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圖)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上)

作者:余英時 北明

採訪時間:2012322
地點:普林斯頓、華盛頓特區
受訪人:余英時(台灣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退休榮譽教授,
2006年美國國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終生成就獎得主)
採訪人:北明(獨立作家,自由亞洲電台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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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城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129號,是“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所在地。雖然不過是匯中國教育部屬下的一個辦公室,它的四肢跨越中國版圖,伸向全球四面八方。自從200411月這個辦公室所創辦的第一所學校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成立,到今年(2012年)1月為止,這個辦公室在全球105個國家,已經擁有358所學院,另外還有500個課堂。據中國官方稱,這858所學院和課堂的目的和職能,主要是開展漢語教學並推廣中國文化。有關這個學院的背景、職能、運作、目的、效果和前景,已經逐漸引其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界的關注和議論。
  
  北明:余教授,謝謝您接受採訪。
  余英時:不客氣。

  北明:中國當局治理中國六十多年,前三十年推動各類政治運動,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後三十年轉向經濟改革,搞城市建設並使全民走向物質主義。但從本世紀初紀念開始,它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漢語教學。我們也看到,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成功地導致漢語在國際上有了一定地位和實用價值。中國當局公開的說法是:“要讓漢語走向世界,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深入傳播”。您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個過去不注重文化,也不注重教育的領導集團,現在要以國家的力量在全球推動漢語傳播?
  余英時:我想這個“漢語傳播”有很多動機的,最初的動機實際上就是做生意,希望能有多數的非中國人,國外的人學漢語,跟他們打交道,這樣做生意方便。我想從實用觀點,這是一個實在的要求。

     北明:中國教育部下屬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 並不把這種語言學院稱為是語言學院,而是冠之以中國儒學創始人孔子的名字,叫做“孔子學院”。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六、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更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進行“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中國文化的命。(余英時插:那當然)可是為什麼現在卻要把推廣漢語的學院冠之以“孔子”之名?這是要傳播中國文化嗎?
     余英時:(笑)這絕對沒有意思要傳播孔子文化,也沒有意思要要傳播中國文化。但是它(要推廣漢語跟人做生意)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孔子之名,因為孔子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它現在不好用馬列主義,就用孔子。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新加坡,中國大陸山東的幹部到新加坡推銷漢菜,中國菜,就打的孔子的旗號,叫“孔府宴席”。這是同樣的辦法,就是拿孔子作名義做號召,因為這是中國真正的東西。給人家一個幻覺,他們現在對孔子的態度變了,認同於孔子了。事實上它的意識形態從來沒有變化過,你說五四時期反儒家,到現在還是在反儒家。
  我要告訴你,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就是到現在為止,有“國際儒聯”等許多各種組織,都屬於民間或半民間的,官方從來不出面。只要在台上有權力的人,胡錦濤也罷,溫家寶也罷,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讚揚孔子。所以前一陣子在天安門偶然出現一座孔子雕像,馬上內部就激烈地反應,即刻就取消了。所以用孔子的名義推廣漢語,與意識形態的轉變毫無關係。

  北明:所以您不認為孔子學院的推廣意味著中國對儒學發生了興趣,要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余英時:它推廣語言有兩種作用,第一是我剛才說的經濟的作用,另一個是政治的,政治的就是統戰。
  不但是統戰,我還看到過去在廣州《南方周末》上登的文章,是加拿大的一個學者跟記者的談話。這個學者說,加拿大的一個孔子學院根本就是搞情報工作的。換句話說,給共產黨搞情報,不只是教學而已。

    北明:根據37號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由於中國孔子學院掌握資金,控制師資,請國內的老師到海外的外國學校來教漢語,導致在當地學校研究漢語和教學的師資力量受到排擠,一些教授失去教職。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學院的馬悅然教授去年(2011年)底在香港的《明報月刊》撰文說:“美國大學裏的中文系如果接納了孔子學院,該系從大學得到的補助金就會減少,影響教學水平。問題的核心是孔子學院所提供的漢語教學與真正的漢學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因此過去對漢學研究很有貢獻的大學中文系,慢慢地會變成教普通話的學校。”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余英時:這個很簡單,他們現在很有錢,為了政治目的,就用錢來買各學校。這是在外國普遍的方式,像我所知道的在美國,還有英國、瑞典,都是採取一個方式,就是要打進他們的大學,打進他們中間的漢學教學,從這裡入手。他有錢,他可以用這個錢限制你這個學校接受我的條件,什麼條件呢?比如說,反對他這個政權的,反對所謂“人民共和國”的這些教授,他就希望你不要請。所以逼得許多教授不敢發表反對的言論,因為怕學校開除他,在拿到長期聘約以前,就會受到這種威脅。在美國也是一樣。

    北明:您剛才提到孔子學院商業目的之外的政治目的……
     余英時:現在孔子學院的政治目的,超過了商業目的了。
     
    北明:西方輿論,包括印度、日本輿論界有一種擔心:孔子學院傳授漢語的同時,也傳授其意識形態。中國正統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嘛,可是現在球化的時代,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您認為中國當局在西方自由主義陣營裡尤其是大學裡,推銷馬列主義意識形態,這有可能嗎?
    余英時:我覺得這個沒有可能。 不但沒有可能,而且他們也沒有這個意圖。因為馬列主義他們自己也不信了,根本就不提了。他們現在信的就是他們的政權,一黨專政,這是個真的東西,這個東西不能放棄。 他現在要各國接受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一黨專政就是中國的民主,一黨專政跟中國的傳統有關,跟孔子有關。他們在國內提倡孔子,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孔子叫人家不要犯上作亂這一方面,但是孔子批判現實政權的,批判君主之類的東西他們就一概不接受了。所以他們是選擇(倡導)從前五•四時期要打倒的“孔家店”的那些東西,這是重新開張“孔家店”,因為“馬家店”已經失敗了。

     北明:西方一些國家也有對外傳播自己文化的機構,比如“英國委員會”、德國“歌德學院”,美國也有這種文化機構……( 余英時插:美國有新聞處,到處都有),是的。在您看來,中國的孔子學院與西方國家這些文化傳播機構有什麼本不同?
     余英時:第一不同就是,比如說我五十年代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要看西方的書,只有兩個地方可以看到——香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一個地方就是美國新聞處,它有各種各樣的書我可以去借,另外一個就是英國的British Counsel,文化办事处。這個英國文化辦事處也是有許多書的,你可以去借的。但那都是被動的,是希望你能有機會來了解我們,了解我們英國,了解我們美國。他們也辦些刊物,《今日美國》就是美國新聞處辦的,也宣傳他自己。可是那都是自由的,你願意來你就接受,你不願意來也就算了。他們不可能是拿錢來貼給某些學校、某些機構,來強迫執行我的某些文化政策。他們是希望你了解他的文化,那是沒問題的,但這是真正屬於文化交流這種方式,而不是採取某種政治目的,這些機構也沒想到可以完成某些政治目的。頂多是覺得我們“民主”“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普世價值在我們這裡,是我們佔優勢,我們希望,這個普遍價值如果被很多非西方地區接受,就更好。就是這樣一個不同。

    北明:還有一個操作方式上的不同,不知道您是否也這麼認為,就是美國新聞處就是美國新聞處,英國文化辦事處就是文化辦事處,它不進入人家的大學,它不是說我在你的學校裡再設一個機構,我給你錢,我管師資力量,沒有這回事……
    余英時:所以這個就是我要想說的下一個問題。你要看到,中國的孔子學院已經擴張到三百多,四百左右了(北明:而且還有五百個孔子課堂),還有其他的東西。這是為了統戰,這是直接地用政治的力量進入你的核心地區,在那裡面發生某些作用,希望改變別人對中共政權的看法,就是統戰哪!
  不但統戰,而且威脅你這些接受津貼的學校,控制西方漢學發展的方向:你研究現代中國,但是你要罵我們的話,我們就不給錢了。現在這個經濟情況很差,有些州立學校或者其他學校馬上就恐懼了,所以反共的學人,包括美國的學人在內,在那個學校就可能呆不住。他給錢很多的,可能越來越多。這樣有些學校就抗拒不了這個誘惑力,難免就有屈服的情況。任何反共的人,或者批評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嚴厲的人,就不敢批評了。因為這樣他可能失去拿到長期聘約的機會。這是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換句話說,中國就在非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之類的,尤其是美國,造成一種情況,就是大家都認為共產黨在中國是合適的。他們也不一定要你接受他的馬列意識形態,他們根本不提馬列主義,主要是要你接受:中國只有共產黨,那是天經地義的,是合乎歷史傳統的,是合乎孔子之教的。

    北明:暗渡陳倉。大陸有持新儒學觀點的學者認為,不管如何,只要中國當局打出孔子的旗幟做事,不管他教漢語還是做別的,都有積極的意義。我理解這指的是當局淡化了馬克思主義。您對這種觀點怎麽看?
    余英時:我看,完全相反!我碰到許多朋友都有這樣的看法:說孔子總是好的。我有一句話可以說是名言,別人也用過的,就是提倡孔子,提倡儒學,在我看來,共產黨一提倡這個東西,就是一種“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
  北明:他堅持不下去了,他的正統意識形態已經不行了。
    余英時:不是堅持不下去,他一提倡你,你就死掉了!孔子也罷、儒學也罷,就變成非常負面的東西了。
    北明:您的意思是說,死亡之吻不是對共產黨而言,而是對儒學而言……。
余英時:不是對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親近孔子,褒揚儒學,那就是對儒學的“死亡之吻”,導致儒學死亡、孔子的死亡,再一次死亡。

    北明:而是當局的新生,他們利用孔子自我拯救,把孔子的名譽破壞了。 
    余英時:對。孔子變成五•四以來,還不止五•四,五四以前,清朝末年以來,大家要打倒的那種壞的孔教,那種“孔家店”。換句話說,他要重新開張的是“孔家店”,不是孔子的儒教。
  北明:您這觀點太重要了!
余英時:我覺得“孔家店”這個觀點要特別地提出來。
北明:您認為,孔家店跟孔子的儒學有區別。
  余英時:五•四打的不是孔子。你看,無論是胡適也罷、陳獨秀也罷,對孔子都非常尊敬的,這在他們的著作跟傳記中我們看到很多。他們打倒的是孔家店,(孔家店)就是借用孔子之名來統治老百姓,叫老百姓不能反抗,我怎麼樣壞,你都得接受、你都得服從,你不能犯上作亂。
  北明:所以“孔家店”,您的定義就是:它是一個政治統治的工具。
  余英時:哎,是以孔子為名,以儒教為名,講“名教”——三綱五常,就是這種東西。

(未完待續。北明根據錄音整理,全文業經受訪人校對。)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07, 2012
关键词: 孔子學院 余英時

2005年10月12日余英時教授到訪自由亞洲電台。右:余英時,左:北明


孔子學院及其影響——專訪余英時(下)
作者:余英時 北明

  北明:現在看來,儘管人們意識到孔子學院的麻煩,可還是有全世界數百所大學,不少的教授寧肯自我審查,也要接受這個選擇。總體上看孔子學院將在西方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世紀可能像當局宣稱的那樣成為中國的世紀嗎?所謂軟著陸有可能嗎?
余英時:最近他們好像發現文化的力量也很大了。中共被西方治住的一點就是我們所謂普世價值之類的,這是文化。這個觀點很容易接受,比如我們講人權,沒有一個人不肯接受。我有我的權利,對不對?中國人當然沒有這個名詞,可是一聽人權,還是會接受的,在清朝末年已經接受了。所以這許多都是西方文化的力量。他們現在想倒過來。他們並不想說服西方給他走,而是希望西方接受他們,不要批評他們,不要認為他們關押異議分子、壓制老百姓、用武力向天安門屠殺是錯誤的,他們希望西方人都了解: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沒辦法的,為了中國好,只有如此。這是中國的辦法,中國的辦法跟西方的不同。這就是他所謂的軟著陸。但是你那些文化軟著陸,西方學校不一定給你做,不會跟你走。

北明:如果孔子學院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文化行為,向您剛才所……,
余英時:孔子學院就是孔家店另外一個名詞,新名詞。從前的孔家店是在國內的,現在他們開了幾百家新的店,在外國暢銷。
北明:我覺得西方人比較幼稚,如果是這種情況……
余英時:西方人也不是幼稚,西方人就是貪你那點錢!給你幾百萬美金一年,我就幹了。

北明:您認為各國教育機構應當如何對應這種情況?既然中國以國家力量,借推廣漢語進行統戰,西方國家力量是否應當干預?可能干預嗎?
余英時:我想民主國家不可能政府出來干預的。每個學校的行政人員自己就處理了。他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們覺得沒有關係:反正錢先拿著,我就要你的語言教學,就是用一點你派來的教員。你的教員水準實際上也不是很高,沒有文化修養,也沒有學術修養,就是會說北京話而已,只是教教漢語。

北明:可是中國當局確實在他們控制的機構裡禁止一些話題,比方說台海兩岸問題、西藏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話題,他們不允在他們給錢的機構裡討論。
余英時:他也不是不允許,他就是威脅你:你要談,我這個錢就沒有了。但是你要求的條件到底不能訂在契約上對不對?你不能見諸文字說:你不能有任何反對我的,不能有任何敏感話題出現。就只是一個私下了解嘛!有的(學校)可能接受,有的不一定接受。再說美國人也有騙錢的。(笑)你來我就接受,我們不要把西方人看得那麼笨。

北明:有的時候他們是很笨,沒有中共那麼狡猾。
余英時:當然是沒有那麼狡猾了,但是他只是要你的錢嘛,他也不可能跟自己的教授說:你現在不能談某種敏感問題。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人你知道的,如果這樣容易,上邊一說話馬上就听了,那就不是美國嘞!還有些人,各別的,根本就沒有立場的,有奶就是娘的,這樣美國人也很多:我就是做生意,在學術界也就是把知識當商品,那他就無所謂了。但是好的大學絕不可能允許這種情況存在的。
美國機構,包括CIA在內,也不可能不注意。它不會在報上披露,也不會在電視上傳播,我們不知道,但他們一定會想辦法應付。中國人好像很機靈,很巧妙,各種陰謀詭計多得要命,外國人不可能應付,這是不錯的,不過那只是最初幾次,吃了幾次虧以後,馬上人人都會知道的。一個孔子學院就整個把美國、英國、法國所有教育制度都毀掉?有這樣的本事嗎?如果那麼大本事,那我們心甘情願就服從他就完了嘛!不可能的事情!(笑)

北明:台灣馬英九政府信息辦公室的消息說,台灣政府也要以政府之力,在海外開設文化中心,叫做“台灣書院”。當年毛澤東鬧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就在台灣唱對台戲,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倡導中華文化,號召搶救國家、同胞和文化。如今兩岸又把對台戲唱到海外了,早年是在國內各自唱。消息說,開設“台灣書院”就是針對大陸孔子學院的。您怎麼評價這件事?在文化實力上的對比上,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是在台灣,但是台灣能在海外與大陸中國進行文化對抗嗎?
余英時:不是對抗不對抗的問題,我認為這根本是個沒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在我看來是個很愚蠢的事情。
 北明:為什麼?
余英時:有什麼好對抗的呢?你怎麼可能他來一個孔子學院,你就來一個台灣書院?不可能一個學校容納兩個(學院),有台灣書院,孔子學院就不會來了。而且台灣書院如果也是教語言的話,就更沒有意義了。所以我不覺得馬英九應該採取去這樣一個方式。說老實話,第一次所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我知道的——就從來沒發生過作用。是辦了一個“孔孟學報”之類的,也沒有幾個人看,哪裡能對抗文化大革命呢?現在要搞這個書院,那是浪費錢。不要把台灣老百姓的錢這樣糟蹋,我覺得沒有意義的。
共產黨搞孔子學院讓他自生自滅,他要願意花這個錢讓他去花。你要想孔子學院存在,這就是給共產黨出的難題:一旦在某個地方建立一個孔子學院,你要想撤退它就很難,撤退對國內沒法交代!(北明:不像那個孔子雕像,說撤就撤了。)不能說撤就撤:經手的人對國內長官沒法交代呀。(北明:他們是對國務院負責的。)對呀,國務院責問你怎麼搞的?你這個孔子學院越辦越少啊?所以弄得不好就是白花冤枉錢。這些錢就讓他浪費好了。

北明:您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史家,也是當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鎮。(余英時:不能這麼說……)作為一個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您對中國孔子學院這件事情抱持什麼態度?
余英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笑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可怕的事情,一點不可怕。

北明:您對中國未來的文化建設有什麼建議?
余英時:必須要尊重學術。這一點共產黨歷史上就做不到。尊重學術首先就要有學術自由,有出版發表自由,言論自由。目前對中共什麼建議都不可能有,共產黨不這麼做,它是政治立場,它基本上沒有文化意識,根本不重視文化,看不起文化的,文化在他們那裡沒有地位。現在中國大學教授地位低的要命的……
北明:中國大學裡的教授人格尊嚴學術地位非常低,但是他們的薪水很高,研究經費很多。
余英時:不錯啊,現在是收買嘛!他就怕教授在學生面前說政府的壞話、黨的壞話嘛。如果這個方式下去,怎麼能有文化建設呢?這些教授也不認為文化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這些教授等於就是出賣靈魂的人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在共產黨現有體制之下,我們不能談你提的那個問題,根本不能提。必須等到一個基本變化以後,中國真正恢復某種基本的自由,等到共產黨一黨專政消除以後,我們才能談到中國自己的文化怎麼建設,對世界有什麼貢獻的問題。
  

北明:那麼您對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有什麼建議?
余英時:沒有別的辦法,就是規規矩矩地進行學術研究,盡量脫離意識形態。這種研究多了,在知識上豐富了,慢慢中國文化的價值也就出現了。
中國文化價值出現以後,你就會發現這裡面與普世價值之間並不都是衝突的,有許多是相合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對中國的了解慢慢一步一步地發現,中國雖然是走的另外一條路,文化上跟西方確然有不同,可是在基本的所謂普世價值上都是大同小異的,是可以合起來的。但是這個必須要(進行)學術研究,一步一步地證實它,不是喊口號,不是表示我要什麼,我不要什麼就能做到,這種簡單的口號是沒有用的。
(大學教授)雖然有很多人被收買,但是很多確實不被收買的,勤勤懇懇地工作的,我也知道。這些人現在人家也不知道他,出不了風頭,默默地在工作的。我們的希望在這些人身上。這些人,人也不會很多,但是種子在。種子在,就有重新發芽重新成長的可能性。就像聖經上說的,一個種子留到某一個地方,然後就變成大樹了,有這個可能的。所以這一點不用擔心,文化不會斷的。 

北明:余教授,您對這次話題有什麼補充要說的?
余英時:我就說,孔子學院跟教育無關,跟文化也無關,他本來不是要推廣教育,也不是要推廣文化,也不是要推廣任何意識形態。我認為這個事情與意識形態種種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認為我們應該注意孔子學院的發展,也要了解它怎麼樣變化,比如說它內部的複雜性,從經濟利益到政治統戰,這個中間要分清楚,不要把它當成文化現象來看,這不是文化現象。而且也不必對它重視到那種程度,覺得它不得了的樣子,我並沒有那麼擔心,也不認為如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市場化活動。西方借此機會拿點錢,中共想在外國買一點名譽,但是不是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所要的,也很難說。

北明:余教授,謝謝您。
余英時:謝謝。

(全文完。北明根據錄音整理,全文業經受訪人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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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pril 08, 2012
关键词: 孔子學院 余英時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門前的幸運

門前的幸運

北明

        今天上午一出門,門口地上擺著一張小紙,半個手掌那麼大,還壓著一塊小石頭。小紙上有三個英文字,“你幸運”,小石頭塗成天藍色,中間畫着一顆紅色的心!
幸運彩紙愛心貝
    擺放得很細心,正朝着人出門方位。我耽擱了很久,捨不得拿起來。拍了幾張照片之後,蹲下來細端詳,寫了字的小紙帶花邊,而小石頭竟是半個貝殼,正反面都圖了天藍色!
上午一出門所見:寫著“你幸運”的小彩紙和
畫著心的小貝殼。

       今日周日,陽光燦爛。社區跟往常一樣,杳無人跡,極其安靜。只有一只大鳥,張着尖尖的嘴,在人行道上大搖大擺,看樣子它很渴,也很熱,曬壞了!
    總不能是它放在這裡的這幸運紙和愛心貝殼吧?
      
    昨天為了徵集兩位鄰居的簽字——社區要求,若要在自己家門前門後種樹或施工,要徵得左鄰右舍同意,而我準備在後院草地上做一個木製的平台——我到鄰居家去敲門。敲門前,先跟鄰居門前的小孩子聊了一會天兒。
    鄰家小女孩跟2004年在孤獨飢餓中慢慢死去的李思怡差不多大,比賣火柴的小女孩小。小思怡的媽媽被帶走戒毒,不准回家照顧孩子,整整17天,小思怡在掙扎中慢慢死去了,門上留下了細小的指甲抓痕,窗台上板凳上的絲絲抓撓的血跡。賣火柴的小女孩在聖誕節前夜凍僵在街邊角落,安徒生讓她借助一根火柴的光明上天,到自己的祖母溫暖的懷抱去了。鄰家小女孩,幸福地坐在自己吉普車敞開的後備箱空間裡,明亮的眼睛看著我,靦腆地笑笑。她太小,還不知道自己爸爸媽媽的名字,卻告訴我,“媽媽不在,爸爸在,去敲門要小心我家的狗狗。”
    這是昨天的事,我無端地猜想,今天我門前帶花邊的幸運紙片和愛心貝殼,是這孩子悄悄放在我門口的。
       心理裝著小思怡和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悲劇,我跟鄰居小女孩給我的幸運標誌一起拍了一張照片。遠處兩個滑旱冰的男孩跟我打招呼,“嗨”的一聲傳來,驚飛了我心中遙遠的哀思。天空湛藍,雲彩潔白,空氣是透明的。一位剛到美國來念書的研究生告訴我,到了美國之後才明白,美國的海歸們習慣戴墨鏡不是做作,美國的空氣太乾淨,夏季陽光晃眼得厲害!
    空氣是第一生命需要,這東西乾淨,什麼能不乾淨?
    幸運如果象空氣一樣無時不在,能不隨時感恩嗎?

    沒捨得動那片幸運紙片和愛心貝殼,我出門去了。5個小時後歸來,那幸運小紙和愛心貝殼原封未動。此外我有另一個發現:我停在車庫門口的車,左側兩個門,被很細的堅硬的東西劃了一道長長印跡。這道印跡和那個美麗的貝殼同日出現,該是同一個孩子幹的。而且那藍底紅心的貝殼,該是這倒印跡的罪魁。
    比起修車的機械、電子部分,車外殼的修復最貴,這道印跡要修就得花大錢,不修也行,但很難看。
跟幸運彩紙愛心貝殼一起拍了一張!
遠處“嗨”的一聲傳來,驚飛了
心中遙遠的哀思。 
       下午的陽光實在燦爛,氣溫高得有夏天的味道了。車不是高檔不是新型,但我一向戀舊惜物。惋惜中,這道明晃晃的車痕和那幸運紙愛心貝,讓我想起了那則現代故事:父親在洗車,兒子拿起小石頭在車門上劃起來。父親見狀大怒,拿起扳手就打了下去。後來兒子被送進醫院,證實手指骨折。兒子輕聲說道:爸爸,手指會好的,不要擔心。父親內心無比自責。一怒之下,沖回去要把自己的汽車給砸了。在車前,他看見兒子劃的痕跡寫著:“爸爸,我愛你。
       我決定徹底接受這道車痕和它的啟示。

       進門後,接到一個電話,才知道我今日是真幸運。剛才出門路上給大學放假準備回家的女兒打了個電話,問她何時到家。她幾天前計劃搭一位同學家長的車,跟那位同學一起回來。可是女兒在電話裡突然告訴我,她不搭車了,卻要幫助把另一個同學剛買的一輛舊車開回來。
    大學是格林奈爾大學,在美國中部愛荷華州,她一人,或與另外一個同學一起,無論怎樣開,要開十七個小時車程,將近1000英里!要開的車卻很可能是一輛不合格的破車,買價才600美金。女兒眼中的世界一向太美好,她告訴我“車況很好。是因為賣車的同學太有錢,老想把自己的東西送出去!”可是她連這車跑了多少英里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這車是否上好了保險。沒有保險開車違章,違章開車在美國這種法治國家純屬愚蠢行為。
    鳥兒長大了,出林子了,好歹都得自己體驗。我只好告訴她:帶好駕照,裝好行李,安全駕駛,如果犯困,唯一克服的辦法是唱歌!我沒說,如果讓警察抓住,你只好認罰,把打工賺的錢——如果還有的話——交罰款。一年前她開車首次吃罰單,一次同時違章六項、警察皺著眉頭、撓著腦袋瓜子翻本本,都不知道先給她開哪張罰單好!
    “好”,她說:“一小時後就出發”。

美國空氣透明,能見度極高。門前一只大鳥耐不住陽光,渴得張大了嘴。
    按照人口比例,美國車禍率遠遠低於中國。但是美國本土記錄是:車禍的高發人群是青少年。美國孩子學車開車合法年齡是16歲。那些初學開車的高中生往往一車一群地出事。女兒去年此時高中就讀期間,半年之內,所在學校有三個學生因車禍身亡!家長備受驚嚇,校方三令五申,違章開車者必從各文體俱樂部除名!美國是汽車文化大國,人們從娘胎裡就坐車開車了,知道厲害,無論你開了多少年車,行程多少英里,出車禍是一秒鐘的事,無人敢誇口自己開車技術好。不獨開車,美國大牌電視節目主持人一次採訪一位印度瑜伽老人,老人說自己八十歲以後不再生病,而且將長生不老,嚇得主持人連連替這位瑜伽大師敲面前的木頭桌子。敲木頭!誰若是誇口自己開車技術一流、從不出事,此人不是傻冒,就是外來文化者,愚口一開,馬上敲木頭辟邪!
    我打完電話就琢磨,我得使勁禱告才能免除女兒的車禍!
    不料待我幾小時後回到家中,收起小紙片和愛心貝殼,也收起同車門上的划痕之後,就接到女兒打來的電話:她正在歸途中,卻沒有開那輛六百美金的破車,此刻正穩穩坐在同學的父親開的車上。那位父親表示,他將獨自一人把他的兒子和我女兒兩個大學生開回來。
       女兒電話裡解釋說“那車保險沒弄好,退車還錢了!等我們開了學再說。”這樣一來,她幫助同學開車的義務解除了!
       幸運的事還有:陳光誠一家昨日抵達美國。這重大消息連我那些遠離中國事務的美國朋友都看了新聞,為之高興!
     “你幸運”!看看手中的彩色紙片和貝殼,我再次想,無論今日車劃了多少道印痕,我應該感謝命運,感謝全世界所有小女孩小男孩們帶給我的啟示。

記於2012年5月20日
太陽屋

2012年5月22日星期二

一九八九自由潮(下)


一九八九自由潮 ()
                                                               
北明


13,  戒严消息

十九日下午,日头留下满广场的干燥和高温,独自个偏西而去。一位纠察队学生领着一位高个子公民气喘吁吁找到广播站。
“这谁负责?”纠察队学生问。
有人习惯性地指指我。
我不负责。
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么事?”我问。
“请您出来一下。”
我出去,和纠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热之中,躲避开广播棚里的其他人。
斜察对我说;“这人没有通行证。但非要求进来,说有紧急事。我就领着他来了。”
我转头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写满了严峻和焦虑。
“我要找高自联的头。我有重要情况和他们谈,现在。”
“他们正开会。我能替你转达吗?”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须亲自见他们。请你……”,公民看了一眼纠察,“请你相信我。”公民眉头紧锁,用眼睛将我抓牢。
这就是说,这位没有身份证明的陌生人,闯进来要亲自面见学生头。打断学生领袖们的会议尚在其次,要是“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用这办法先来侦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据什么相信你呢,”我问,我也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我,如果说了我的身份,请替我保密。”公民说完看了一眼纠察。
纠察郑重地对我说:“我可把这人交给你了”。说完,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诉了我其真实身份,出示了证明他身份的东西,继续说:“你领我去,就在一边等着我,如果我的话不对,学生领袖不相信,我由你怎么处置。”公民的脚在地上不停地动,似乎一秒钟也安静不下来。我更相信这人脸上写出的东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严重地步,写不出来。
立即领公民去了。
弯下腰,我指了指公共汽车那一边车轮旁蹲着的一圈脚,我说:“你去吧。”
我没等他回来,广播站离不开人。而且,连日来,人人都说自己带来的消息重要。
11:司機們開來了公車為廣場學生遮風擋雨。
1989522日,選自《獻給自由》。 
十分钟以后,高自联学生领袖及其他一些开会的人回来了。气氛顿时有些异样。
郑义从稿件堆里找出我来,说:我们要立刻离开。政府已经调集军队了,今晚要实行北京全城戒严。赵紫阳已经下台了。一会要宣布停止绝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时候离去?
他说,我们留下来不仅会使事情复杂化,给政府抓住把柄,也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我们撤,于我们方便,于他们也方便。
我问:学生会服从命令,停止绝食吗?
他说,只有抢在戒严前停止绝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严变成现实。只有停止绝食,政府戒严才没有藉口。只有避免戒严,学运才能向前发展。事关民主运动全局,相信学生们会以全局为重。
  
14 知识分子联络站

离开暴风眼般的漩涡中心广播站,我们匆匆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这里几天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联络站”所在地。写有这字样的这块横幅像粘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熟悉的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来去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李陀们正在那里。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当即决定撤下“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横幅。
不知哪位买了西瓜、汽水、盒饭。大家边吃边喝。
我没心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躲开人群,径自推开文化宫虚掩的大门,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不觉落下泪来: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不是这样的吗?最初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八七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要求中央与学生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学生们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要求给这次的学运平反,要求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到了现在,要继续退,要立即停止绝食,以求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和平静坐的场地。当时尚不知,还要退,退到无路可走。民运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当然早已来不及写在横幅上了——不要开抢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离广场。
实际上,民主诉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压下步步退却。即便如此,还是血溅长安道。只是为了我们站了起来,争取我们作人的权力,许多人倒在枪口下。
擦干了泪,像模像样地从文化官出来,看见人们从容地谈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于三、四天没合眼,而变得神经脆弱,容易激动?周围的一切都朦蒙陇胧,恍恍惚惚,彷佛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梦。有人让我吃西瓜。瓜很热,很热很热。我突然忍不住对人们说:“我觉得我们都被欺骗了!”
人们骤然沉默。继而有谁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愤怒地骂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错乱了,确是被出卖被欺骗了!前日李鹏不是还说学生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爱国的热情……”吗?昨天他不是还探望绝食学生,问“你多大了”吗?转脸去,便调集军队,重兵压城了!莫非还要再出现一个“三·一八惨案”吗?莫非还要制造一个“血写的事实墨写的谎言”吗?
我问郑义。
他回答他们不敢。停一停,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又说,他们怎么敢?
我想也是。

15,戒严失败,紧张升级

回住所,将数日的困倦与疲劳一古脑儿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门。门没出,先听见门厅的电视里播放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
——学生们停止绝食并对新闻界发布此消息的紧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桥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议论纷纷:军队没进来,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让咱老百姓给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广场依旧,到处不见戎装军人。
——当局调兵遗将,颁布戒严的措施也未奏效。
形成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军队对百姓,武装开进受阻那一方的反应,无从知晓,赤手空拳这一方则议论纷纷,炸了锅似地。大清早,全城到处传说一个消息: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架着机关枪!还有坦克!东直门方向(?)开来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怪物:军绿色,全封闭,形状有点像火车运输油料的闷罐,但显然不是。
12521日,民眾在丰台地區阻止了約兩
百輛向北京推進的軍車。攝於1989521日。
選自《獻給自由》

“是什么?”
“不知道。”
“那像什么?”
“就是这玩艺儿。”回答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果然是绿色的长圆型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毒气装置?”
“难说!”
“吓!他们真敢干呀!打日本时候也没这么着哇!”
“哼!共产党就没当真打过日本!您以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们手里又没家伙儿,一打一个准儿。”
“您当他们真敢打呀?左不过催泪瓦斯橡皮弹,吓唬吓唬呗!”
“吓唬?吓唬用得了那么多兵?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得看不见尾?”
“妈的!他们敢来,咱也玩儿了!”
“您拿什么玩儿?拿命?!”
“胆小的回家睡觉去!咱不能眼瞅着学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让狗吃了!武警公安还不够!还调正规军!”

16,《告全市人民书》:“保卫天安门!”

安全起见,绝食的学生们再次转移到大客车上了。
绝食团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中型客车上了。
李陀一把没拦住,郑义上了中型客车。军队随时可能进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硬是把他劝下来了。
我再次来到广播站,连续帮忙,这地方已经不能没有我。不一会儿郑义却将我从广播站叫走,说是指挥车要上长安街号召群众堵军车、保卫天安门广场,要我去广播。于是我和郑义,以及外高联一名女学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生一起,成了这辆中型客车上的主角。纠察队员一次次上车撵人,一直撵到除司保安的纠察队员和司机及我们,再无“多余”者。
上街宣传群众,是郑义的主意,学生领袖李禄便将这车暂交郑义指挥。
这叫“赤膊上阵”。
当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这辆挂有“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标志的中型轿车,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时,谁也不会想到,在遮了布帘的车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在指挥。他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这是郑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简直没有什么书生气,组织和操作能力却极强。在大军压城的危机时刻宣传民众,以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学生性命安危,这对于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调整和心理准备。他原本就不仅是书房的“产物”。
车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再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
一出广场,便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而行的民众。广播稿每念一句,便会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次,便会响起爆竹般的掌声。
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就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答:
“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
“我们这就去——”
“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
像车下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
张开嘴提要求——我说:“谁有钢笔?车上没有写字笔了。”立即有几支手举着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来。
“有了,谢谢您!”
“拿去吧,备用!”
有人敲车门。开了门,端上来的是一大纸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渴,放着喝。”
我从来没见过根本不认识的人之间这样情同手足、心连心,这样相互信任、支持、爱。
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广播车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来。
广播也不能停。一停,下边就喊:“同学,再念一遍。”
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鹏必败!”掌声如雷。“人民必胜!”欢呼声震天。
车到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说:“停在这儿,播!”
播的是郑义草就的《告全市人民书》:“……违反宪法,私令戒严,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切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运动的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首都北京……。”
那座公安局的大楼,静静地,戳在广播车周围几千张面孔前。后来我受审时听说,这些日子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人们整天整夜不回家,驻守办公室,天天吃方便面,从楼上的窗户里往下看。想必他们一定记得戒严的那一天,有这么一个广播车,示威似地停在他们大门口,不仅宣传群众,也宣传他们吧?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肯定不知道,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后来令他们追捕了三年而未追捕到的通缉犯;他们也肯定没想到,车上那个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员,将被他们以另一项罪行收容九个月,却自始至终未暴露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经历。
车上那个管器材的男同学煞是忙。他要忙着给我和另一个女生递饮料,又要忙着鼓捣不听使唤的录音机,还要把总往下掉的窗帘往上挂——学生们不愿让郑义这个“长着胡子的人”暴露。
我的嗓音由于几天几夜不睡觉并连续播言已经哑得差不多了。我很吃力,他便越发地急。将那录音机折腾了几遍也没折腾好。好容易折腾好了,可以录下来以放磁带代播音了,车已经开回广场了。
他抬头向窗外望望,眨眨眼,便歉意万分地又出了一头汗。
“明天还可以用呢,”我哑着嗓子,用很亲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头抱赧地笑笑,又出一头。

17,赤手空拳,严阵以待

颁布戒严令之初,每天黄昏都传说同一个消息:今晚大兵要进来了。
他们是钢铁,我们是血肉,要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来。
不过最可能的时间是夜间,后半夜。戒严令下达前天,我撤除广播站,在知识分子联络中心,听见张承志(著名作家,早期小说有《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黑骏马》等)坐在金水桥栏杆上,描述当年“四·五”事件官方清场时他的亲身经验:后半夜时分,广场华灯突然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们慌乱起来。藉着慌乱,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即刻清场,命令人们限时离开。接下来,就来了武警和公安。
帝国皇城北京人有政治经验。这一次,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心肠变软,胆子变大,勇气十足!所以,白天,偌大广场拥满人群,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则更加拥挤。不少人专捡天黑了之后,甚至前半夜过去之后来,人们想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和子弹。

13 工人隊伍開往廣場,聲援學生抵制戒嚴。
攝於1989521日。選自《獻給自由》

历史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整整齐齐坐了北京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们每人发了毛巾、口罩。这是他们唯一的防御工具。此外,他们在一位指挥者的指挥下唱《国际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表达他们意志的心声。有同学告诉大家,一旦博物馆里出来军队,应该如何如何对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老百姓原来是准备好堵博物馆中埋伏的军人的,他们是自愿前来保卫广场和学生的义务人员。
地铁出口处黑压压坐成一大片的,则是组织起来的学生。人们担心在地面被堵截的军人会从地下突然涌出来。戒严令颁布之后,地铁对公众运输停止,出入口的铁门已经上了锁。郑义想出一个主意:将锁眼用火柴棍堵死,这样里面的军人上来之前,在开锁时会费去更多的时间。他翻过人群,先去观察锁,却发现锁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们是那样警觉,以至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悄声警告,都会导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后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墙般砌在地铁门口、窗口。我、郑义、老木,我们三人那一夜在广场巡游时,刚走到地铁口,就发生了这般紧张万分的一幕。学生们呼啦啦站起来,屏气等了许久,黑洞洞的通道里却没有动静。
“怎么回事?你?你看见啦?”
“谁?我?”
两个同学在悄声对话:“你刚才不是说,‘来了’!”
“我?……嗯呀!可能是我!我刚才梦见地铁停啦!里面全是绿的,嘿嘿!对不起!”

18,便衣軍人混进城

戒严令颁布近百小时了,仍是一纸空文。军车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老百姓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十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有的干脆调头开走了。
人们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却有了新发现:一些便衣军人,正散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人比职业或业余特务有着更为呆板的表情。
天安门广场东侧树下就有过那么一个。他千辛万苦地到位了,也许正等他的战友们。人们围住了他,告诉他所谓“反革命动乱”的真相。
可是最后的结果,不是人们使他了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们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树下,一圈人围着他想让他醒过梦儿来。他楞是听不懂普通话!您说,他干嘛来啦?”
“干嘛?不懂才来的!懂了,全明白了,没准儿不来了呢,指挥不灵了呢。”
“还好些呢!路都不认识。傻乎乎地还问呐:天安门在哪里?您这怎么说的!”
 “胡同里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来拐去,自己也绕糊涂了。就问,这是哪里?离广场多远?穿着军裤,口音不对,一眼就让我给认出来了。我说,你问这干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领丫上家喝茶,休息。给他讲这是怎么怎么个事儿!让他回去。他说,我明白了。可是我还得上指定地点集合,不然返回去怎么交待?他说,你放心,我不开枪,实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让他们进城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明白点儿事理儿,别傻冒似的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么着?在老山打着打着,枪口一转,打回自己个儿家来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还不打越南女兵呢!这回他们倒想得开了,连快饿死的学生都要打!”
“当兵的嘛,他服从命令不是?”
“丫挺的!让他打他妈他也打?也服从?”
“咳!说那个!大字儿不识几个,又不让看报纸,也不让听广播,什么都不让您知道,他以为他妈变成人家妈了呢!再给您来个战前动员,说你是保卫首都!保卫安定团结大好形势!说他妈的祖国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党考验你!立功受奖的时刻到啦!您说您不打?是您您也打了!”
14:戒嚴令宣布次日,當局派直升機飛臨廣場。
攝於1989521日。選自《獻給自由》。
       

     什么新鲜事都有。作家朋友徐星(成名作《无主题变奏》,1995年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当过伞兵,他告诉我,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穿伞兵服的可疑人。一问,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侦察了解广场情况。这人最后被说服了,来到学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的方法与目的。
除了不择手段地往城里混人,也不择手段地往城里运武器。人们一度在开往广场方向的车辆中,发现了装在麻袋里的枪支、弹药。这些车,有些是大轿车,有些是带蓬卡车,有些,据车上司机谎称,是往城里送蔬菜的。

19,新闻快讯

天天喊“狼来了”,狼却迟迟没有来。等狼的那些天里,我在绝食团广播站的义务工作被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所取代,这便是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印制反革命宣传品”——参与编辑一份由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联合主办的小报:《新闻快讯》。这份报纸的背景极其简单:一些对学潮略作正面报导的报纸,因赵紫阳的下台而被迫停止继续报道,人们感到需要这样的一份报纸,以便将学运的情况、时局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心声真实地报导出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产物,是“新闻要讲真话”这一原则的实践:官方不敢讲真话,我们自己讲。所以,当包遵信先生在社科院政治学所会议上,建议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时,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场者的一致拥护。报纸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后每天一期,我们设立了“简讯”、“报导”、“海外动态”、“外电摘登”、“新闻综述”、“时事评论”、“时局分析”等拦目。
我非常庆幸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角落。因此,当郑义希望我陪他去广场转一转时,当赵瑜说“你干这干哈?没意思”时,我始终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坚守着,并不断地克服大游行,看堵军车等等诱惑(详情请见祭文“未完成的涅槃·痛忆包遵信”)。

20,北京枪声

郑义的身体越来越差。带来的药已吃光了、钱也花没了,人民文学那个招待所快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连回太原的车费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广场连日旗多人少,旷日持久的静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体力,总也没来的“狼”使诸多人的斗志消耗在日复一日的紧张中。
我断定,老人帮要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办法就是黔驴技穷之后的“拖”:我就是不理你们,看你能怎么着?
另一个情况令我忧心忡忡:不只一个朋友打电话或亲自劝说郑义及早隐避,“黑名单上有你!别傻了!”拖垮了民运再秋后算账?
我劝郑义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时,是五月二十六日。
回太原几天以后,屠城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每位在电话中述说血腥实况的朋友都泣不成声。老鬼马波则为我们描述了他亲历的屠城惨况: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急红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辆大轿车,用钢筋棍去捅车窗下的军人。一位拼命摆脱老鬼阻拦的青年人,朝老鬼怒吼:别拦我!为什么光拦我?!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杀死的!刚刚!刚刚死在我怀里呀!
15198964日,坦克強行開進北京市區,屠殺手無寸鐵、
要求民主的民眾。遇難者屍體與自行車黏在一起。
攝於
98964日。網絡圖片。 
“……喂,听见了没?现在枪声还在响,你听……。”老鬼惊魂未定,泣不成声。话筒里传来了北京的枪声。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时许。
红色恐怖已经开始了。

(全文完)
                                                                                   寫於1991年監中歸來,逃亡途中

    
註:
1,這是19933月在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的《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一書的第二章,原名《自由潮》。本章(分三部分發表)當時出於安全考慮,隱去了諸多人事和姓名。這次發表,因一些歷史情況和人事情況有所變化,涉及事件姓名酌情有所增加。
  2,此書餘本(連同其姊妹篇,鄭義的《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將在今年華盛頓市區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上簽名贈送。地點:華盛頓市區“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地”(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707 Massachusetts,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01時間,2012626點。
3,此書將於今年八月在美國“柯捷出版社” 再版。http://cozygraphics.com/register.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