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先比较中国近代类似的情况。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学生也是主体。他们因“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走上街头，被愤怒情绪所宰制，恣意发泄：焚毁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赵家楼”当时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始建于明朝，原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该是国家一级保护建筑；而章宗祥是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竟被学生们活活打成了创伤性脑损伤，俗称脑震荡。“五四运动”学生们的激烈抗议和暴力放纵无疑是出于义愤，但“八九民运”学生们义愤丝毫不减，然而他们没有冲击中南海，没有暴打李鹏，他们除了和平游行，静坐示威，愤怒之至的表达只限于自裁，与“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差是霄壤之别。却迄今未见人们谴责五四运动的暴力，也无人否认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
再看东西方列国，我们曾经的难兄难弟。
波兰：一九五六年波茨南事件中，传闻说赴华沙向政府情愿的代表遭到逮捕，民众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暴动：点燃了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建筑。中国的八九民运且不说没有冲击任何机构，反而把从便衣军人和大客车上缴获的军械枪支自动上缴了当局！
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为反抗苏联武装镇压，数万人民干脆武装起来，直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致死匈牙利人两千五百名、苏军士兵七百名。可是我们中国北京平民，却是赤手空拳地去到北京近郊，冒着酷暑，苦口婆心地劝说军车撤离北京，给军人们讲解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甚至给他们送吃送喝。
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捷共发起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运动，苏联视为离心，以数十万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第一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闻声上街，声援改革派，他们因地制宜，铸起街垒，投掷燃烧物，烧毁坦克，对华约军队和苏军坦克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其规模远远超过八九民运期间市民对坦克的最后抵抗。
韩国：一九七九年“汉城之春”源自一次暗杀行动：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刺杀了朴正熙，结束了其长达十八年的独裁统治。可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却把三名湖南人送交了公安机关，原因只是他们涂污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
还是韩国，金大中的被捕，引发光州大规模和平示威运动爆发，却被韩国空降特种部队暴力镇压，殴打、射杀、拘捕，由此民众反抗升级：光州民众抢夺警察局武器、自发组织“市民军”，以暴抗暴。这场抗争史称“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而我们的八九民运，学生们在温和的诉求——诚恳对话——遭遇挫折后，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未升级为暴力，而是降格为自残：绝食，甚至绝水，两千多学生绝食晕倒而不屈，如果不是坦克列阵开来，军队开枪进城，他们宁死不撤退。即便相互搀扶着撤离，每一步都被泪水和屈辱。只要大脑没痴呆，思维不偏执、拥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是面对暴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结果，而不是以相反方式抗争的结果。
罗马尼亚：一九八九年直接倒戈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行动，不是五月罗共六大元老的公开信，也不是十二月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的民众骚乱，虽然公开信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而骚乱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指挥下被镇压。这位独裁者在骚乱发生的第十天就被彻底打倒，是因为瞬间爆发的民众反抗、军队倒戈、游行队伍的暴力冲击。那是在齐奥塞斯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十万群众参加的盛大集会上，当他谴责被他镇压的蒂米什瓦拉骚乱时，后排有人点燃了爆竹，接着有民众呼喊被镇压的城镇的名字，再有人直接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反抗突如其来，出人意料。官方的电视转播被迫中断，齐奥塞斯库怔住了，他的演讲终断，挥舞的右臂停在半空，他的妻子则怒斥群众，要求安静。——徒劳无功，打倒的口号变得更加直接：“打倒杀人犯！”人群骚乱，场面失控，局势如平湖落巨石，水浪急速荡漾扩散，独裁者组织的集会变成了独裁者的惩处会：倒戈的军队拒绝执行开枪令，撤出了首府；示威群众冲击罗共中央大厦，砸烂窗户、冲进大楼、扔出齐氏画像……。齐氏夫妇调来直升飞机，从楼顶沧皇出逃。接下来的故事举世皆知：他被罗共高级官员次日临时组建的“救国阵线委员会”（Consiliul Frontului Salvării Naţionale，缩写为CFSN）逮捕、审判，当日以五项罪名成立而处决。这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推翻独裁统治的暴力革命。我们听见的是全球文明世界包括中国自由派的支持、赞美与惊叹声。
德国：一九八九年象征专制统治的柏林墙倒塌，不费一枪一弹、未死一人。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面铁血之墙，冷酷无情而残忍，曾经有二百三十九位越墙逃亡者死于枪下，另有二百六十人为此受伤，还有三千二百二十一人为此被捕。柏林墙这样血腥的历史，使它的和平倒塌举世瞩目。这一奇迹的诞生自有其独特的因素，我为此曾经做过专门调查并写过长篇纪实散文《莱比锡的烛光》。在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中国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特征，竟在柏林墙倒塌中发挥过潜在的作用：中国八九民运的实况当年就经西方媒体传到了东德。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有三座古老的教堂，其中之一是圣尼古拉教堂。在一九八就年，这座教堂在每个周一都聚会三个教堂的所有信众，为自由迁徙和民主政治祈祷，然后走出教堂，上街游行。为了防止游行人群情绪失控而引发暴力，游行组织者刻意安排游行者两只手都有事做：一手举蜡烛，另手拿《圣经》。组织者是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Pastor Christian Führer），他告诉外国记者：中国几个月前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是他们的榜样。莱比锡的每周一和平游行，最终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十一月引发全德大游行，柏林墙在全德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中轰然倒塌。
苏军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天，愤怒的人民包围了坦克。作者 Engramma.it - Engramma.it, n. 64, agosto 2008
1968年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人构建的街垒以及在街垒旁一辆燃烧中的苏军坦克。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说说 “反思”的方式。
一九五六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直接导致苏联集团强化其专制力量，东欧的民主运动因此遭受重创，处境更为艰难。尽管如此，西方文明社会没有以苏联专制力度加剧和因此导致的社会倒退为由，指斥匈牙利人民的武装暴动过激，谴责匈牙利人民断送了改革大好形势，说匈牙利暴动者应该对苏共更剧烈的暴政负责。
捷克一九六八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捷共当时已经通过了改革方案。然而苏联当局接受十二年前匈牙利革命的教训，强化专制力度，以二十万（一说五十万）华约成员国的军队和五千辆坦克的强大阵势，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势力被击溃、其改革进程倒转，签订了《莫斯科议定书》，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军……。严重的历史倒退中，并未听说有人指责改革派不识时务，冒进冲动，断送了历史渐进的进程。正置冷战盛期，核对峙形势尖锐，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西方尚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的霸主地位，虽然如此，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巴西、丹麦国家依然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甚至中国当局也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了对苏联暴政的不满。（时任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导致苏方人员全体退场。这一讲话史称“六八讲话”。）
还有韩国，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的“汉城之春”借助朴正熙被刺、独裁统治结束、政局解冻而拉开序幕。但是民主并未因此成功，全斗焕发动政变，夺取军权，并在八零年五月，针对“汉城之春运动”在全国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前政府官员七名、“亚洲曼德拉”金大中及其他民运人士二十四名，五十五所大学学生会的一百多名代表遭到袭击，部分被拘捕。运动失败后，爆发了的“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这是以暴抗暴的运动，枪战期间两相对峙，为解决危机的谈判被戒严部队射杀外围民众所中断。随后戒严军队攻陷民众占领区，暴力抗争归于失败。为此死亡六百三十三人，受伤三千零四十六人！戒严实施两年期间，韩国民主运动陷入瘫痪，集会抗议不再有任何空间。可是我们没有听见韩国人谴责光州民主运动参与者激进、非理性，应该对失败负责，对死者负责、对历史的倒退负责。
最具颠覆性的例子是我们的近邻西藏的抗争。八九民运多年后，藏人为抗议当局扼杀藏人信仰、灭绝种族，采取了比八九绝食更为自戕的做法：自焚。他们接二连三地点燃自己，因此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中共当局却对此采取了阴险卑鄙的惩罚术：一人自焚，全家受罚。这导致藏人的抵抗运动陷入极端困境。然而国际社会没有指控藏人“激进”，没有指责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共更加严酷的暴政。没有人否认藏人是最善良而温和的民族，文明世界全体一致对藏人表示同情，对他们的遭遇痛心疾首，所有的控诉和谴责无一例外指向一个目标：中共当局。
只有“我国”的知识人，号称自由派，认为举世无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八九抗议运动不和平、非理性，学生市民是暴徒，还有一些矢志推进中国民主的志士仁人应声附和。
人们可能会以六•四当天那三、两辆（？）市民烧毁的装甲车以及一个被烧焦的军人尸体为证，说八九民民运也暴力。面对这样的说辞，在同情那位士兵成官方暴政决策的牺牲品之余，只屑问一个“为什么”并如实做答。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答：因为老百姓长达半个月的和平阻拦军车无效，因为装甲车和军人已经奉命杀进城，正朝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因为这些装甲车一路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并扫射沿街居民楼的窗户人影；
因为这些军车冲着人群横冲直撞，碾压躲避不及的伤残者；
因为人们眼看自己的同伴活生生倒在枪弹下、履带下、血泊中……。
面对这样的暴行，冒死前去阻挡军车的人绝不是“反革命暴徒”，而是抗暴的英雄。
我写下北京城里这满大街的枪林弹雨，是因为我知道那烧毁的军车和军人尸体的镜头曾经在CCTV在黄金时段无数次重播，是编辑人员奉旨调整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切换了镜头位置而精心制作的假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颠倒黑白，证明北京发生的是一场发革命暴乱。我悲哀而愤怒地发现，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中共暴行、被全世界媒体记录的现场实况、成为我辈生长年轮的事实，如今已经需要核查才能确认。八九六四大约十五周年的时候，CNN的记者播放了一段录像：站成一排的北京大学生看过八九六四的实况录像之后，被要求说出这是什么镜头。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有猜对那是什么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作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年年播出八九六四真相的记者，这才惊讶地发现，那段经历血腥气未散，许多勇士还在狱中，竟已经淡出大学生的视野，退为历史。CCTV精心制作的谎言成功地消弭了海淀区、万寿路、木樨地、复兴门、建国门、前门大街、崇文门、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屏蔽了大批应声倒下的市民和学生，掩盖了他们的血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射杀学生、市民的地点示意图。
图片来自六四纪念网站64memo.com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大陆众多的八零、九零、零零后而言，中国的年历没有一九八九这一年，中国的日历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我们是八九民运的失败者、六四镇压的受难者，我们也是八九六四谎言重复千次就成为真相的见证者。我祈祷这些谎言不会成为指控八九民运不和平、游行学生非理性、抗暴市民是暴徒的依据。
五，东德八九民运：他们拒绝开枪
德共中央已经下达“以中国六•四模式解决问题”的命令，当局的镇压部署已井然就绪，面对一万三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持续至今“每周一游行”今日是否取消？一九八九年十月九号礼拜一，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Pastor Christian Führer）在圣尼古拉教堂点燃了四十支烛火。他彻夜未眠，双眼布满血丝，嘴角崩出两道新的皱纹，面临出平生致命的坎陷。
莱比锡距柏林墙一百二十英里。时逢德共建政四十周年大庆，当局制止民众抗议的决心坚如磐石。就在两天前的国庆大典日，十月七日，四千莱比锡民众聚集教堂院落内和平示威，警察手持棍棒闯入，肆意暴打民众，“无数人倒在上帝的脚下（教堂属地）失去知觉，负伤者被拖进‘阿拉格’展览中心的马厩（耶稣诞生地的标志）关押”……。”也是这一天傍晚，国家安全部队包围了走上街头的七千示威者，同时出动消防车，冲散示威人群，七百名抗议者被捕。
针对今日的周一游行，恐怖传闻已不胫而走：
医院储备了额外的血浆，足够共两千五百人使用；
腾出了床位准备接收受伤的抗议者；体育场清理通道和场地，准备关押大批抗议示威群众；
消防队接到命令，水箱里加注了数日内冲洗不能的颜料，以便喷射标记示威人群待秋后算账；
人民军队、坦克部队以及外地安全部队已经调往莱比锡，精锐部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防暴警察奉命配发每个士兵十八颗子弹……。
城里路人举目可见的是，各处布满军人和警察，更有人在市中心某仓库看见卸载裹尸袋。
到这日下午三点钟，武装事态更加具体化了：通往莱比锡的环城公路上，钢盔、盾牌、棍棒武装的武警们严阵以待，几天前就进入戒备状态的“工人战斗队”四处巡逻。显然，所有莱比锡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包括28个分别拥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统统被动员起来了，唯一目标是这日傍晚的示威活动。
有些消息不是传闻：家长们接到了市委通知，必须在下午三时前把幼儿园的孩子接回家；外科医生们接到医院指示，取消夜间休息，全部在急诊室待命：“所有伤员只能送往政府医院而不得送入教会医院”……。
杀气弥漫，这座古老的城市忐忑不安。
另一个事实加重了厄运的砝码：德共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这天在东柏林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访，他赞许中国当局六月四日对北京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中国模式”已经进入东德当局的思维，成为他们维护他们统治的终极手段。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经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已被清除干净，东德地方当局政工官员向纯洁化的党的工具们发出了动员令：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马库斯•沃尔夫为此做了一个预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国庆之前一個月，莱比锡当局就把弗瑞尔牧师带到警察局，告诉他：要么停止每周一集会和游行，要么后果自负。弗瑞尔坚持不从。他的坚持惊动了德共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十月月七日国庆的一周前，秘密警察再度把他和另一位神职人员带到局子，严令他们必须放弃下礼拜一的教堂聚会和游行！东德政治局一位委员亲自到场，说了这样的话：北京不过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而已！换句话，东德采纳中国“天安门模式”屠行示威者，不存在距离问题！等于明确亮出了杀手锏。
弗瑞尔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是否应该放弃周一游行？继中国中国八九民运反复面临“是否应该撤离广场”的严峻问题一样，德八九民运面临同样严峻的抉择。
此刻，弗瑞尔牧师点燃四十烛火，跪地祈祷。他必定又一次想到无数次想过的那个问题：埃及的奴隶们在摩西带领下出逃后，在旷野流浪整整四十年，上帝才准许他们进入应许地之迦南。他问上帝，四十年是您的启示吗？七年前，弗瑞尔牧师就在这里点燃过四十苗烛火，那时是纳粹“东方战线转折点”导致斯大林政权开始复苏的第四十个年头。从那时起，他每周一都面向民众开放教堂，主持和平废弃柏林墙、自由出入东德的讨论会，并带领人们持续祈祷。为阻止这一行动，当局多次对他约谈、传讯、恐吓、抄家，甚至把他扔进20英里以外的冰天雪地。他从未妥协。本周，是德共奴役东德人民四十周年，弗瑞尔遭遇的是前所未有考验，这一次的危难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体游行民众。责任重大，他再度点燃四十只烛火，直指专制暴政，象征上帝的应许。他祷告：无所不能的神啊，四十年的专制奴役是不是底线？请回应我们持续的努力和祈祷。
其实，既然在这个特殊时刻点燃四十支蜡烛，弗瑞尔就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信仰不就范逻辑，良知不就范功利。以卵击石，是非人的勇气，其原则来自高于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躬背爬行的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负责任的人。”祷告是领受使命，是接纳神的恩典，其中有现实的考量，更有神的启示。烛光里，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仁们长久地、倾心竭诚地祈祷、恳求、仰望、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发出，回音升上这座古老教堂穹顶……。
决心已定：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来到教堂，游行就照常进行。
深吸几口气，牧师打开了教堂大门。
出乎意料的是大量人流涌入。更意外的是进来的不是信众，是大批陌生面孔，他们自称是“工人阶级”。工人四点才下班，现在才两点。“工人阶级”一举占满教堂的全部座位，还余四百人坐不下，准备上楼继续占位置。所幸那天全城四个大教堂同时举行祈祷。“工人阶级”人数不足，无法四处捷足先登。而让牧师们更为惊讶的是，所有教堂全部饱和，民众没有座位就席地而坐。弗瑞尔和他的同事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总共八千人！“更多的人没能进入”。尼古拉教堂在那一天点燃的蜡烛不四十支，是两千支。
“六君子”这一天来到来到尼古拉教堂，他们是音乐界、宗教界、文化艺术界、政府官员俄知名人士。著名音乐指挥家马祖卡宣读了他们连名签署并送交市政府的“六人声明”，内容是呼吁与对话，为此请求市民保持冷静，号召对峙的双方非暴力。莱比锡四个教堂同时宣读了这份声明。紧接其后，主教们为即将开始的游行轮番呼吁“非暴力”。弗瑞尔牧师明确要求所有与会者响应这一呼吁。七年以来，三百六十八次的每周一祈祷和后来的每周一游行，没有一次他不这样呼吁。这一次，游行队伍将迎着枪口走去，非暴力不仅是他们信奉的价值，也是他们自我保护的唯一手段——不给当局任何开枪的藉口，思路与中国八九学运如出一辙。
祈祷完毕，游行开始。教堂门一开，弗瑞尔牧师再度惊讶了：外面人群密集！德共党员捷足先登也就一千人，聚集在教堂外广场上的后来者足有一万多！有的已经蜡烛点燃在握，静候着教堂里和平祈祷的人们。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等待周一游行的人们。
图片选自网络
时间是下午，时辰是酉时，莱比锡的主流正脉从自己的心脏——基督教教堂——涌动而出，祈祷者们默默走出教堂，汇入人群，缓慢地向卡尔•马克思广场移动。
卡尔•马克思广场是每次周一游行的起始聚集地。西面八方的人群正缓缓向这聚集，烛光交汇处，一脉人流渐次形成。队伍将从这里沿环城路绕行一周，再回到尼古拉教堂。每周一如此。
这个周一，全城各处总共七万六千名德国军人严阵以待，上堂的AK-47冲锋严阵以待，每人只射出一弹，足以把每个游行者撂倒七次之多，而他们每人配有子弹十八发。列阵的苏制坦克和每一个指向人群的炮口，都散布着1953东德年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和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血腥气息……。这一次他们能全数回到尼古拉教堂吗？
沉默的队伍走过军阵，人群中响起了弗瑞尔牧师的大声诉告：不要诉诸暴力，爱你的仇敌（Liebe deinen Feind）！举起你的手，遮住烛火前的风，保证它不熄灭。我们只是徒步走过去，我们同时为他们祈祷。这是牧师的良苦用心，比赤手空拳更高一筹：双手呵护烛光，没人能捡起石头。
一如既往的和平祈祷后，莱比锡尼古拉教堂走出的周一游行队伍，手执烛火出发了。图片选自网络
那天的游行标语极少，口号声也不多，但场面罕见地壮观，古老漆黑的街道上，布满了万千人头和闪动的烛火。这是莱比锡脉管的鲜血，像点燃的岩浆，漫过马克思广场，溶解着横亘在前途的血栓，沿着城区的环形街道缓缓流动。
全城的神经脉冲都被这一壮举揪紧，沉默的队伍里，开始有人开始向临街窗户里的旁观者高喊：“到街上来！”接着，城区上空响起了人们的简短呼声：“不要暴力”。
队伍在马克思广场掉头向北，直奔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莱比锡火车总站。这是莱比锡市区人流最大汇聚地，每日客流量十五万，这里也是每周一游行必经之地，因此是当局防备重点，戒备森严。附近到处是满载军人和警察的车辆，一万三到一万五千名军人、警察列阵成围，准备开火，决意阻止游行队伍通过。
队伍持续前行，看得见警察阵列了，迫近那些盾牌棍棒枪械了。危机渐次升级，队伍继续缓慢前行。
不断有人加入进来，流脉迅速膨胀，烛光被持续扩展的人群稀释，如同分布在旷野的萤火，显得更加明亮。街道格局被打破，涌动的人流布满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等所有空间。人们挽手并肩，以漫步的速度继续向枪口逼近，口号逐渐变成了“我们就是人民”（ Wir sind das Volk）。这句德语有三个重音，三个重音有节奏地反复爆破，撞击大气，如席地滚动的雷声，卷起临危不惧的勇气，从万千昂起的头颅升上夜空。
这是秋季的夜空，深邃高阔，烛火对应星光，人性仰视神性，灿烂与共。
历史的记载是：军人警察“没有出手”，“他们什么也没做”，在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刻，他们站在一旁，竟让游行队伍通过了。
远远不止没有开枪！弗瑞尔牧师后来回忆说：
“一个接一个，你听到‘卡塔’，（这是）军人扔掉手中的枪械、接过蜡烛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卡塔，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所有的军人，开始扔掉他们的抢，接过蜡烛。他们转身面向俄国坦克。俄国坦克可以把他们全杀死，但是他们转过身来面对军营。”
此后不足半小时，游行人数增加到七万，人群流动的密度激增。除却老弱病残，在当时人口四十万的这座城市（一说五十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倾城空巷。
队伍经过莱比锡消防总队。这时，消防队长刚好接到东柏林党中央来电，问询莱比锡的现况。消防队长哑然失语，他干脆把电话听筒直接对准了窗外——密集的人流正缓缓通过街面，东柏林当局从电话听筒里听见了万众一心、三声一组的重锤反复砸响：“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东德四十年的铜墙铁壁正在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撞击。
莱比锡消防总队就是两天前出动消防车，冲散游行人群的机构，就是水中加注了喷到皮肤上擦洗不掉的颜色以待秋后算账的机构，就是当局用来镇压游行的特殊武装。然而这一天，消防总队没有出动，游行队伍安全通过。
队伍继而折弯西南，环城路的西南角Runde Ecke是德国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总部所在地，也是莱比锡的恶性肿瘤“史塔西”总部所在地。这座党部大楼早已全副武装起来了：楼里灯火通明，楼外武警戒备，楼下警戒线分明，楼上机枪就位。
市政府下午四时就接到了“六君子”的非暴力紧急呼吁，但直到游行队伍走出教堂也未回覆一字。官员们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弗瑞尔牧师和所有游行组织者：超过七万之众的人潮压城而来，“不要暴力”、“我们就是人民”的声浪海啸般漫卷而来……。道路充塞，交通中断，司机们干脆弃车加入队伍。
1989年10月9号，莱比锡环城大道上“周一游行”的队伍。图片选自网络
大楼里，莱比锡秘密警察上尉拔出了手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在全世界都一样。
下午六点三十分，莱比锡市委第一书记赫尔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已经多次与东柏林德共中央联系无果，此刻再度拨通了柏林的电话。他焦急地问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开枪？还是不开枪？克伦茨是东德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主管东德安全事务，中国六月血迹未干，他率东德党政代表团访华，对中国同志的强硬手段公然表示赞赏，此举使他成为东德总书记昂纳克看好的接班人。听筒不用放到窗口，克伦茨就能听得见莱比锡的血脉涌动之声。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呼吸，正在苏醒，谁敢负开枪的责任？克伦茨没敢做主，他放下电话前告诉哈肯伯格：需要征求他人意见，你等我电话。
德共头子昂纳克已经下达过严厉镇压反革命示威的命令，相关的警告明确下达到各机关、工厂、学校、教会，军警坦克早已各处就位，莱比锡人却依然上了街！上周一万五的游行人数已经是前周一的两倍，今日不用统计也知道人数增加幅度大大超过了几何级数。
市政府奉命对教会和牧师数度的严重警告丝毫无效，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弗瑞尔们踢回来的球，令人崴脚、伤身、要命的球。此刻市委政治局委员们都在，他们围着自己的第一书记，恭候柏林党中央的指示。可是“卡塔”一声，东柏林那边电话就挂了。
“时间像停止了一样漫长”，大楼里无声的焦虑如楼外的呼声一样密集。
良久，哈肯伯格哑着嗓子开口了。他征求在场全体党委成员的意见，还是那个问题：开枪？还是不开？这等于问他的下属：承担血洗莱比锡的责任？还是承受群众冲击大楼？接受党的处罚？还是接受历史审判？服从权力意志？还是顺从民众意志？坚持良知底线？还是恪守党性原则？选择敌基督的马克思？还是认可教会代表的上帝？
下属们的回答急切而明确：不要开枪！而且，撤下军警。
在场的教育部长沃茨一定发表了意见。事实上他是莱比锡党内开明力量的核心成员。他是莱比锡“六君子”之一。关于“六君子”非暴力倡议书之产生的一种说法是：沃茨详知，十月九号这天当局将对周一游行采取中国解决模式，所以两天前的10月7号，他召集了另两位莱比锡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同事碰头，一个是文化部长梅耶（他与六君子之一的音乐指挥家马祖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个是鼓动与宣传部长鲍莫尔特，三人一起寻求避免暴力镇压的解决办法。草定行动方案之后，他通知莱比锡大学的作家、喜剧演员兰格和神学家齐默尔曼即刻到马祖尔处碰头。接着，三位部长一同驱车也前往马祖尔处，六人共同商议起草、发表非暴力呼吁。也是由于这位教育部长的强力影响，这份呼吁在莱比锡所有教堂的和平祈祷仪式上同时宣读，并经宣传部长鲍莫尔特的直接指示，在这座城市的广播中反复播放。沃茨虽然身在官府，对教堂组织的和平游行性质应当心中有数，即便一万人变成了七万，他们也不大可能占领这座的党政大楼。因为他们的目标有限，七年以来，没有一次不是和平绕环形路一周，然后返回教堂。这个一信息对在场的党委成员们是一个定心丸。
虽然如此，责任问题依然泰山压顶，即便今晚安然度过，承担抗命责任的肯定是莱比锡第一书记哈肯伯格自己。
然而这位第一书记听从了内心的呼声和下属的建议。
这是千钧一发之际，莱比锡预期的枪声没有响起的第三个直接原因。
接下来是东德党中央：七点三十分，莱比锡党部大楼哈肯伯格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大作。守候在一旁的哈肯伯格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柯伦茨的指示：避免与人民发生任何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
哈肯伯格放下电话长出一口气。压顶不去的楚格山峰突然漂浮而去了，不可思议。
周一游行队伍顺利通过莱比锡党总部。再折弯，便一路向东了，那是尼古拉教堂的方向。他们没有开枪，——七万多参与者悉数归来！
周一游行抗议者们行进在莱比锡的环城路上，整个城市中心抗议人群汹。
路透社图片，选自网络
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接下来东德近三个月的民主浪潮期间，戈氏将苏联十万东德驻军按兵不动，这是一个信号：苏联改主意了，绝无可能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样支持并直接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了。更毋庸置疑的征兆是，即便这一天，驻德苏军依然在营区按兵不动。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后来对媒体透露说，按兵不动是苏联当局当时直接下的命令。
——弗瑞尔牧师不需要知道这许多内幕，在他的感觉中，那次周一游行之夜，“是耶稣精神之夜，因为那一夜无以成败论是非，无以输赢论高下，无人被打翻在地，无人丢失颜面”。 这位牧师的感觉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群体利益、甚至超越教会“肢体”，涵盖对立的双方及至全体：
“那是一种巨大的被拯救的感觉”。
他从人海中抬起头，仰视星空，无限感恩。刚刚经历的是怎样一幅神迹昭昭而波澜壮阔的画卷啊！“自今夜起，东德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东德了”。
接下来的两次每周一游行，人数成几何上升为三十万。东德政治局势随之急剧变化：德共总书记昂纳克下台、东德政府相继释放良心犯、释放逃离东德的所谓罪犯、撤销对异议组织“新论坛”的起诉、呼吁与东德市民对话，西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德。与此同时莱比锡游行带动了全德各地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十一月四日，东德全地爆发二战以来最的规模民主示威活动，百万市民走上街头，呼吁东德实现民主。此后东德各地的和平游行写满的日历的每一页。弗瑞尔领导的那次游行之后的第二十九天（十一月七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第三十天（十一月八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第三十一天（十一月九日），历史性的一天：柏林墙倒塌，自由凯旋，欢乐颂响遍东西两德大地。
正如BBC记者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er二十年后的总结：莱比锡的每周一和平示威是“整个东德革命的引导”。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周一游行者莱比锡打出了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德语“Heldenstadt”）。柏林墙倒塌几周后，这座英雄城市的建筑上一幅巨型标语垂天而降，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柏林墙倒塌五个月之后，针对天翻地覆的和平变革，已故的前德共中央委员霍尔斯特•辛德尔曼（Horst Sindermann） 说了一句话，成为他着名的遗言：“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