的(余:非常好)还是蛮漂亮的。他用英文演说普及中国文化。当然程度不是太深,但是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余英时:我认为很有作用。 

陈奎德:很有作用。但不可能很深入。 

林培瑞:可是我也问过杜维明,他用英文写作和用中文写作的思维方式一样不一样?他能不能翻译?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创造。

陈奎德:当然,这个我相信。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杜维明和余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在场。他还和您争论关于这个英文。您的意思是说,有些话,有些意思用英文是无法翻译,无法表达的。他说好像都可以,完全都可以。我觉得他稍微有点武断。

 余英时:完全都可以是不可能的。 

陈奎德:因为哲学上就有译不准原理嘛! 

余英时:就是大概,某一种层次上,可以。 

苏炜:余先生,这次您在图书馆受奖的演讲,就是“世界周刊”发的那个,是谁翻译的?

 余英时:是我的一个大陆的学生。

 苏炜:我觉得挺好。 

余英时:啊,翻得很好。他在浙江大学教书。在他主持下,我的英文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刚印行的四册《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

 五,余英时学术思想在中国

北明:我刚才的话没说完,我知道您的著作是两年前进入中国大陆的,而且是他们自己找的。我现在感觉跟苏炜那个感觉有点不同,我觉得人们在桌面上不谈论语余英时先生。(余英时:那当然。)可能我接触的还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现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少书斋型的了,一般都比较入世,都在体制方面想有些作为的,所以真正埋头做学问的不是很多。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您这两套书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五到十年之内,有大的影响。这是我的预感。这种影响,不会是某种热潮,或者潮流。比方说象当年对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掀起的什么什么“热”,“文化热”,不会。(余英时:我的书不可能热起来。)不可能。但是假以时日,可能会有深入的无声的影响,影响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

 苏炜: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八八年、八九年在北京,那时候我们读余英时已经是一种“热”了(余英时:那是因为你们热,不是我热。)我们一帮人都在读余先生的书。

 北明:不,如果那时候形成一个热潮的话,现在中国史学界不会是这样的一片凋零景象。

 余英时:不可能。因为你晓得,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拿掉的嘛,史学怎么能上轨道?

 苏炜:那时候在北京,八七年、八八年,很奇怪的,那本批您的书,就是您的文章是主要部分,在后面,批您的文章在前面那本书很流行。

 余英时:就是你们广州那个刘什么……

 苏炜,刘斯奋。就是那本书。大家读,很流行。

 张伯笠:大家都读后面,不读前面。

 余英时:这个刘斯奋。我早就知道是胡乔木发动的。后来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得到证实。到处找人,好几个人都拒绝了,亲自告诉我拒绝了。

 

六,中国学界风气问题

北明:我的感觉是,中国什么时候摆脱了这种今年这个热,明年那个热,这种浮躁,您的影响才能见出来。或者是由于您的影响,可能把这种“热”的追逐,淡化掉。

 余英时:我希望中国学术界能多做“提高”的严肃研究,不参加“普及”的运动。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将人文研究提升到最高水平,这是寂寞的生活。但一个国家的文化品质是不是很高,主要看它有没有这样一个研究的社群。

 胡平(“北京之春”杂志主编):余先生治学的方式,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嘛。大陆热的,像黄仁宇可以热,就是你标新立异,好像抓住一点,什么事都懂了。这就容易热起来。你若是很踏踏实实的、一板一眼的,这个有传承的这个东西。那他没法热起来。

 余英时:我认为是传承的问题。比如这样说吧。就包括陈寅恪,当然是热过一阵子。但是他的书到底几个人看呢?(陈奎德:事实上没有嘛!北明:就是这个问题)。你想想王国维,王国维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现在有几个人看?只要有人看就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保持一个传统,只要王国维还有人看,陈寅恪还有人看,有几个人看。(北明:每个时代有几个人。胡平:那个当然是纯粹的学术传统,不一样嘛)。这种东西它发生力量是没法估计的。你没办法预言的。你不知道的。所以不要管。只要留个种在那就行。所以我……

 胡平:因为现在“热”都是给自己贴个标签,什么主义。一个东西,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个东西就容易热起来。

 余英时:现在最热的是电视上什么叫做“易中天”,他们告诉我(笑)。

 陈奎德:电视台讲历史的,讲三国。

 北明:余先生您说这个现象啊,49年以后,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不是这个热就是那个热。这状态不好。(余:是啊)浮躁。很少有人潜心做学问。

 余英时:所以我想,我们要有耐性。

 北明:读您的书有一个感觉就是不能浮躁。得有大量时间。您的著述,包括文字陈述,是平铺直述,朴素,清楚,没有故作惊人之语。这种语言状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态和心境,很静。你得沉潜下来,你不要看见今天谁领风骚,明天谁上楼台,把沽名钓誉的事情看得那么重。如果那样,中国学术界还是没希望。可是您的著作,有一种治学方法上的启示,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状态可能对大陆学界有深远影响。

 七,中国学术标准问题

余英时:我认为真正搞学术研究工作,是个细水长流的东西。现在中国学术界根本没上轨道,还没有建立起研究传统来。这个研究传统一定是几十年,几百年,不断传下来的东西,有共同标准,可以判断这是好东西,这是不好的东西。比方,抄书、偷书,就算你混得过,那是耻辱,不肯干的。这样才慢慢行。象日本人,并不比你高明到哪儿去,可是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多少人!几百年传下来,一点不断。这个东西是中国一时赶不上的。中国三十年代,建立起一个传统来了,共产党一来,全完了,全部毁光!我不是耸人听闻,共产党来以后,一直到1976年,所写的中国史的东西绝大部分可以扔到垃圾桶里去!没有值得读的。除非老先生过去的东西。根据马克思主义那套胡说八道的东西,全部都该丢掉。

 北明:包括胡绳的,社科院院长。

 张伯笠:范文澜。

 余英时:范文澜本来是很好的,有基础的。你要搞了马列你就完了。因为他那个马列都是公式了嘛。你把中国的东西硬往里填。那有什么意思!(张伯笠: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早期的范文澜通史还算好的,后来修改了以后,越修越坏。

 北明:我看胡绳写的近代史,都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什么农民起义呀……

 余英时:胡绳我跟他见过一次。那年他到美国,我们亚洲学会,开辛亥革命的会议,他也来了。后来到耶鲁访问。我还陪他吃过饭。我们俩谈到胡适。他说:胡适,我们政治上当然是不能谈,我们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我说,我们海外跟你相反,我们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经落伍了,政治上还是先进的。(笑)他一句话没说。(北明:谈话中断。)哎,中断。也没中断,后来他就乱以他语,换个题目就是了。我说我们海外看法跟您相反。你想,胡适早年写的东西,当然后来人超过他很多了嘛。研究超过你,那不是他的错嘛。但是你想想,胡适讲民主,讲人权,比你走得远去了。我最记得1978年我在北京,那是我在大陆唯一的一次,那时陪我的一个人叫林甘泉,是历史所的副所长。他就告诉我,谈到胡适的问题,胡乔木同志说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新华书店买的是胡适的书,那我们这个革命不是白革了吗?”(大笑)那时候大概已有人提议重印胡适的书,所以胡乔木才这样说。现在真是白革了,到处都是胡适的书。而且讨论胡适的东西不断出现。

 八:中国传统文化断代问题  

北明:余先生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昨天来的时候跟奎德一辆车,路上谈起来您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差别。因为有一个49年(余应时:那相差很多)。不仅是相差很多,那就是一个鸿沟了实际上。我们还算好,逃离出来了,脑袋还清醒一点,知道自己是从一片文化沙漠当中出来的,知识结构不行。除非自学,没有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学问不能跟老先生比。您这一代人代表的虽然是一个旧时代,但确是一个好时代,一个完整的、健全的时代。到了49年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就残缺不全。我感觉很悲观……

余英时:我想你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我们的时代也不理想。我们又想到王国维时代、梁启超时代。梁启超他们也觉得不理想,他们想到乾嘉的时代。今不如昔的感觉大概每一时代都存在。

北明:那不一样。49年是个分水岭。

余英时:那是没问题的。1949年确是中国文化的空前浩劫的开始。

北明:没办法比的。我就想问问您,这样一种情况,中国这个文化传承,我们还有没有希望?一断,断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哪天极权统治垮台了,能不能很好地把传统接续下来?比方象您这一代人已经八十岁上下了……

余英时:我很老实地跟你说,我没把握。我不觉得一定能接得起来。因为生活里面的价值已经中断了那么久,现在又被市场的价值取而代之。中国1949以后,只有一个字:power(权)。有权就有一切。一切价值的来源就在那上面。现在到共产党自己活不下去了,power 拿不住了,要靠钱来给它的power 加油。所以现在power 里面就分出来,去搞钱。搞钱也多半是他们自己的人发财。外边偶尔碰上发财的也有,但是基本上没有官方的关系,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所以现在主宰中共的是两个东西的:一个是power,这个东西以前最重要,现在是money(钱)了。这个money将来是主宰。这是市场取向的结果,就是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从前陈寅恪1919讲的,保存的《吴宓日记》里,说中国人哪,要想学西方,做生意,大概会是很精明的人,可以发大财;如果说中国人想学西方,形而上学,在艺术、在精神上有所超越,那是非常难的。他这话,已经都说中了。一般地说,今天中国人太现实,太pragmatic(实用),没有什么原则的。中国话叫有奶就是娘。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人经不起多少次考验,最多三次、四次就垮了。因为今天钱变成这样重要的东西。中国人暴发户的心理就是这样来的嘛。我现在有钱了,马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想想,二十一世纪,有这么容易就变成是你的世纪?你的科学、人文、社会状态,道德状态都还远在别人之下,还有近十忆的人仍在贫穷线上,现在就是忽然 “少数人先富起来”了,你就变成全世界……你怎么超前去?!道德、宗教、艺术撇开不说,基本科学的研究也没有突破,技术是借来和或偷来的。前一阵子还闹Scandal(丑闻)的,你怎么就忽然变成世界第一了呢?就有几个钱?而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外国投资的,都是外面来的。我当然承认中国经济近十年有很大进步,这是赵紫阳晚年所说的中国发展了一种“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市场,表面的一时繁荣掩盖不住内在的隐忧。

北明:哈维尔曾经描述过东欧变革之后、捷克民主之后的一个现象。他是去年还是前年在国会图书馆有一个演讲。(余英时:我在那儿)啊,是在John Hopkins 大学和前国务卿Albright(奥尔布莱特)两个人公开对话。他说,虽然极权统治在欧洲那么长时间,但是像捷克这类东欧国家,极权统治垮台之后,传统文化很快就恢复了。我相信他描述的是事实。

余英时:我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被强迫接受共产党的。中国的共产党是自己找来的。(邵新明:他们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捷克的共产党体制既是强迫接受的,当然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因为他们都在反抗中。一直在反抗中。宗教还在那里。它的艺术、戏剧等精神文化也未中断。

九,中国知识人的灾难

余英时:甚至俄国,它的芭蕾舞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改变啊!只有中国搞京戏、地方戏改革之类的。我看过Isaiah Berlin (以赛亚·柏林)访问Russia(俄国) ,写的一篇与俄国作家会谈的长文。其中有《日瓦戈医生》的作者Pasternak (帕斯捷尔纳克)和最著名的女诗人 Akhmatova (阿赫玛托娃)。那是1945年的事,这两个人境遇都很惨,但都没有失去本来的面目,仍坚持自己的创作。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经过毛泽东治下那样要你“交心”,交灵魂。他们还侃侃而谈,讲自己的遭遇。斯大林并没有做毛泽东那样的事情,要人家交心!共产党搞的最不堪的肉麻的事,就是叫“交心运动”,“向党交心”。“交心”,这叫什么话嘛!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温克坚(大陆“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共产党搞的这个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在苏联没有发生过。

余英时:苏联没有大整革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苏联的文化也没有完全破坏,所以它还有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中共在毛泽东治下专以整治知识人为主要目标。使一般知识人处于精神错乱和昏聩状态。胡平兄写过这方面的书,这里也无法多谈。毛代表了旧社会中的边缘人,边缘知识人,他最仇视真正知识人。我记得千家驹就讲过,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毛泽东看他是某某教授,说,啊!很了不得,还是教授呢!就是这么个讽刺。这种话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所以他到北京,立即指示,张申府的薪水从此不能增加一个钱。因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张申府是他的上级,八块钱一个月,没给他加过薪水。他忌恨在心。

十,中国民族道德问题:现象与分析

林培瑞:我们请刚从北京、从中国出来的人谈一谈。我前几天也问过他(指温克坚——北明注),他谈过百姓、中国的老百姓能不能恢复传统价值观,或者恢复的是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温克坚:我不是搞学术的,我对这方面也缺乏了解。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某种形式上恢复。比如说佛教,十几年以前,没有这么频繁的存在或活动,现在已经回来了。说到道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道德传统,比如说信任、甚至商业价值、商业上的互信,这些东西都慢慢在回归。但是现在一边在归回,也有人在破坏,有另外一种力量在破坏。这股破坏力量就是公共权力。就是说,社会本身自发形成的一些道德价值、观念,它是以某种形态存在的,如果说是公共权力不再进行破坏,它以一种比较中性的、远离的方式存在的话,我想海外积累的、其他华人社会积累的、以及各种其他的价值资源,应该是可以重新恢复起来的。

余英时:这一观察我很重视。精神恢复健康不是不可,道德、精神、价值,等于人的健康一样,你不可能老病。病到某种程度,总有某种生机出来,要把它恢复正常。但是外面现在有个东西老破坏你的身体健康,你还要跟它不断地相抗,所以一时就不容易回到正常。整个社会体制的更改才是精神正常的契机。

郑义(作家,前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不过现在不太容易,我就比较悲观。

余英时:也难说。现在“党天下”的解体已现端倪,多少有了一点文化空间。

郑义:我一天到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把我收集的资料给大家看一看……

余英时:我给他算一个命就是这样的,你看一看苏联,那就是他的命运。

郑义:但是苏联还是不一样。

余英时:这是一个生理限制。最初参与革命的人,到75年以后全部没有了。

郑义:但是这个破坏太厉害了。

余英时:中国比苏联破坏又历害,困难是不必说的。

郑义:不光是说统治者的道德沦丧,现在就是一般普通人,比如受压迫的这些人,还有反抗这种压迫的人,现在道德品行都不行,整个全体的堕落。这是叫你很绝望的。有些极端的例子,你听了不能够相信。

余英时:汉朝有人说,兴礼乐要在百年之后。礼乐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秩序了。我们不能放弃希望,要有耐心。

郑义:那是要好几代人呐!

余英时:是要好几代。

郑义:我就认为,所有受过共产党教育这几代人,死绝了,而且在死绝之前必须共产党结束了,然后,以后成长起来的人才有希望。现在我给你举一个这类的例子:比如艾滋病,外国记者去采访,希望把这个消息让全世界知道,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帮助他们解决困境。采访完了以后,有人告诉当地艾滋病农民说,跟记者要钱!然后,这艾滋病人就追,追到省城去,追到宾馆去,跟人家外国记者说,你给我钱。人家说,我们这种采访是没有钱的。不给钱?不给钱,那我上公安局,我告你去!就把外国记者给吓坏了。你帮助他,你拯救他,最后反过来,他要整你。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再比如,成都有一个做伞的工厂,给成都各个商店发放了一万把伞,下雨天可以借给顾客,(余英时:公用雨伞)下雨天可以用。但是雨后你还回来。你知道一万把雨伞还了几把?一把都没有。这种极端的例子太多了,而且每天都在发生。你就觉得此事已经不可为。没有什么意思了。

林培瑞: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我说个相反的例子我们考虑。最近有一本叫《如焉》的小说,書中的的女主角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对解了雇的工人或者穷孩子有一種基本人性的道德反应:她同情人家。这倒不奇怪,有意思的是,这种小说突然就吃香了。很多人谈论。说明老百姓,哪怕共产党统治了多少年,還是有基本的人性……

郑义:基本人性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不会去做!他可以欣赏。你要让他去做,让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余英时:在目前情况下,现状大概是很难改变。不过天下事情也不能这样绝对地说,有时候形势一变,人心也就变了。你记得吧,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小偷都不偷。

北明:八九年那些日子道德水准突然提升,那个例子特别明显。

郑义:那次打击,那次政治上的打击,最后造成整个这个民族堕落。这个现象现在已经非常严重,而且非常普遍。

余英时:你要一天天这样看,当然是悲观。不过我想长期看……

郑义:那就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

余英时:历史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造那么多孽,说好就好,哪有那样的事情!说好就好,那等于跟共产党马上就大国崛起,世纪就是我们的这种说法一样了。不可能的。

郑义: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说要砸共产党,人人都要动手去砸。但是砸完之后他要干什么,你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现在大陆,今年以来兴起一种所谓“哄抢”。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哄抢。一个车翻了,所有的人去哄抢车上的物资。一辆火车如果被某些人截住了,大批的人开着卡车,去把这个火车彻底抢光(胡平:趁火打劫嘛)。有个什么会,发放避孕套,宣传避孕常识,要发放二十万个避孕套,结果是所有的人,不管用不用的着,老头儿什么的,都上去抢。最后抢的结果是避孕套全部抢光,而且抢得发放的那些人身上全是伤痕。很多城市里头,只要摆花儿,在街头,全部被抢。它反映一种情绪。就是说,人民对于现在受剥夺有非常强烈的不平。但是问题是,他抢,抢不出一个新社会来呀!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绪里头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最后不会是什么好结果。人变得非常残忍。

温克坚:我个人不太认同说现在的道德比以前的道德更加沦丧的判断。因为我觉得,当然从个案角度来说也有很多……每种现象都有很多个案。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以前有一首诗叫做:沉舟侧半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这个社会太大、太复杂,有一些方面显示让人绝望,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让人看到希望。同样从道德层面来看,这几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自发的参加到时尚啊、公益事业中?不是政府组织的。这些人对政府组织的希望工程不参加,但是他的确有很多(行为是)他们自发形成的、以网络形式存在的。比如像我们以前一些朋友参与的“希望之光”啊这种现象。另外一种个案,也已很多种形式存在。所以说,每一种判断你都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我觉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大家看中利益,然后在利益之上,(进行)比如说道德关怀,可能更加有生命力。跟那种、纯粹的以前时代的政权效应的那种所谓道德假象(相比),我想它肯定是有生命力的并且比较持久的。

郑义:你也不要乐观,你太乐观了。我不是举些个案。我们比,比如说,我现在不客气地说,现在年轻的这一茬,比我们这一茬儿,我觉得差远了。我们这一茬,比人家老右派那一茬儿,差远了!老右派那一茬儿,比原先在49年建政之前,抵抗共产主义那一茬儿,又差远了。这种堕落的痕迹,是有迹可寻的。如果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人们的道德会一代比一代强,那么这个制度就完全可以存在下去了,可以永世长存了。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底下,这种道德的集体沦丧,那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的、不可能扭转的!如果这个制度不结束,那么这种道德的沦丧事永远不可以遏止!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政治上进行一种制度性的解决,那么谈某些道德个案之类的,没有意义。比如比较献身精神,各个方面你全面的比,这几代人的素质,你一看就看出来:差远了!不仅是一点。我最近一段时间研究了一些抗战时期的资料,那个时期的人、人性的那种健康,我们今天根本不能想象。差别太大了。所以我是非常悲观的。我这种悲观也不是我个人悲观。我也找到一些旁证。比如说,我曾经很惊奇地发现爱因斯坦一段语录,说:如果上帝对于德国民族怜悯,那么,就让他们在结束战争之前,互相残杀。这话说得非常残忍,但是说绝了!说的对。一个人四五岁,基本形成道德观念;到十八岁基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二十来岁,一生中基本上一直要沿着这个路走下去。所以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象我们这样的人,你再洗,一块白布扔到墨汁里头去了,你再玩命,你不能把它洗干净了!

余英时:我想你还是过分悲观了。(笑)

 北明: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八九以前我们对中国的道德批判也很激烈,但是八九年那一年或者甚至那几天(郑义:几十天),小偷罢偷,流亡罢流,自行车……(众大笑),这是街上人说的,不是我的话呀,我是quote(引用)。自行车平时撞了,(双方)一定怒目相视,吵起来,很多人围观看热闹。可是那个时候,我亲眼看见的(苏炜:我也看见了),撞了以后大家摆摆手,相视一笑就走了!特别礼貌。我在车上写个什么东西,没有笔了。我就往窗外问:谁有笔?底下举起如林的手臂,恨不得把笔全都给你!人的精神面貌也变化极大。不是我们自己感觉,连CNN的记者,Mike Chinoy (麦克· 齐诺伊)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也描述说,他看到当时街上的中国人,彼此以礼相待,通常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一扫而光;在外国人面前也自信,自豪,过去的敌意和尴尬表情也无影无踪了。

余英时: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共产党的控制力量,会逐步减少。因为它面对的政治、社会、紧急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它不容易像1976以前那样严厉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方面。从前没有一面你能够逃的掉。现在,出现某些空间,除了政治以外,还有你的生活。这个领域将来会增加不会减少。共产党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控制每个人了。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看起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至少一个人来监控。现在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将中国人口一分为二,一部分人是看人的,一部分是被看的。如果大家生活好一点,所谓“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并不是Automatic (自动的) 就好,并不是说有了饭吃马上就好,那不可能。大多数人有了饭吃以后,(陈奎德:代价到了一定的程度。)基本上温饱有了,他会讲一讲道德。因为他自己需要秩序嘛。再坏的人也不希望偷窃、抢劫或杀人之类的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如果你自己不想,你就需要这社会有个秩序。这样,还不会完全绝望。

温克坚:秩序和微观层面的变化有关系……公民自治空间形成,偷抢现象就会大幅度减少。

余英时:未来很难推测的。我不是完全绝望,我认为还要看怎么走法。如果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社会将来安定不了。最后会大乱起来的。那就很难说了。

北明:如何解释八九期间社会道德操守的突变?此前此后一如既往,唯独那时候突然就好了,所谓的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

余英时:很简单,大家在生命里找到一个meaning(意义)和一线希望了。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就那么混嘛。忽然之间我突然找到了意义了,有了希望了。

陈奎德:那实际是个爆发性的神圣性。有好多历史时期是有这种现象。

北明:就是一种体验,民族的一种高峰体验。

 张伯笠:如果有意义,同样会有献身精神的人出来。现在他觉得没有意义,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法做。(余:不必做了)我观察,我看中国政府也看到道德沦丧的问题,从胡锦涛的八……

 林培瑞:“八荣八耻”。

 余英时:你们记得嘛?哪个八荣哪个八耻?

 众:(笑)记不得。

 胡平:我相信他自己都记不得。

 北明:都是儿童语言,退回早期教育。

 张伯笠:很多都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提的一点都不高。说明中国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国家领导人可以谈出这个问题来。还有一个,现在谈到了“三个危机”,也谈到社会基础的问题。

 余英时:三个危机我没注意。

 苏炜:哪三个危机?

 张伯笠:今天我在网上看到的。最后一个是社会危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危机。就象刚才余先生说的,你是有钱人的政党还是工人农民的政党?你说你是工人农民的政党,其实你已经不是了。你是既得利益的政党。它基础危机,它没法确定往那边靠了,它的危险就在这里。现在谈很多道德的问题,其实我到不那么悲观。我没有老郑那么悲观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觉得,当道德程度到最低点的时候,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人,他都觉得这样不行了。就像当年古罗马的时候,我研究教会历史,康斯坦丁信上帝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神迹,是因为他觉得整个罗马人的道德已经低到一个程度,他需要一个宗教来恢复道德。可是当时所有欧州的宗教都不可能(做到)。他发现有一个被迫害的宗教,哪个教的道德很高,所以他就把基督教作为他的国教,希望能够振兴这个罗马。中国现在为什么人们去教会了?去礼拜了?中国现在教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他在寻找,如何建立自己的道德。可是社会上,就是美国这么好的国家,也有道德很坏的人。中国也有。你看假烟假酒假药。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怎么了?”那东西看了以后,就不敢吃中国人的东西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毒的!没有一个没有毒的。连炒花生米都有毒!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种情况,政府要不要管呢?假烟就要管,不能允许你出现。可是怎么办呢?我可以受贿行贿,你就得放行,就可以赚钱。你赚钱、我赚钱,人民的健康我就不考虑了。艾滋病也是这个问题。河南的艾滋病,几百万人!政府要把他捂住,不说,不采取措施。可是必须采取措施。怎么办?我看见中国有些民间人士,维权人士啊,还有制宪人士啊,很多的民间(人士)起来,也有讲话的空间了,这个空间也能做了。还有教会。我对教会了解比较多。如果他们村子有一个教会,教会就可以做清苦人的工作,做学生的工作,进行道德教育。现在中国的道德的(重建)问题不是从上往下,是从下往上。我跟他(温克坚)看法这一点一样,下面有一股力量,需要改变这个国家道德,很多人可能都是普通老百姓。上面看到底下有这样的动力,上面也开始提这个“八荣八耻”,给你个空间让你去做。我上网看见很多知识分子、大学生捐钱,买些衣服送给穷苦的人。

 (此处片断未录音)

 阮若英(前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阮铭的夫人):……那个张艺谋,现在骂他的人也很多。

 郑义: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头,十几亿人的国家里头,有几个人骂他,那不足为奇。根本影响不到他。

 胡平:他当然知道他挨骂。

张伯笠:现在是个鼓励你道德沦丧的时代。

郑义:而且还行得通,成为主流。

 苏绍智(前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沿海救援成员,前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我觉得中国根本上有一个问题,症结就在于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个问题不解决啊,再好的宣传教育,讲公理道德,没有用。

 余英时:那是关键的!

 郑义:不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谈别的是很困难的。

 胡平:就像我原来举的一个例子,好比一个老人,腿摔断了,卧床,就是腿的问题。但是老人卧床卧久了,腿不是问题了,心脏啊、褥疮啦,等等别的问题出来了。我觉得郑义恐怕也是这个意思。你说共产党一党专政,根源都在这。问题是时间太长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它造成了别的问题,反而解决不了了。有这么一个后果。

 郑义:都烂了!

 苏绍智:烂到极点,共产党当然会垮台!

 郑义:共产党垮台是肯定的。问题是,垮了台以后是什么局面。

 余英时: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是一步。(胡平:是。)等它垮台再说。他垮台,天不会掉下来。苏联便是突然垮台的,还不是熬过来了?东欧各国也是前车之鉴。但历史的变数太多,不能预测。

 十一,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国在山河破

郑义: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这几年跟大家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是认认真真研究了一下生态环境,所以我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我那(观点)是由数字组成的。这个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已经再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毁了。过去人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现在国还没有破,山河已经不再。草木深?现在连草木都没有了,到处都是毒。这是代价啊!现在很多人看见了繁荣,什么“中国人有钱了”之类的。我就老想问他一句:你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吗?是用什么代价得来的?

 胡平:原来的蒙古草原有老话嘛,“风吹草低见牛羊”,得风吹,草低了,才能见了牛羊。现在不刮风,就能看见兔子!(张伯笠:老鼠也能看见。)不用刮风!

 张伯笠,环境(问题),中国当然严重了,全世界都在破坏。

 郑义:那不一样。中国是制度性的破坏。别的国家,比如西方国家,基本状况是在好转。您研究历史,我就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这种制度。所有权是国家的、人民的,或者是某种抽象体的,但是具体使用的、占有经营的,是个人。这种两权分离,对于经济、对国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人们说什么“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那个时代,我感觉不如说今天这个变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变局。这个国家是没主儿的,谁抢着是谁的。现在有些人老说什么空间大些了,共产党让步了,我的看法跟人不一样。我说那都是人家共产党不要的东西。人家现在急着要抢钱!成千万、上亿的抢。你现在说两句挖苦话、俏皮话,你说要民主要自由?我不理你!你只要不妨碍我现在抢这块地,我就不理你。你妨碍了我抢这地,咱们再说。(胡平,抓你!张伯笠:关你!)所以共产党它是步步逼近。就是把这个民族,把这个国家整个彻底抢光。

 余英时:共产党开始是就把中国所有的私有财产全部没收光。

 张伯笠:现在再来一次……

 余英时:现在主要是给自己的人分。“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就是咱们怎么分法。

 胡平:共产党把两个坏事全干了!先把私的灭了充公了,再把公的变成他自己的。历史上没有比他更坏的了。

 余英时:因为苏联垮的很快,它还没有来得及……

 胡平:就是啊!它们只前一段,没有后一段啊……

 余英时:它走完了一个过程,走完了整个循环的过程。

 张伯笠:现在苏联的那些老红军、那些老干部、政治局委员,包括戈尔巴乔夫,穷得要死。

郑义:现在共产党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清楚。厅局处长以上的干部,兜里都有几本外国护照嘛!你说他要准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是。他就是要抢!抢完钱跑!就是看最后控制不住了,转身……

 张伯笠:跑就跑了,跑不了就要倒霉了。

 余英时:他们许多人都有这个心理,留后路的。

 十二,中国弱势群体的仇恨:暴民危机

郑义:还有一个就是弱势人、农村人对城里人的仇恨,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地步。过去看史书,不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军进城就屠城、杀人。现在我就理解了。现在所有的民工,仇恨城里人……

 胡平:那当然,恨城里人,恨当官的。万州事件嘛:一个人自称是公务员,打了别人。结果几万人围上来了,把万州市政府砸得稀烂。

 郑义:如果说有一天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了,进广州进上海了,那你想能留下几个活的吗……

 胡平:那种盲目的仇恨……

 余英时:现在搞有组织的革命很难,将来可能都是暴民。

 郑义:就是因为不允许他有组织。不允许他有组织就很难控制局面。仇恨积累久了,最后就是暴民。

 胡平:所以,谁讲过一句话就是,最可怕的社会就是连革命都找不到人来革命!

 余英时:中国近百年来把革命这个东西滥用到一种程度,不可能再有号召力。也不可能还有人把革命看成神圣的。没有了,这就不再出现了。(全体沉默)从前一打“革命”旗号,人人就肃然起敬。现在……没有了嘛。

 郑义:解构了嘛!为什么我比较悲观呢?现在听见太多的是流氓腔。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禁忌!没有任何你所赞成的东西!没有任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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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6日本次聚会合影。摄于林培瑞(Perry Link)宅邸

 

2007年1月6日聚会,前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的苏绍智先生(已故)和余英时先生(已故)。  北明摄于林培瑞Perry Link宅邸。

                                

           左起郑义、胡平、张伯笠。摄于2007年1月6日普林斯顿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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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曾在海外各地刊物或书籍删节发表,这里(北明的石经)今次(2026年8月14日)上传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