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訪談錄”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訪談錄”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藏人為何自焚十四問


藏人為何自焚十四問

——專訪達瓦才仁


受訪人:達瓦才仁(Dawa Tsering):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臺北)
採訪人:北明(Bei Ming):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主持人
採訪時間:2013年2月5號
採訪地點:臺北——華盛頓

据自由亞洲電台藏语部统计,截至2013年2月25日,自焚藏人总数:115位
(境內109位,境外6位)


一問:国际社会众所周知的藏人自焚事件,从2009年2月至今持续整整3年了,有104位藏人自焚,其中101位来自中国大陆境内.從接近85%的死亡率來看,这些自焚行为绝非秀或宣传,更非儿戏。請告訴我,您如何定義他們的自焚行為?

答:自焚的藏人當然不是在做秀!在西藏,要做這種秀,所付出的代價肯定是這個世界上最慘重的;自焚者也不是一般「厭世」、「走投無路」或「絕望」的自殺。

就西藏佛教而言,他們的自焚是利益他人的自我犧牲,也是護持佛法的殉教;藏人的自焚,不是消極逃避,而是積極進取、崇高純潔的自我犧牲行為。總而言之,持續自焚的動機是為了「利益更多的眾生」與「護持佛教」。反過來也說明:在西藏,除了自焚而外,已經沒有了其他方式或途徑可以消解人民遭受苦難、佛法遭受著侵害之現狀。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間,雖然中共對西藏的政策或說法有所不同起伏,但有一條貫穿始終的內容,那就是「壓制和削弱西藏的宗教文化」,包括語言文字的使用等,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都是指向「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回顧西藏過去的六十年,藏人的反抗和中共的鎮壓等,很多實質上都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雖然中國政府以階級鬥爭或醜化舊西藏來掩蓋中國的擴張和對西藏民族的征服,以美英帝國主義或反華勢力煽動策劃等說詞掩蓋西藏人民對殖民政策的英勇反抗和犧牲,但不論中共怎樣說或怎樣做,他們都從來沒有停止過削弱西藏的宗教文化、限制藏語文的使用和傳播,這一點從自焚者的遺囑中也不難窺見一斑──除了「西藏自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而外,自焚者的訴求中最普遍的就是希望藏人「說藏語」!藏人說藏語本來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西藏,藏人卻只能用自焚的方式和代價,才有機會表達出這一意願,也才能讓外界知道西藏人或藏語文目前的艱難處境。


二問:中國的人權指數遠遠低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受壓迫的不僅是藏人,漢人也同樣缺少憲法認可的各項基本人權。但是無論怎樣反抗,任何一個漢人的利益群體都未出現過如藏人這樣持久的、連續不斷的、以自焚為方式的反抗。我的問題是,藏人的生存狀況比漢人更糟糕嗎?或者說,當局對藏人的壓迫更深重嗎?我得繼續問這個問題:為什麼藏人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答:藏人的生存狀況當然比漢人糟糕許多。就像剛剛談到的,漢人不存在自己的語言文字之使用受到限制或壓制的問題,漢人也不存在民族滅亡的恐懼。漢人的孩子從小學的就是中文,而藏人的孩子想學藏文,最可靠的途徑卻是冒險偷越邊界到印度的流亡藏人難民學校學習。西藏人在印度,不但可以學習藏語文,藏文的成績還可以計入上大學的分數中,流亡藏人也可以自由旅行;但是在中國,西藏人學習藏語文會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種種限制;藏人和維族人在中國旅行時不僅會處處受到刁難,甚至連住旅館都會被限制。就此而言,中國和印度,究竟哪一個更像是藏人的國家?

北京奧運,漢人中只有極少數異議分子被趕出北京,而大部分藏人多被趕出。在西藏,任何一個漢人只要拿身份證就可以自由進出拉薩,而西藏人卻必須拿五種以上的證件,而且在拉薩被允許停留的時間通常只有幾天。漢人可以自由出境旅遊,西藏人和新疆人幾乎不可能拿得到出國護照。在西藏,藏人官員天生被懷疑,他必須要非常努力表現忠誠才能保住自己的飯碗,而漢人官員天生受到信任,並掌握所有的權利……。所有這一切的一切,其最根本的根源就是「殖民統治」。我在此談的僅僅是一些最基本的、對漢人而言根本不是問題,或根本不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對藏人而言卻是日常生活常態的一部分。

至於兩者共有的問題,包括侵犯人權等,其程度當然也是漢人所沒有的,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拆遷,漢人中有很多釘子戶,但藏人中不可能出現釘子戶,如果有,也會被歸類為分裂活動而遭到嚴厲的鎮壓。在拉薩的菜市場,漢族菜販對藏人顧客都是一付趾高氣揚的樣子,藏人大多也不敢回應。因為雙方一旦稍有爭吵,菜販動輒會隨口誣指藏人說了分裂國家的言論,結果,藏人顧客必然會被押入警局遭到毒打刑囚。你可能會說這種現象很多地方都有,但在拉薩,它反映的卻是漢藏民族成員的不同處境與地位。


三問:有一位署名博壤望(藏語,意為“自由西藏”)的藏人,一年前在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上發表了一首詩,其中一段描述藏人的生存狀態。這首詩說:

在学校/我们的语言文字已被边缘化成可有可无的选修课/在厂房/我们的制造能力已退化到连一双像样的藏靴都不会做/在金融/我们六百万藏人没有一家藏人用藏语文经营的银行/在通讯/我们用藏文写的书信连同条街道的拐角都绕不过去/而在草原、在山间、在河边乃至在神山圣湖/我们被听不懂我们语言的/不敬畏我们神殿的/不理睬我们习俗的/投机商们和他们所建的高楼大厦逼得流离失所/我们被电站、被矿场,步步挤向肮脏的市郊/和那散发着臭味的水沟朝夕相处/尽管我们的流亡异乡已长达五十三载的/尊贵领袖以放弃历史与独立来换取和解/但他那庄严慈悲的法照/仍被北京调遣的大兵们/从神圣的佛龛中恶意撕下/甚至用枪托击了又捣/我们,是的, 我们/当了一千三百多年佛陀弟子的我们/虽有理由也愿意忘记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我们的今天!……。

您認為這首詩這一段的描述,是現在藏人在藏區的生活現狀嗎?

答:其實現狀可能比這個還要遭。你從詩歌裡面可以看出,你連郵局的直角都走不過去,因為郵局根本不承認藏語的信。同樣的比如說醫療系統,以前西藏有的已經都完全沒有了;像工廠,西藏以前有自己的手工業,現在完全被摧毀,更不要說沒有藏人經營的工廠;一些做買賣的、稍微有點成果的藏人,他們有宗教信仰,他會從事一些宗教活動,而你只要從事宗教活動,就可能被中共定義成政治活動,因此很多(這樣的)藏人後來都抓到了監獄裡面。同樣的,你如果到西藏去看你就會知道,所有的街道和所有的繁華地帶幾乎都看不到一個藏人的商店。比如2008年,當時有幾條街全部被燒,其中被燒的藏人的商店只有兩、三家。其他二、三百家都不是藏人的商店,那是在拉薩噢!所以,中共以援助的名義或發展的名義所做的事,結果呢,是他吸引移民,同時把西藏人敢想更骯髒的邊緣地帶。你剛剛談到人權,人權指的是活的好不好的問題,對西藏人來說,是能不能存活的問題。

由於西藏人的任何抗議或不滿言行,都會被指控為是分裂言行而遭到「維穩」專政機器的暴力鎮壓,而且都是以對付「非我族類」的最殘忍方式,因此,漢人可以寫文章、可以上街遊行、可以有「群體事件」,但西藏人不可能有,所有這些行為都只有一個稱呼,那就是:分裂活動。如法廣報道,去年(2012)11月底,青海海南自治州發生大規模藏人示威事件,一千多名藏人學學生和教師走上街頭,要求允許自由學習和使用藏語。12月青海藏區又有八個藏族學生上街遊行,結果八個學生都被被刑入獄。

中國政府當然是希圖用這種嚴酷的懲罰措施可以壓制住藏人的不滿聲音或反抗行動。同樣,對西藏人而言,選擇也就因此變得非常有限:要麼為一個非常有限的行為而付出慘重的代價;要麼就是屈服。而當西藏人不願意屈服時,也就注定要做出慘重的犧牲。

實際上,相對於中共的殘酷手段,自焚已經不是最極端的,這點也從那些自焚未死的藏人之處境和自焚藏人如此地懼怕自己不死而落到中共軍警的手中可見一斑,以至於不久前的一個藏人自焚前先服毒藥,還有一些選在中共軍警不容易迅速抵達的地方自焚等等。因為不死而落入中共軍警手中,其結果顯然很可能比自焚更悲慘。安多阿壩(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有一個22歲的自焚藏人叫次成(又寫次真),他從自焚到斷氣維持了十幾個小時,這期間中國軍警就有辦法弄出十幾頁的認罪審訊筆錄,並在中央電視台播放。這部片子選宣稱此成是在8日凌晨身亡的,但是據唯色(居住北京的藏人作家)了解,次成實際上7號就去世了。這大概是為了那十幾頁的所謂「交代材料」更像是真的吧?實際上,如果中共播放他們審訊的現場錄像,相信更能使人明白藏人為何在自焚時如此決絕。

實際上,我在此談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態,而有更多的卻是難於言表或指證,卻如冬天的冰雪,點點滴滴在心頭。


四問:另一些少數民族(如維族)的反抗相對劇烈,有暴力傾向。面臨民族生存危亡,為什麼藏人沒有向他們那樣選擇暴力反抗方式,卻選擇了自我毀滅方式?

答:我認為這跟兩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有關係。

伊斯蘭教的道德原則是以眼還眼,以血還血,是一報還一報的。還有“聖戰”等觀念。而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強調的是前世、今生和來世的輪迴思想以及業果報應等。中國人對近七十年前日本入侵中國還會記恨,但西藏人卻更傾向於將自己的悲慘遭遇歸因於無數輪迴中的共業之因果報應。因此西藏人會生氣,但很難產生銘心刻骨的仇恨。

同樣,由於輪迴思想,我們認為,任何民族身份都是相對的,西藏人的身份僅僅是今生的標誌,來世可能是漢人,同樣今天的漢人來世可能會成為藏人。因此,西藏人也不太會執著於自己的民族身份或對其他民族身份進行排斥。

除此而外,佛教的非暴力思想也非常強烈地影響著西藏人,而達賴喇嘛把這種思想更加地強化了。比如收,西藏人自從接受佛教上千年歷史以來,西藏就幾乎沒有建立過真正的軍隊,是所謂的「寓兵於民」,就是平時沒有軍隊,有外敵入侵則所有男性都自備刀槍上陣,因而完全是自衛的形態。

當然這並不是說西藏佛教是絕對非暴力的,相反,西藏佛教相信一些正義的暴力,如為了“護教”而引發的暴力。西藏民間有所謂「佛法若被侵害,即使比丘也要持矛,尼師也要跨刀」的說法。例如,五十年代,中共在西藏的侵暴行為,就遭到西藏人、包括僧侶的武力抵抗,當時幾乎所有的反抗軍都自稱是“護教志願軍”,因為對西藏人而言,為保衛佛法而戰鬥是正義的,參加過這種戰鬥的僧人也不會被認為破戒,因為他是為了佛法而戰。

但不同於伊斯蘭教的聖戰,西藏佛教的戰鬥被嚴格限制於佛法遭到侵害而面臨滅絕之時的自衛。作戰和自焚一樣,如果是由於嗔恨、私慾、名利,則這些行為都是違反佛教教義的犯罪行為;如果是為了利他或護教,都是神聖、正義的犧牲奉獻行為,是有極大功德的。由於一切都在一念之間,因此,“發心”或者說動機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真正的利他之心或護教之願,這些行為都是違背佛法的。

因此,西藏人以自焚的方式發出聲音,是希望對改善西藏民族和西藏佛教的處境有所幫助,目的是為了利他或護教,而不是為了逃避現實的困境。換一個角度而言,自焚者是希望通過自焚這一慘烈的自我犧牲,凸顯西藏人和西藏宗教的現狀,希望以此鼓勵藏人團結自救;也希望促使外界關注和幫助藏人,從而最終改善藏人和西藏佛教的生存困境。


五問:你認為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知道藏人自焚這件事嗎?為什麼?

答:那些關心時局世事的人都應該會知道一些,但不一定會知道藏人自焚的原因,這一方面是因為信息的流通不暢,另一方面是漠視。同時,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大陸老百姓或知識分子在有關西藏問題上,更多的常常是選擇相信中國政府的說法。當然,那不是基於信任的相信,而是「自己人」和「對方」之思維下站隊的結果。过去关于中國舊社會,中共有「收租院、「劉文彩」、「白毛女」等宣傳,對西藏,則有「農奴制」的宣傳。現在收租院、劉文彩、白毛女都平反了,可是人們還是願意相信西藏的農奴制。很多時候,有機會了解真相是一回事,選擇接受哪些「真相」是另一個問題。具體現實的功利或陣營的面子,常常會置於抽象的正義之上。


六問:習近平為首新領導班子上台之後,中國高法、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相關文件,標題是《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文件表示要對自焚藏人和相關的藏人「追究法律責任」。這種反應,與國際社會同情自焚藏人、敦促中國當局改善西藏治理方式的反應完全相反。你認為是什麼導致中國官方輿論與國際輿論之間這種巨大的反差?

答:中國政府的反應是一貫的,以前中國政府以「解放」的名義占領西藏,也是把舊西藏說的一無是處,雖然在此之前來西藏最多、了解西藏最深的是西方人,但這並不妨礙中共把西藏說成是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落後的社會,也不妨礙他們把所有肯定西藏社會或文化的西方學者、探險家等說成是帝國主義。中國所以醜化西藏,其目的是為了掩蓋或美化他們侵占西藏的行為,因為這樣用西藏是否黑暗野蠻等問題轉移侵略或擴張的實質。

同樣地,中共在鎮壓藏人的反抗時,明明是民族征服以強凌弱的戰爭、明明是西藏人民保護家園的拼死抵抗,但卻被說成是「階級鬥爭」、「階級對抗」,或是「美英帝國主義的煽動破壞」。似乎中共一直在西藏高原與「一小撮階級敵人」或「英美帝國主義」浴血奮戰。文革後「階級鬥爭」方式不靈了,美國英國也和中共友好了,於是中共在西藏的敵人就變成了莫須有的「國際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不論達賴喇嘛如何不尋求獨立,都無法擺脫中共的指控。如此等等,從頭到尾,中共政府都在西藏編造出一個或幾個國際或階級的敵人,從而把真正不斷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西藏民族與西藏人民虛無化,似乎他極力鎮壓的不是西藏民族,而是「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和受他們指使或影響的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

這次的自焚事件也是同樣的操弄,明明很多西藏人以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通過自焚慘烈的方式來謀求民族自由、信仰自由和維護民族特性,但中國政府為了去除或淡化西藏民族反抗殖民統治、反對民族同化的性質,無中生有地變造出各種詆毀的說法:違背佛教教義、邪教、婆媳不和、通姦被發現、小偷、腦子不正常、達賴喇嘛或達賴集團化錢買屍體、達賴集團煽動等等,最後則乾脆是公、檢、法這三個本來應該是相互制衡的司法部門聯合推出所謂的《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不僅先入為主地認定「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而且在此基礎上,公然以法律的形式在西藏推行連坐法──以迫害自焚者家人和相關人的卑鄙手段,讓自焚者面對的不僅是自身的死亡,而且還有想到自焚以後對家人的傷害,從而迫使藏人停止以自焚做為反抗手段。所以,這並不完全是輿論反差的問題。


七問:中國當局把藏人的自焚歸咎於達賴喇嘛的煽動。上述官方文件之後,據報道各藏區紛紛偵破了「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並確認這是「達賴集團策劃」的結果。您對此如何解釋?

答:如前所言,審視中國政府對自焚前後不一的說詞,不難發現,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極力想要醜化自焚行為本身的正當性,那時候並沒有「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只有一些藏人因自焚後阻止中共軍警,而被帶走並被控殺人罪判處重刑的例子,但就在《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公布時,中共宣佈在西藏各地連續破獲所謂的「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比如說,四川警方宣佈破獲的所謂組織煽動自焚殺人案,當事的藏人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等重刑。據中共的報導,兩名藏人將自焚的資訊和照片傳遞到境外,並「經常散佈『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論」。我相信這是事實,因為西藏人就是這樣認為的,而且任何一個有良知、有勇氣的西藏人都會這樣去做。

但中國政府接著指控,宣稱這兩個西藏人「說可以幫助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聲望」以及「脅迫」他人自焚等,這就完全背離了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常識,與宣稱達賴喇嘛「出錢買屍體」一樣,更像是「中國式」慣性思維的編造。如前所述,西藏人相信輪迴轉世,並不像中國人那樣在乎留名青史;更重要的是,根據佛教教義,一個人如果為「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聲望」等世俗名利而自焚,不僅毫無功德可言,而且也是佛教所反對的。而「脅迫」自焚更是變相殺人,更為佛法所不容。這絕不會是一個西藏喇嘛會做的事情,更不會成為西藏人自焚的動機。

我這樣說,是說明中共即使為這些藏人編造罪行,也是中國式的。了解西藏宗教和文化的人都知道這不是西藏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而且,那個意見一公布,中共就一批又一批地宣布破獲類似案件,而此前沒有一件這樣的案件,可見這些案件完全是應政策製造出來的冤案,是一種鎮壓手段,與事實無關。


八問:達賴喇嘛對藏人以自焚形式要求中國政府允許他回到西藏,持什麼態度?眾多的藏人都是達賴喇嘛的信眾,他為停止藏人自焚做出過什麼努力?

答:達賴喇嘛一直反對藏人以暴力或極端的方式做為尋求自由的手段,早在一九九八年,圖登額珠在印度新德里一次絕食抗議活動中自焚身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指出:「我會見了參加絕食的六名藏人,並向他們申明,對包括絕食至死在內的傷害生命的行為不予認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遺憾⋯⋯我無法認同他們傷害生命的行為,但對他們的勇氣和動機表示欽佩,因為他們是為了六百萬西藏人民的自由權利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就是達賴喇嘛的立場。從2009年以來的自焚事件中,達賴喇嘛多次強調這一立場,達賴喇嘛在接受《北京之春》經理薛偉採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達賴喇嘛說「當自焚的狀況發生時,我個人非常痛心。當然從民族的勇氣來講,他們的勇氣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絕對沒有鼓勵,也不願鼓勵他們自焚,用這種方式來抗爭。」

達賴喇嘛同時也談到了他做為宗教領袖的困惑,他表達了由於已將政治權利移交給民選政治領導人而不便發表意見的處境:「我也很困擾。我對他(自焚者)要如何評價?如果我說這是好的、對的,不能這樣講。如果說是錯誤的,要怎樣判定他是錯誤的?對他留下的家人,在他們心裡,達賴喇嘛這句話,對他們的創痛傷害多麼的大。我們要想到這一點。」另外,達賴喇嘛已經將政治權利移交給了民選的西藏政治領導人,因此,當自焚事件涉及到政治問題時,達賴喇嘛也不便表態,否則正好應了中共所謂「退而不休」的指控。對此,達賴喇嘛對《北京之春》經理薛偉說:「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問題,有人設法政治化,如果要政治化,我最好閉嘴,因為我把所有政治權責已經交給新的領導人。所以在政治上,我可說是圓寂的人一樣。」

同樣,西藏流亡政府也多次呼籲境內藏人停止自焚等極端方式,但問題是,是誰讓西藏人鋌而走險,迫使他們只能以這種極端、慘烈的方式表達意願和訴求?──當然是中共,以及中共的西藏政策。在這些因素不僅存在而且日益強化的情勢下,達賴喇嘛、西藏政府或學者或宗教領袖的呼籲等,最多只能緩解,不可能產生釜底抽薪的結果。


九問:國際社會不斷就藏人自焚問題要求中國政府允許獨立觀察員、新聞媒體、或聯合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但是中國政府對一調查要求一概置之不理,至今為止,外國記者,獨立調查團,或聯合國官員均不得進入西藏。既然中國政府確信達賴喇嘛是自焚事件的最貴禍首,既然內部動用了法律手段制裁自焚者,既然大陸官方報紙刊登文章言之鑿鑿指出是有人背後指使。為什麼要拒絕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呢?

答:這並不是第一次。遠的不說,在2008年西藏全境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時,中國政府、甚至中國總理溫家寶公開表示:「有充分的事實和大量的證據,證明這次事件是達賴集團組織、預謀、策劃和指使的。」當時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是不斷地要求中國政府公布其所謂的事實和證據,要求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任何組織到達蘭薩拉進行調查。但中國政府既沒有派人來調查取證,更沒有公佈任何「事實」或「證據」。這次也是一樣,既然中國政府用法律手段判處那麼多藏人重刑,且不說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哪怕是向國際社會公布那些藏人的具體罪行和證據,都不僅可以證明中共的指控不是政治操作和鎮壓,不是中世紀的連坐法,而是依法懲處,而且可以揭露藏人的可惡之處,何樂而不為?這其中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共變得很謙虛,也應該沒有涉及所謂的國家機密,唯一的可能就是沒有證據。完全是政治鎮壓,當然不敢讓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


十問:其他一些國家和機構,如美國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加拿大藏人社區則指出,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是目前中央和西藏關系緊張的原因;另外一些華人團體在台灣、香港、紐約等地舉辦活動紀念自焚藏人;去年,曾經有全球73個華人團體組織聯署公開信,聲援藏人,抗議大陸當局的西藏政策。您對此有何評價?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華人意識到了西藏問題的真相,尤其是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希望在中國架構或中國憲法的框架範圍內解決西藏問題的訴求,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華人所了解,從而開始唾棄中國政府公開推行的民族區別對待等政策。現在,即使是一些支持中共的所謂愛國者,也意識到以目前這種暴力鎮壓的維穩手段和對西藏人的民族歧視政策等,不僅無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或民族團結等長治久安,反而會助長各民族的離心心理,無疑是為淵驅魚。因此,希望中共改變對西藏的政策政現在越來越成為國外華人社會的共識,相信這種共識必將逐漸影響到中國大陸的人民,從而為合理解決西藏問題產生積極的影響。


十一問: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人釋廣德,也是為了抗議當局的宗教迫害,在西貢街頭引火自焚。他自焚的圖片被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拍下來,迅速通過各通訊社傳遍世界。根據後來的結果,這次自焚事件被後人看成是佛教危機的轉折點,也是南越政權倒台的起點。請問,是什麼原因,一個越南僧人的自焚抗議就導致南越政權的迅速垮台,而100多位藏人的自焚,卻絲毫沒有對中國當局產生任何影響?

答:越南僧侶自焚,在美國社會引起巨大的反響,並產生一連串的改變;同樣,就像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導致印度的獨立一樣,那都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文明民主的英國或美國(社會)。當然我這樣說,一些人可能會舉出英國美國殖民或印地安人為例,但實際上,英國撤出香港時,香港人民並沒有表現的歡欣鼓舞;印地安人的生存狀況也比藏人強許多。更主要的是,這些國家隨著國力的強大而使其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並引領整個人類的文明發展。而西藏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核武和經濟壟斷勢力,卻也因此而更加仗勢欺人到肆無忌憚地步的國家,因此,同樣的方法,差別卻非常得明顯。


十二問:目前中國各藏區局勢如何?

關於目前的局勢,中國政府可以說在很多方面表現的有點像是「圖窮匕見」,以前他還講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政策等,而且也會做一點樣子,不論你誠心與否,即使是做秀或玩假的,也要有做秀的動作,為了讓作秀像真的,也不可能全部都來假的虛的。但是,現在的中國官員,對藏人幾乎已經失去信心,就像一些中國學者說的,統戰部都快變成作戰部了。本來西藏事務歸統戰部管,一則是把藏人當成了對立面,但同時也想以統戰的手法分化或招安藏人。結果統戰部卻自持強大或擁有巨大資源,對待藏人的傲慢和仗勢欺人的嘴臉越發明顯,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做大而編造擴大「敵情」,結果,不僅未能分化或統戰掉藏人,反而做了很多為淵驅魚的動作,現在的統戰部和公安、武警、特警、安全、國保等的功能和作用重疊,任何鎮壓的場合上述各路人馬都會到場,以至於不管有沒有道理,用維穩、用槍桿子說話的架式已經是中國官員面對西藏境內一切問題的一種最直接的反應。不論是面對自焚或是在玉樹地震災區的拆遷,都是千篇一律的高壓和鎮壓。目前在西藏已經有百人左右的藏人自焚,更多的人被關在監牢中,西藏人甚至去自己的聖地拉薩都不行,連寺院都要由中共官員直接領導,軍隊也以消防隊的名義駐紮在寺院,如此等等,如果從人口數量的百分比而言,不論是帝國主義還是殖民者,歷史上究竟有多少民族被鎮壓的頻率和入獄的比例有這麼高?中國政府還宣稱自己是解放者,真是不要臉。

現在,中國政府更是公然在西藏推行連坐法,中共學者公然主張不承認各民族的存在,也就是說要取消所有的做秀,直接推行赤裸裸的殖民同化政策,試圖通過消滅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字來達到同化西藏民族、消滅西藏民族的目的。也許他們的時空背景或思維還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時代中,還以為強權可以主宰一切。在這樣的情勢下,西藏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強不息,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和文化傳承,在現代民主自由人權的等普世價值的國際環境和科技發展的情勢下,西藏民族並不是待宰羔羊。


十三問:為什麼中國從2012年4月開始,中國西藏當局實行嚴格的履行管理。藏人護照變得極為艱難,幾乎任何藏人都再無法出國旅行。當局為什麼這樣做?

答:當局把整個西藏民族都當成是敵對勢力,對藏人極度缺乏信心。就如他們宣稱「解放」西藏六十年了,卻仍不敢讓一個西藏人擔任「黨委書記」等擁有實權的職務一樣,中共本質上把西藏民族視為「非我族類」,因此堅信「其心必異」,是無法信任的,除非藏人被同化,達到中國傳統的「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程度,否則難以信任,因而覺得只有把藏人牢牢控制、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其實就是限制在西藏這個大監獄內才覺得放心。這是極度缺乏信心的表現。


十四問:中國當局認為達賴喇嘛是自焚的罪魁禍首,美國政府認為達賴喇嘛可以在減緩中藏關系上扮演正面角色。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自藏政策。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在哪裡,主動權在誰手中?

答:我不認為中共中央或藏人或任何中間勢力等某一方具有所謂的主動權。西藏的局勢是長期累積形成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進退失據、甚至連「解放」或「民族平等」的官樣文章都做不下去,只能以民族征服的殘暴方式維持統治。這種做法本身就已經表明其在西藏也是騎虎難下之勢。而西藏流亡政府或民間社會等雖然是重要的力量,但都並不具有所謂的主動權或相應的力量,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不能是「零和遊戲」。中國雖然具有強大的力量,但現代文明社會是不會容許民族滅絕現象發生的。不論中共或西藏,零和遊戲的結果都不會有真正的勝利者,雙方比拼的僅僅是誰輸得更慘。所以只有雙方共同努力,各退一步、才能海闊天高,才能共建雙贏的未來,而這也是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之中間道路的精神。


注:本專訪訪由受訪人錄寫,採訪人編輯整理。更多藏人自焚相關內容信息請關注:
藏族自焚三年祭訪談系列:http://www.youtube.com/watch?v=D-imDVGZ6Fo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zoujinxicang
採訪人相關著述《藏土出中國》:
電子版大陸下載:http://cloud.molihua.org/g4yepgkg.htm
翻牆下載: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1xjXCweOydgbGZPQ2tfUjZfaEk/edit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18 and 21, 2013

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圖)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上)

作者:余英時 北明

採訪時間:2012年3月22日
地點:普林斯頓、華盛頓特區
受訪人:余英時(台灣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退休榮譽教授,
2006年美國國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終生成就獎得主)
採訪人:北明(獨立作家,自由亞洲電台節目主持人)
 -------------------
   
中國北京城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129號,是“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所在地。雖然不過是匯中國教育部屬下的一個辦公室,它的四肢跨越中國版圖,伸向全球四面八方。自從2004年11月這個辦公室所創辦的第一所學校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成立,到今年(2012年)1月為止,這個辦公室在全球105個國家,已經擁有358所學院,另外還有500個課堂。據中國官方稱,這858所學院和課堂的目的和職能,主要是開展漢語教學並推廣中國文化。有關這個學院的背景、職能、運作、目的、效果和前景,已經逐漸引其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界的關注和議論。
  
  北明:余教授,謝謝您接受採訪。
  余英時:不客氣。

  北明:中國當局治理中國六十多年,前三十年推動各類政治運動,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後三十年轉向經濟改革,搞城市建設並使全民走向物質主義。但從本世紀初紀念開始,它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漢語教學。我們也看到,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成功地導致漢語在國際上有了一定地位和實用價值。中國當局公開的說法是:“要讓漢語走向世界,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深入傳播”。您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個過去不注重文化,也不注重教育的領導集團,現在要以國家的力量在全球推動漢語傳播?
  余英時:我想這個“漢語傳播”有很多動機的,最初的動機實際上就是做生意,希望能有多數的非中國人,國外的人學漢語,跟他們打交道,這樣做生意方便。我想從實用觀點,這是一個實在的要求。

     北明:中國教育部下屬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 並不把這種語言學院稱為是語言學院,而是冠之以中國儒學創始人孔子的名字,叫做“孔子學院”。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六、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更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進行“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中國文化的命。(余英時插:那當然)可是為什麼現在卻要把推廣漢語的學院冠之以“孔子”之名?這是要傳播中國文化嗎?
     余英時:(笑)這絕對沒有意思要傳播孔子文化,也沒有意思要要傳播中國文化。但是它(要推廣漢語跟人做生意)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孔子之名,因為孔子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它現在不好用馬列主義,就用孔子。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新加坡,中國大陸山東的幹部到新加坡推銷漢菜,中國菜,就打的孔子的旗號,叫“孔府宴席”。這是同樣的辦法,就是拿孔子作名義做號召,因為這是中國真正的東西。給人家一個幻覺,他們現在對孔子的態度變了,認同於孔子了。事實上它的意識形態從來沒有變化過,你說五四時期反儒家,到現在還是在反儒家。
  我要告訴你,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就是到現在為止,有“國際儒聯”等許多各種組織,都屬於民間或半民間的,官方從來不出面。只要在台上有權力的人,胡錦濤也罷,溫家寶也罷,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讚揚孔子。所以前一陣子在天安門偶然出現一座孔子雕像,馬上內部就激烈地反應,即刻就取消了。所以用孔子的名義推廣漢語,與意識形態的轉變毫無關係。

  北明:所以您不認為孔子學院的推廣意味著中國對儒學發生了興趣,要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余英時:它推廣語言有兩種作用,第一是我剛才說的經濟的作用,另一個是政治的,政治的就是統戰。
  不但是統戰,我還看到過去在廣州《南方周末》上登的文章,是加拿大的一個學者跟記者的談話。這個學者說,加拿大的一個孔子學院根本就是搞情報工作的。換句話說,給共產黨搞情報,不只是教學而已。

    北明:根據3月7號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由於中國孔子學院掌握資金,控制師資,請國內的老師到海外的外國學校來教漢語,導致在當地學校研究漢語和教學的師資力量受到排擠,一些教授失去教職。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學院的馬悅然教授去年(2011年)底在香港的《明報月刊》撰文說:“美國大學裏的中文系如果接納了孔子學院,該系從大學得到的補助金就會減少,影響教學水平。問題的核心是孔子學院所提供的漢語教學與真正的漢學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因此過去對漢學研究很有貢獻的大學中文系,慢慢地會變成教普通話的學校。”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余英時:這個很簡單,他們現在很有錢,為了政治目的,就用錢來買各學校。這是在外國普遍的方式,像我所知道的在美國,還有英國、瑞典,都是採取一個方式,就是要打進他們的大學,打進他們中間的漢學教學,從這裡入手。他有錢,他可以用這個錢限制你這個學校接受我的條件,什麼條件呢?比如說,反對他這個政權的,反對所謂“人民共和國”的這些教授,他就希望你不要請。所以逼得許多教授不敢發表反對的言論,因為怕學校開除他,在拿到長期聘約以前,就會受到這種威脅。在美國也是一樣。

    北明:您剛才提到孔子學院商業目的之外的政治目的……
     余英時:現在孔子學院的政治目的,超過了商業目的了。
     
    北明:西方輿論,包括印度、日本輿論界有一種擔心:孔子學院傳授漢語的同時,也傳授其意識形態。中國正統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嘛,可是現在球化的時代,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您認為中國當局在西方自由主義陣營裡尤其是大學裡,推銷馬列主義意識形態,這有可能嗎?
    余英時:我覺得這個沒有可能。 不但沒有可能,而且他們也沒有這個意圖。因為馬列主義他們自己也不信了,根本就不提了。他們現在信的就是他們的政權,一黨專政,這是個真的東西,這個東西不能放棄。 他現在要各國接受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一黨專政就是中國的民主,一黨專政跟中國的傳統有關,跟孔子有關。他們在國內提倡孔子,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孔子叫人家不要犯上作亂這一方面,但是孔子批判現實政權的,批判君主之類的東西他們就一概不接受了。所以他們是選擇(倡導)從前五•四時期要打倒的“孔家店”的那些東西,這是重新開張“孔家店”,因為“馬家店”已經失敗了。

     北明:西方一些國家也有對外傳播自己文化的機構,比如“英國委員會”、德國“歌德學院”,美國也有這種文化機構……( 余英時插:美國有新聞處,到處都有),是的。在您看來,中國的孔子學院與西方國家這些文化傳播機構有什麼本不同?
     余英時:第一不同就是,比如說我五十年代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要看西方的書,只有兩個地方可以看到——香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一個地方就是美國新聞處,它有各種各樣的書我可以去借,另外一個就是英國的British Counsel,文化办事处。這個英國文化辦事處也是有許多書的,你可以去借的。但那都是被動的,是希望你能有機會來了解我們,了解我們英國,了解我們美國。他們也辦些刊物,《今日美國》就是美國新聞處辦的,也宣傳他自己。可是那都是自由的,你願意來你就接受,你不願意來也就算了。他們不可能是拿錢來貼給某些學校、某些機構,來強迫執行我的某些文化政策。他們是希望你了解他的文化,那是沒問題的,但這是真正屬於文化交流這種方式,而不是採取某種政治目的,這些機構也沒想到可以完成某些政治目的。頂多是覺得我們“民主”“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普世價值在我們這裡,是我們佔優勢,我們希望,這個普遍價值如果被很多非西方地區接受,就更好。就是這樣一個不同。

    北明:還有一個操作方式上的不同,不知道您是否也這麼認為,就是美國新聞處就是美國新聞處,英國文化辦事處就是文化辦事處,它不進入人家的大學,它不是說我在你的學校裡再設一個機構,我給你錢,我管師資力量,沒有這回事……
    余英時:所以這個就是我要想說的下一個問題。你要看到,中國的孔子學院已經擴張到三百多,四百左右了(北明:而且還有五百個孔子課堂),還有其他的東西。這是為了統戰,這是直接地用政治的力量進入你的核心地區,在那裡面發生某些作用,希望改變別人對中共政權的看法,就是統戰哪!
  不但統戰,而且威脅你這些接受津貼的學校,控制西方漢學發展的方向:你研究現代中國,但是你要罵我們的話,我們就不給錢了。現在這個經濟情況很差,有些州立學校或者其他學校馬上就恐懼了,所以反共的學人,包括美國的學人在內,在那個學校就可能呆不住。他給錢很多的,可能越來越多。這樣有些學校就抗拒不了這個誘惑力,難免就有屈服的情況。任何反共的人,或者批評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嚴厲的人,就不敢批評了。因為這樣他可能失去拿到長期聘約的機會。這是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換句話說,中國就在非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之類的,尤其是美國,造成一種情況,就是大家都認為共產黨在中國是合適的。他們也不一定要你接受他的馬列意識形態,他們根本不提馬列主義,主要是要你接受:中國只有共產黨,那是天經地義的,是合乎歷史傳統的,是合乎孔子之教的。

    北明:暗渡陳倉。大陸有持新儒學觀點的學者認為,不管如何,只要中國當局打出孔子的旗幟做事,不管他教漢語還是做別的,都有積極的意義。我理解這指的是當局淡化了馬克思主義。您對這種觀點怎麽看?
    余英時:我看,完全相反!我碰到許多朋友都有這樣的看法:說孔子總是好的。我有一句話可以說是名言,別人也用過的,就是提倡孔子,提倡儒學,在我看來,共產黨一提倡這個東西,就是一種“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
  北明:他堅持不下去了,他的正統意識形態已經不行了。
    余英時:不是堅持不下去,他一提倡你,你就死掉了!孔子也罷、儒學也罷,就變成非常負面的東西了。
    北明:您的意思是說,死亡之吻不是對共產黨而言,而是對儒學而言……。
余英時:不是對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親近孔子,褒揚儒學,那就是對儒學的“死亡之吻”,導致儒學死亡、孔子的死亡,再一次死亡。

    北明:而是當局的新生,他們利用孔子自我拯救,把孔子的名譽破壞了。 
    余英時:對。孔子變成五•四以來,還不止五•四,五四以前,清朝末年以來,大家要打倒的那種壞的孔教,那種“孔家店”。換句話說,他要重新開張的是“孔家店”,不是孔子的儒教。
  北明:您這觀點太重要了!
余英時:我覺得“孔家店”這個觀點要特別地提出來。
北明:您認為,孔家店跟孔子的儒學有區別。
  余英時:五•四打的不是孔子。你看,無論是胡適也罷、陳獨秀也罷,對孔子都非常尊敬的,這在他們的著作跟傳記中我們看到很多。他們打倒的是孔家店,(孔家店)就是借用孔子之名來統治老百姓,叫老百姓不能反抗,我怎麼樣壞,你都得接受、你都得服從,你不能犯上作亂。
  北明:所以“孔家店”,您的定義就是:它是一個政治統治的工具。
  余英時:哎,是以孔子為名,以儒教為名,講“名教”——三綱五常,就是這種東西。

(未完待續。北明根據錄音整理,全文業經受訪人校對。)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07, 2012
关键词: 孔子學院 余英時

2005年10月12日余英時教授到訪自由亞洲電台。右:余英時,左:北明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下)
作者:余英時 北明

  北明:現在看來,儘管人們意識到孔子學院的麻煩,可還是有全世界數百所大學,不少的教授寧肯自我審查,也要接受這個選擇。總體上看孔子學院將在西方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世紀可能像當局宣稱的那樣成為中國的世紀嗎?所謂軟著陸有可能嗎?
余英時:最近他們好像發現文化的力量也很大了。中共被西方治住的一點就是我們所謂普世價值之類的,這是文化。這個觀點很容易接受,比如我們講人權,沒有一個人不肯接受。我有我的權利,對不對?中國人當然沒有這個名詞,可是一聽人權,還是會接受的,在清朝末年已經接受了。所以這許多都是西方文化的力量。他們現在想倒過來。他們並不想說服西方給他走,而是希望西方接受他們,不要批評他們,不要認為他們關押異議分子、壓制老百姓、用武力向天安門屠殺是錯誤的,他們希望西方人都了解: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沒辦法的,為了中國好,只有如此。這是中國的辦法,中國的辦法跟西方的不同。這就是他所謂的軟著陸。但是你那些文化軟著陸,西方學校不一定給你做,不會跟你走。

北明:如果孔子學院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文化行為,向您剛才所……,
余英時:孔子學院就是孔家店另外一個名詞,新名詞。從前的孔家店是在國內的,現在他們開了幾百家新的店,在外國暢銷。
北明:我覺得西方人比較幼稚,如果是這種情況……
余英時:西方人也不是幼稚,西方人就是貪你那點錢!給你幾百萬美金一年,我就幹了。

北明:您認為各國教育機構應當如何對應這種情況?既然中國以國家力量,借推廣漢語進行統戰,西方國家力量是否應當干預?可能干預嗎?
余英時:我想民主國家不可能政府出來干預的。每個學校的行政人員自己就處理了。他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們覺得沒有關係:反正錢先拿著,我就要你的語言教學,就是用一點你派來的教員。你的教員水準實際上也不是很高,沒有文化修養,也沒有學術修養,就是會說北京話而已,只是教教漢語。

北明:可是中國當局確實在他們控制的機構裡禁止一些話題,比方說台海兩岸問題、西藏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話題,他們不允在他們給錢的機構裡討論。
余英時:他也不是不允許,他就是威脅你:你要談,我這個錢就沒有了。但是你要求的條件到底不能訂在契約上對不對?你不能見諸文字說:你不能有任何反對我的,不能有任何敏感話題出現。就只是一個私下了解嘛!有的(學校)可能接受,有的不一定接受。再說美國人也有騙錢的。(笑)你來我就接受,我們不要把西方人看得那麼笨。

北明:有的時候他們是很笨,沒有中共那麼狡猾。
余英時:當然是沒有那麼狡猾了,但是他只是要你的錢嘛,他也不可能跟自己的教授說:你現在不能談某種敏感問題。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人你知道的,如果這樣容易,上邊一說話馬上就听了,那就不是美國嘞!還有些人,各別的,根本就沒有立場的,有奶就是娘的,這樣美國人也很多:我就是做生意,在學術界也就是把知識當商品,那他就無所謂了。但是好的大學絕不可能允許這種情況存在的。
美國機構,包括CIA在內,也不可能不注意。它不會在報上披露,也不會在電視上傳播,我們不知道,但他們一定會想辦法應付。中國人好像很機靈,很巧妙,各種陰謀詭計多得要命,外國人不可能應付,這是不錯的,不過那只是最初幾次,吃了幾次虧以後,馬上人人都會知道的。一個孔子學院就整個把美國、英國、法國所有教育制度都毀掉?有這樣的本事嗎?如果那麼大本事,那我們心甘情願就服從他就完了嘛!不可能的事情!(笑)

北明:台灣馬英九政府信息辦公室的消息說,台灣政府也要以政府之力,在海外開設文化中心,叫做“台灣書院”。當年毛澤東鬧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就在台灣唱對台戲,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倡導中華文化,號召搶救國家、同胞和文化。如今兩岸又把對台戲唱到海外了,早年是在國內各自唱。消息說,開設“台灣書院”就是針對大陸孔子學院的。您怎麼評價這件事?在文化實力上的對比上,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是在台灣,但是台灣能在海外與大陸中國進行文化對抗嗎?
余英時:不是對抗不對抗的問題,我認為這根本是個沒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在我看來是個很愚蠢的事情。
 北明:為什麼?
余英時:有什麼好對抗的呢?你怎麼可能他來一個孔子學院,你就來一個台灣書院?不可能一個學校容納兩個(學院),有台灣書院,孔子學院就不會來了。而且台灣書院如果也是教語言的話,就更沒有意義了。所以我不覺得馬英九應該採取去這樣一個方式。說老實話,第一次所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我知道的——就從來沒發生過作用。是辦了一個“孔孟學報”之類的,也沒有幾個人看,哪裡能對抗文化大革命呢?現在要搞這個書院,那是浪費錢。不要把台灣老百姓的錢這樣糟蹋,我覺得沒有意義的。
共產黨搞孔子學院讓他自生自滅,他要願意花這個錢讓他去花。你要想孔子學院存在,這就是給共產黨出的難題:一旦在某個地方建立一個孔子學院,你要想撤退它就很難,撤退對國內沒法交代!(北明:不像那個孔子雕像,說撤就撤了。)不能說撤就撤:經手的人對國內長官沒法交代呀。(北明:他們是對國務院負責的。)對呀,國務院責問你怎麼搞的?你這個孔子學院越辦越少啊?所以弄得不好就是白花冤枉錢。這些錢就讓他浪費好了。

北明:您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史家,也是當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鎮。(余英時:不能這麼說……)作為一個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您對中國孔子學院這件事情抱持什麼態度?
余英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笑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可怕的事情,一點不可怕。

北明:您對中國未來的文化建設有什麼建議?
余英時:必須要尊重學術。這一點共產黨歷史上就做不到。尊重學術首先就要有學術自由,有出版發表自由,言論自由。目前對中共什麼建議都不可能有,共產黨不這麼做,它是政治立場,它基本上沒有文化意識,根本不重視文化,看不起文化的,文化在他們那裡沒有地位。現在中國大學教授地位低的要命的……
北明:中國大學裡的教授人格尊嚴學術地位非常低,但是他們的薪水很高,研究經費很多。
余英時:不錯啊,現在是收買嘛!他就怕教授在學生面前說政府的壞話、黨的壞話嘛。如果這個方式下去,怎麼能有文化建設呢?這些教授也不認為文化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這些教授等於就是出賣靈魂的人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在共產黨現有體制之下,我們不能談你提的那個問題,根本不能提。必須等到一個基本變化以後,中國真正恢復某種基本的自由,等到共產黨一黨專政消除以後,我們才能談到中國自己的文化怎麼建設,對世界有什麼貢獻的問題。
  

北明:那麼您對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有什麼建議?
余英時:沒有別的辦法,就是規規矩矩地進行學術研究,盡量脫離意識形態。這種研究多了,在知識上豐富了,慢慢中國文化的價值也就出現了。
中國文化價值出現以後,你就會發現這裡面與普世價值之間並不都是衝突的,有許多是相合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對中國的了解慢慢一步一步地發現,中國雖然是走的另外一條路,文化上跟西方確然有不同,可是在基本的所謂普世價值上都是大同小異的,是可以合起來的。但是這個必須要(進行)學術研究,一步一步地證實它,不是喊口號,不是表示我要什麼,我不要什麼就能做到,這種簡單的口號是沒有用的。
(大學教授)雖然有很多人被收買,但是很多確實不被收買的,勤勤懇懇地工作的,我也知道。這些人現在人家也不知道他,出不了風頭,默默地在工作的。我們的希望在這些人身上。這些人,人也不會很多,但是種子在。種子在,就有重新發芽重新成長的可能性。就像聖經上說的,一個種子留到某一個地方,然後就變成大樹了,有這個可能的。所以這一點不用擔心,文化不會斷的。 

北明:余教授,您對這次話題有什麼補充要說的?
余英時:我就說,孔子學院跟教育無關,跟文化也無關,他本來不是要推廣教育,也不是要推廣文化,也不是要推廣任何意識形態。我認為這個事情與意識形態種種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認為我們應該注意孔子學院的發展,也要了解它怎麼樣變化,比如說它內部的複雜性,從經濟利益到政治統戰,這個中間要分清楚,不要把它當成文化現象來看,這不是文化現象。而且也不必對它重視到那種程度,覺得它不得了的樣子,我並沒有那麼擔心,也不認為如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市場化活動。西方借此機會拿點錢,中共想在外國買一點名譽,但是不是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所要的,也很難說。

北明:余教授,謝謝您。
余英時:謝謝。

(全文完。北明根據錄音整理,全文業經受訪人校對。)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pril 08, 2012
关键词: 孔子學院 余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