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比錫的燭光》後記——東德八九民運的啟示

    

北明

    東歐成功的經驗在中國全部只是教訓。中國失敗的鮮血，流到歐洲幾個月之後，大面積地催開了自由花朵。歐洲不是中國，我只能不斷思考中國49年淪陷之後，繼續堅持淪陷，一次次錯過得救機會的理由。

　　萊比錫週一燭光遊行是一千年以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10月9日“週一燭光遊行”是它的起點。這一行動何以引發如此巨變？人們從未停止過對這一事件的回顧和感慨、分析和研究。 

　　較為一致的認知是，“不要暴力”是萊比錫週一遊行的和平革命信條，它最終總導致了東德崩潰。弗瑞爾牧師也強調，耶穌教導的和平方式消解了當局開槍的藉口，成全了10月9號的遊行：諾大的城市裏七萬多人遊行，“一塊玻璃都沒打破”，“當所有人都保持和平而沒有挑釁時，你還能做什麼？”但是相對於萊比錫，北京市當時人口（1000多萬）是萊比錫人口（近49萬）的二十多倍，中國民運期間，北京人上街100多萬，是萊比錫10月9日遊行人數的十四倍以上，而且運動持續時間不是幾小時，是兩個月。北京不僅一塊玻璃都沒打破，小偷流氓也自覺罷“業”，學生幫助維持交通……同樣是和平行動，中國軍隊開了槍。
　　人們也總結說，媒體的報導至關重要，比如從尼古拉教堂鐘樓頂拍攝的10月9日和平遊行的場景，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同年的中國民運，有全世界的媒體競相報導，北京三界（知識界、文化節、新聞界）甚至聯合主辦了一份非官方新聞快訊，雖然短命，畢竟專門報導廣場的消息，人民日報短短一天的相關報導，更引發了各大城市的波瀾壯闊的抗議運動，中國軍隊依然開了槍。
　　也有論斷指出，東德知名階層的“六人聲明”，呼籲對立雙方和平理性，是這場和平革命的關鍵。可是同年中國民主訴求中，從自由知識人到體制內改革派，幾乎所有知名人士都出場了，發表聲明、召開會議、提出呼籲、站台演說、上傳下達、左右溝通……全都倡導和平理性非暴力，努力之甚，遠遠超過東德六君子，中國軍隊依然開了槍。
　　萊比錫人認為：“政權武力鎮壓週一遊行變為不可能實施的計劃”，原因是“那些遊行者們清晰地代表行業廣泛的人口”。然而北京的和平示威人群行業更廣泛，甚至無業人口和政府各機關部委，以及幾乎所有官方媒體都上街了，中國軍隊照樣開了槍。
　　人們不無正確地指出，面臨武力鎮壓，東德公民的勇氣是推翻柏林牆最重要的基石。可是大軍壓境，北京市民曾經統統站在坦克軍車面前勸退，甚至以肉身阻止鋼鐵行進，勇氣不輸東德人，中國軍隊仍舊開了槍。
　　分析家指出：蘇聯領導集團對東德鎮壓決策的疏離，是東德當局最終放棄鎮壓的前提。可是中國當局沒有後台，也不需要一個無論什麼樣的後台，就直接下達了開槍命令。
　　歐洲成功的經驗在中國全部只是教訓。中國失敗的鮮血，流到歐洲幾個月之後，大面積地催開了自由花朵。歐洲不是中國，我只能不斷思考中國49年淪陷之後，繼續堅持淪陷，一次次錯過得救機會的理由。
　　比如勇氣這個人性奇蹟，它如寒冰可凝可化一樣，可鼓可洩，所以它並非最終救贖地。雖萬古綱常在，天地有正氣，但自古慷概赴死易，從容負重難。在失敗的日子裏，或面對漫長不退的困境絕境，眾勇可以煙消雲散，孤勇也能斷為碎片。有鑑於人性之弱，弗瑞爾牧師指出，唯有信仰，可以保持勇氣在不斷更新中長存：“上帝是人的堅固保障”。美國牧師楊腓力正確地指出：“事實上，全東德所有的抗議游行都是這種方式：始于崇拜！”

　　回看歷史，萊比錫點燃穿透極權邪惡的燭光，不是偶然的。經過十九世紀人類理性的質疑和圍攻，新教和天主教從中世紀的宗教迷霧中脫穎而出，擔當起抗衡人類強權本性的天職。早在十九世紀末，在階級斗爭學說從德國轉入俄國之前，羅馬天主教教宗奧利（Leo）十三世就針對文藝復興以來歐洲面臨的政治社會歧途和社會改革的世俗要求，發表過人道主義的諫言。在他發布的《新事物通諭》（Rerum Novarum，1891）中，為私有財產和宗教教育辯護；在強調工人的自由結社權力和公正待遇的同時，他譴責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否認階級沖突是社會的自然狀態；在支持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法規的同時，他反對以個人利益為前提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在強調富人與窮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和平共處的同時，他呼吁現代社會以共利資本與勞工、業主和農戶、領導與被領導等全體階層的和諧社會為目標。
　　歷史邁過二十世紀門檻，歐洲人類為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新帝國主義、物質主義、環境主義、性別政治等眾多“主義”所驅使，幾乎把信仰當作一個破舊家具，踹出家門，拎進垃圾，導致虛無主義開始釀造當代迷魂美酒。但是在上個世紀人類災難性的生活中，歐洲基督教依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代表黑暗現實中歷史文明的曙光。二戰時期，罪源地德國，基督教是納粹最終不能徹底征服并始終堅持反抗的團體。冷戰時期的整個東歐，共產極權制度最有力的反對主體乃是羅馬天主教，與當局形成尖銳對立的，首先是無分社會地位的信仰階層，其次才是以經濟和物質財富為區分標誌的社會各利益集團。
　　為保證極權統治下宗教信仰自由、教會學校的權利，以及加入教會和建立教堂等權利，羅馬天主教發布過一系列規定。意味深長的是，這樣做的動力，並不是個人功利前提下個體自發的利益訴求，而是公義福祉基礎上富于奉獻和犧牲精神的抗議行動。
　　回到柏林牆的坍塌，除了弗瑞爾牧師持之以恆、超越功利，不計成敗的行為方式，不能迴避的另一個問題是：何以東德當局子彈上了膛，卻臨陣不開槍？
　　東德全地信仰文化土厚水深，即便在信仰人口下降趨勢中，2006年的相關統計資料表明，德國最大的的信徒群體，基督教群體，依然佔人口的67.07%，而沒有宗教信仰者只佔總人口的26.3%，這其中還包括屬於小規模信仰的人口。而在此前共產黨統治的40年間，經常去教堂並保持宗教熱情的人大為減少，每週至少一次參加禮拜的東德人在各地平均只佔人口的5%，但這四十年不足以使東德人心中的信仰斬草除根，東歐那些依然挺立的教堂為證。德國文學泰斗歌德指出的那個“公開的秘密”始終存在。這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大千自然時時向人類昭示造物主的存在，但由於人類對之習以為常、視而不見，這個真理就成了一個特殊的秘密，一個光天化日之下的公開的秘密。絕大部分東德人始終沒有忘記它的存在，造物主種植在人心中的良知並未走遠，一到夜深、人自面壁時，尤其在歷史與人生的緊要關頭，它就窗戶進來，在人性底線的閘門口，敲響最後審判的驚堂木，震醒黨徒們奄奄一息的靈魂，使無所畏懼的行屍走肉變成有所畏懼的人。
　　東德潛在的罪犯因此有一條退路，如果他們真的懺悔，放棄作惡，公義的力量也是寬恕海洋，因為這力量來自教堂而不是戰場，他們的“利器”是燭火而不是武器。弗瑞爾牧師在教堂門口怎麼對示威者們說的？“愛你的敵人”！“我們只是為他們禱告。” 

　　在一個虔信宗教的社會裏，人的自我意識的前提，人關於自我定義的基礎，是“尊重個人整體生存上的人性地位，而不是只把人當作一個政治個體或經濟個體。”（前美國國國家安全顧問吉比格紐·布裡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語）。以人性為核心定義的個體，從思維方式到行為方式，從感受方式到認知方式，都不同於政治動物或經濟動物。先於權力，無分朝野，這種定義，意味著廣義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它能使一個社會在墮入萬劫不覆的地獄之前三思而止步。
　　馬克思主義從思想變成一種社會運動之初，如艾略特所說，“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完美的社會，好讓他們在其中毋需為善”，這種運動到最後，如楊腓力所言，使的“這個社會離開完美甚遠，而他們的人民卻已忘記了善良”。大陸社會何止離開了完美！我們的同胞何止忘記了行善！索忍尼辛傾注了近半個世紀的心血，讀了數百部著述，收集了數百人見證，撰寫了八部書稿，研究中國老大哥蘇聯的十月革命，清理革命的廢墟，他再三說：如果讓他簡要總結蘇聯災難和整個二十世紀災難性世紀的原因，唯一最準確的描述就是：人們忘記了上帝。“惡意的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索忍尼辛正確地指出：“世界以前從未經驗過組織化、軍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實踐的那種頑強惡意的無神論。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哲學體系及其他們的核心價值裡，仇視上帝是其主要驅動力，這比他們所有的政治與經濟偽裝更根本。在共產黨的政策中，好戰的無神論不只是偶然的或邊緣性的，它不是一種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點。”——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台，在終極意義上就是唯物主義（物質主義）和無神論登上歷史舞台，在終極結果上就是人類心智道德的敗壞和精神與靈魂的墮落，那麼，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形態的退場，就應當是無神論及其孿生兄弟虛無主義、功利主義的退場。消解這種邪惡勢力的能量，就應當來自宗教信仰，來自超越世俗功利的道德價值與精神力量。
　　這是一種信仰者心魄和靈魂的力量，一種我們至今陌生的力量。全世界85%以上的人類有信仰，其中基督教信仰人口最多，而我們受無神論影響，對此現象习惯于一言以蔽之：“迷信”。我們抹去自己被造的痕迹并铲除造物主，信奉經驗事實并遮蔽精神空間，白天把柴米油鹽醬醋吃喝拉撒住行虛名利祿戴在頭頂，畫上名牌，晚上把這些勞什子掖在被角，奉為忠貞不渝的神明和情人。我們不知信仰和形而上為何物，失去了思考和認知這類問題的語言，我们很難明白以下兩個事實：信仰的力量不同於物質力量或肉體力量，不會使你砍掉一個腦袋，再長出一個來，不能做形而下的解讀（類似義和拳宣揚的刀槍不入），它是精神的力量，通過影響人的信念價值、思維方式和感受方式，來影響人的行為方式。其次，它的力量不是表象之力或世俗之力，不能做實用主義的利用和極端功利主義的解讀（類似祈禱天上掉餡餅），你若不深入了解案情而拿一本聖經去出庭辯護肯定失敗。信仰是生活的基石，表現為人的生存方式，如索忍尼辛論述歷史上東正教之於俄羅斯民族一樣，它是一種“思維模式和我們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種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種工作日曆，各項事業的優先重點，每年每週的組織。信仰是這個國家民族的整體和凝聚力”。
　　“人最重要的特徵是他的宗教信仰”，這是求索上下幾千年，觀察人類文明各類領銜人物的英國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觀點，他認為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這話都不過分。我認為，這個特徵之有無，也適於區分不同的人類共同體——社群、社會或國家。而對於各共產主義國家，這種區分，即相同意識形態下的不同精神結構和信仰背景情況，在社會學意義上尤其重要。但是這種區分至今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
　　萊比錫的燭光印證了人類逐出伊甸園之後的自我修復能力。仰望頭頂的星空，良心不會發霉；汲取超人之力，勇氣不會消解；信守道德戒律，文明可能延續；向基督救贖的權威敞開心扉，超越邏輯，奇蹟可能降臨。萊比錫的燭光也許可以提供一種思路，思考下列問題：為何八九民運在中國社會失敗，在東德社會（乃至東歐社會）成功？為何民主浪潮在中國社會遇事鋪天蓋地，轉眼間便化為烏有，而在東德社會則能持之以恆，不計成敗，堅韌不拔？為何子彈在中國上了堂，順理成章地扣動了扳機，而在東德上堂後，竟然在最後一刻放棄開搶？

　　必須說明一點，此文落筆之際，一種莫名的犯規感如影隨形：週一和平祈禱和遊行的參與者們無疑各自懷有具體的政治訴求和直接的目的衝動，但是弗瑞爾牧師主持這項行動並非著眼於世俗之功才這樣去做，他也不是在發動和從事一種政治活動，否則，這項活動不可能堅持七年之久，直到完成上帝的拼圖。我写此文虽然意在看取東歐鐵幕成功落下的文化與精神背景，研究它的第一推動力，倡導其非功利主義救贖精神。但撰文的動機去不免還有功利色彩：為要獲得成功，必須不計成敗。但是當我們把不計功利的行為方式訴諸於爭取功利的目的時，它就從形而上的良知高度蛻變為一種形而下的功利手段，從精神道德的高度降格為一種運動策略或政治智慧，從而損害了信仰的品格。怎麼辦？
　　至此，我發現我面臨的矛盾比奧威爾寫作時遇到的“美學熱情”與“歷史衝動”的矛盾深刻些，選擇也更艱難：奧威爾不過是在寫作的文學審美與歷史真實這一對矛盾之間做選擇，無論如何，他可以二者擇其一，繼續寫下去，選擇的結果無非是好或不好的區別；而此文的麻煩在於闖進了“第二十二條軍規”，面臨“二律背反”的困境；為要介紹源自基督精神的超功利救世態度，必然落入功利主義圈套，而為要擺脫這個圈套，則只有罷筆。選擇的結果，是有或無的區別。即便選擇寫，此文由於違背所介紹的超功利精神，有自殺嫌疑。
　　為什麼我依然冒著褻瀆神聖之險，將此文勉力寫成？三個理由。
　　一，在犯規感之外，還有一種責任感無法讓渡：我很難允許自己看見中國的絕症，而不提供已知的治療方案供時代參考，雖然這個治療方案只是一家之言、一種思維方式和角度。絕不止於“嘗居是山，不忍見耳”：故國不是他鄉，我也不是客居那裡的鸚鵡。
　　二，通觀近半個多世紀的世界人類精神運動走向，持續百多年宗教宣導的靈魂救贖主題，已經向各類社會主題轉向，即，由關注靈魂與天上的事，轉而關注地面的社會問題了。這種轉向顯然這是由於人類在上個世紀後半葉遭遇民族獨立、意識形態衝突、極權專制統治、物質主義的嚴峻挑戰，面對各類相應的社會問題而導致的。換句話說，這是宗教世界代表世俗社會迎接社會問題的挑戰的結果。對此，五十年代初叛逃西方的波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勞·米洛什（Czeslaw Milosz）不以為然，他不無正確地評論說：“能發揮社會功能的宗教信仰，並不等於層次更深的精神生活，而且往往是在精神生活欠缺的時候特別發達。”事實上，這種從天上轉向地面的傾向，確實偏離了個體的靈魂救贖。但是，如果為了追求天堂的幸福而把地面放手交給魔鬼，人類最終可能連一個教堂也無法留下，個人救贖和精神生活就更無從談起了。在世界基督教主流社會選擇迎戰世俗專制極權時，面對精神道德沉淪到底的故國，沒有理由羨慕那些把自己關在教堂門裏，只顧自己升天，不管他人下獄的信徒。我認為，在“精神生活特別欠缺的時侯”，教堂的鐘聲持續衝向社會，響徹大地，正是人類自我拯救的希望。
　　第三，在事實大白於天下的時候，其意義是需要詮釋的。平心而論，在我的感受和認知中，萊比錫燭光的意義，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持守；不是功利主義的或非功利的，而是超功利的。在七年的堅守之後，即便沒有發生最後一個月的突變，萊比錫的燭光依然象徵人類精神的標高，是一個民族注定不會倒下、最終獲得拯救的象徵。如果中國人人不僅有殺人復仇求公義之勇，也有被殺獻祭救贖之勇；不僅有暴動之勇，更有維護和平之勇；不僅有風口浪尖之勇，更有甘於寂寞之勇；不僅有爭取成功之勇，還有敢於失敗之勇；不僅有領銜萬千人之勇，還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中國民族能倒下嗎？中國能不全勝而獲救嗎？——此文雖然動機不免有功利色彩而“不純”，我依然希望讀者在這篇敘述力求真實的文字中，不只看見成功的歡樂，更能看見不計成敗的持守，及其背後的原因。
　　

圖23. 2014年6月30日，被譽為“和平革命之父”
的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因肺病與世長辭。
2014年7月7日，他的告別與葬禮儀式在尼古拉教堂舉行，
包括馬祖爾在內的當地宗教界、政界、藝術界要人
等1500人出席。下午兩點，尼古拉教堂響起了鐘聲，
在莊嚴肅穆、溫馨感人的告別儀式後，他的棺木抬出
教堂，埋葬在他童年生長之地，朗根柳巴
（Langenleuba）叢林高地中。圖片選自Bildplus 

　　此文起筆於2010年12月12日。此前，東歐和平革命與天安門民主運動之間聯繫的模式尚不清晰，由於萊比錫萌誓的燭光在V字型的慶典與歡樂中隱退，弗瑞爾牧師的資訊遠未穿過大西洋臨照東方。我最初是從美國作家、《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特約編輯楊腓力（Philip Yancey）的著作 《克里姆林宮的鐘聲》（Praying With The KGB）中首度獲悉此文題詣的。尤記得閱讀時的驚訝和掩卷之後心中的地震。地震持續不斷，隔年後終於提筆寫此文，時間精力所限，隨即一擱三年有半，直到今年中國八九六四25週年前夕，再度開機上鍵，重新開始，卻因身不由己捲入華府祭奠活動，再度中斷。我們在自由世界的首都送哀音楊起，臨鮮花折獻……，祭日過後，工餘攢空繼續吭哧努力，竟在筆墨正酣的6月末，傳來了弗瑞爾牧師去世的消息。

　　繼裏根、索爾仁尼琴、劉賓雁、哈維爾、格拉斯基之後，又一位聖賢般的人物從我的身邊我的視野矢然而逝。現在此文終於截稿，收筆處，心思滯重如故國污染的江流。

　　錯過了中國八九25週年，不期然迎來德國八九25週年。“八九”是萊比錫的慶典、歐洲的節日，“八九”是北京的祭日、中國又一個傷心地。25年的中國八九，更其黯淡。此刻初秋深夜，窗外雨聲淅瀝，鳥聲蛙鳴風鈴雁鳴一概靜了，只有昆蟲在遠處大放悲聲……。 

（全文完）

作者注：此文首發後有重要修正，各方轉載者未及跟進。文字出入處，均請以此版本（即作者博客“北明的石經” http://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為準。------------------------------------- 

《萊比錫的燭光》主要參考資料：

1，”Christian Führ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Story of Liberty”, made by TheStoryofLiberaty.net, 2014年 3月13日2, “The events in fall 1989”, By Rev. C. Führer, © 2014 Nikolaikirche Leipzig, powered by Netzideen GmbH und Joomla!

3，“Protest Leipzig 1989” by Christian Führ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SlH-3409g

4，The Rev. Christian Fuhrer Extended Interview， R&E Religion& Fthics Newsweekly November 6, 2009

5，“Returns to 1989” by John Simpson. From BBC，Saturday, November 07, 2009

6，Interview With Conductor Kurt Masur: 'The Spirit of 1989 Has Been Exhausted'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oachim Kronsbein and Katja Thimm，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October 12,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interview-with-conductor-kurt-masur-the-spirit-of-1989-has-been-exhausted-a-721851.html

7，“做對一件事，這就夠了”， Posted by Elvis Sunday, May 30, 2010 http://following-the-wind.blogspot.com/2010_05_01_archive.html

8，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 in 1989 and 1990”， 維基百科

9，《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by Elizabeth Pond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ec 1, 2010 / 什么推倒了柏林墙？by lizabeth Pond ,from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10月8日

10， Stasi Museum in Leipzig: 40 Years of Spying and Terror by Lillian Africano on Dec 10, 2010 http://gadling.com/2010/12/10/stasi-museum-in-leipzig-40-years-of-spying-and-terror/

11， “‘We Are the People',A Peaceful Revolution in Leipzig”By Andrew Curry in Leipzig, Spiegel Online Internetional 10/09/200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we-are-the-people-a-peaceful-revolution-in-leipzig-a-654137.html

12，李﹒達菲爾德 （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從天安門到柏林牆”， BBC Chinese.com 009年05月28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14北京時間

11，Photo Gallery: Leipzig's Peaceful Revolution by Spiegel Online , http://www.spiegel.de/fotostrecke/fotostrecke-47591.html

13， “ Pulling the Curtain dow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the East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 by Stephen Lazarus, April 6, 1992. Many to Many Issue 3 February 1993

14, 《開槍還是不開槍• 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To Shoot or Not To Shoot • 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比較政治學》2001年第34卷第1期。作者：馬克•R•湯姆森（Mark R. Thompson）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政治系教授，翻譯：譯者團隊.譯文發布：2012年6月4日

15，張哲“永別了，史塔西！── 參訪前東德祕密警察總部”，《南方周末》 2010-02-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25

16，“Stasi，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By JOHN O. KOEHLER Westview Press，REVENGE VERSUS THE RULE OF LAW， Book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books/first/k/koehler-stasi.html

17，周蕾 “不相信奇蹟， 就不是現實主義者 專訪克裏斯蒂安．富勒爾牧師”,《新紀元》第147期2009/11/12

18，北明《柏林牆始末》，原載《民主中國》1998年3月第60期、 4月第61期。轉載《中國報到周刊》2004年1月19日：http://www.china-week.com/html/02001.htm

19，何在《大牆下的日記》柏林，——全世界最歡樂的城市，1989-11-10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13225382_0_3.html

20，楊腓力（Philip Yancey）《克裏姆林宮的鐘聲》（Praying With The KGB），李永成等譯，2002年5月臺灣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

21，亞歷山大·索忍尼辛1983年在英國敦普來頓的演講《人類忘記了上帝》（ “Men Have Forgotten God” – The Templeton Address，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83）

22，《世紀末·偉大心靈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思》（At Century’s End）Nathan P. Gardels主編，薛絢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6年（公元1997年）7月初版。

萊比錫的燭光 ——柏林牆的坍塌（下）

北明

獻給：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

　　 ——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遺言。

1990年4月20日

　　萊比錫的主流正脈從起搏的心臟湧動而出，祈禱者們默默走出教堂。“我们——就是——人民”這句德語有三個重音，如席地滾動的雷聲，漫捲起臨危不懼的勇氣，從萬千昂起的頭顱升上夜空。東德40年的銅牆鐵壁正在經受歷史上最嚴峻的撞擊。——軍人警察沒有出手，不止沒有出手！……剛剛經歷的是怎樣一幅神蹟昭昭而波瀾壯闊的畫卷啊！……牧師的感覺超越個人利害、超越群體利益、甚至超越教會“肢體”，涵蓋對立的雙方及至全體：“那是一種巨大的被拯救的感覺”。

9

　　而人們怎麼能不期待和平？
　　不過他們清楚，為要和平，可以自我約束，不能指望統治者開恩。萊比錫各教会都做了最坏的准备：打开所有的门，清理空间，准备接收大量受难者。大軍壓城，“中國模式”記憶猶新，人們安排好家務，一些夫妻或父母分工一人留守家中照顧老弱病殘，一些出行者甚至留下了遺囑。
　　教會低估了信眾的勇氣。那天全城四個教堂同時舉行祈禱，所有教堂全部飽和，弗瑞爾和他的同事從未見過這樣的陣勢，總共8000人！“更多的人沒能進入”。
　　尼古拉教堂在那一天點燃的蠟燭不是40支，是2000支。
　　矛與盾、兵與將、水與火，雖然針鋒相對，卻都來自俗界，屬同一範疇；而與子彈相對的燭火，來自另一個世界，代表不同的信念，表達不同的思維，那是上帝的“武器”。弗瑞爾牧師要求所有從這個教堂走出去的遊行者人手一隻蠟燭。弗瑞爾牧師用心良苦：燭光不僅代表爭取自由的和平方式，它需要呵護。一手持蠟燭，一手護燭火，兩隻手都被佔用，人們就沒法子撿石頭還擊了！
　　要鎮壓這樣的遊行隊伍，需要有更加殘暴的勇氣。要下達這樣的命令，需要泯滅人性。
　　而要產生奇蹟，無論種族，需要一個“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國度，無論朝野，需要一種“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的敬畏。

　　教堂門一開，弗瑞爾再度驚訝了：外面人群密集。共黨員捷足先登也就一千人，聚集在教堂外廣場上的後來者足有一萬多！有的已經蠟燭點燃在握，靜候着裏面和平祈禱的人們。

圖9. 10月9日萊比錫尼古拉教堂前的廣場上，

等待週一遊行的人們。圖片選自網絡

　　

　　今日事事出乎意料！弗瑞爾大聲招呼門口的守候者們往旁邊讓一讓：我們有兩千人要出來，加入你們當中！

　　時間是下午，時辰是酉時，萊比錫的主流正脈從起搏的心臟湧動而出，祈禱者們默默走出教堂，走進人群。燭光交匯處，一脈熠熠生輝的人流漸次形成，緩慢地向卡爾·馬克思廣場移動。
　　——那裏是每次週一遊行起始的聚集地。途中7萬6千名德國軍人嚴陣以待，上堂的AK-47衝鋒槍口對準了行進的人流。每人只發一彈，就足以把每個遊行者撂倒或消滅七次之多，而他們每人配有子彈18發。那些列陣的蘇制坦克，每一個指向人群的黑洞洞的砲口，都散佈著1953東德年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和1989年中國天安門事件的血腥氣息……。隊伍走過軍陣，沉默的人群耳邊想起弗瑞爾牧師的大聲訴告：不要訴諸暴力，愛你的仇敵（Liebe deinen Feind）！舉起你的手，遮住燭火前的風，保證它不熄滅。我們只是徒步走過去，我們同時為他們祈禱。
　　西面八方的人群在卡尔·马克思广场聚集後，將沿環城路繞行一周，再回到尼古拉教堂。每週如此。這一次他們能全數回到尼古拉教堂嗎？如同無人預知“卡爾·馬克思廣場”這個名稱不久將還原為“奧古斯都廣場”（Augustusplatz）一樣，這是天問，無人能夠回答。

圖10. 一如既往的和平祈禱後，萊比錫尼古拉教堂走出的週一遊行隊伍，手執燭火出發了。

圖片選自網絡

　　那一天的遊行場面浩大，卻標語極少，口號聲也不多，古老漆黑的街道上，幾乎只有萬千人頭在沉默中緩緩向前湧動。全城的神經脈衝都被這一壯舉揪緊。沉默的隊伍中，開始有人向臨街窗戶裏的旁觀者高喊：“到街上來！”

　　萊比錫脈管的鮮血，漫過了馬克思廣場，溶解着橫亙在前途的血栓，開始沿著城區的環形街道湧動。城區上空響起了人們的簡短呼聲：“不要暴力”。
　　隊伍在馬克思廣場掉頭向北，沿直奔歐洲最大的火車站之一，萊比錫火車總站。
　　這是萊比錫人流最大匯聚地，每日客流量15萬，這裏也是每週一遊行必經之地，因此早已戒備森嚴，附近到處是滿載軍人和警察的車輛，一萬三到一萬五千名軍人、警察列陣成牆，準備開火，決意阻止遊行隊伍通過。
　　不斷有人群加入行進中的人流，隊伍迅速膨脹，看得見警察陣列了，迫近那些盾牌棍棒槍械了，危機陡然升級。隊伍繼續緩慢前行，燭光被擴展中的人群稀釋，如同分佈在曠野的螢火，顯得更加明亮。街道格局被打破，湧動的人流佈滿了機動車道、自行車道、人行道等所有空間。人們挽手並肩，以漫步的速度繼續向前湧動，口號逐漸變成了“我們就是人民”（ Wir sind das Volk）。
　　這句德語有三個重音，三個重音反复地有節奏地爆破，撞擊大氣，如席地滾動的雷聲，漫捲起臨危不懼的勇氣，從萬千昂起的頭顱升上夜空。
　　這是秋季的夜空，深邃高闊，燭火對應星光，人性仰視神性，燦爛與共。
　　——軍人警察“沒有出手”，“他們什麼也沒做”，在最後一刻，他們站在一旁，讓遊行隊伍通過去了。
　　不止沒有出手！

　　弗瑞爾牧師後來回憶說：“一個接一個，你聽到‘卡塔’，軍人扔掉手中的槍械、接過蠟燭的聲音。然後又是一聲卡塔，接著又是一聲，又是一聲。所有的軍人，開始扔掉他們的搶，接過蠟燭。他們轉身面向俄國坦克。俄國坦克可以把他們全殺死，但是他們轉過身來面對軍營。”
　　不足半小時，遊行人數已增加到七萬，除卻老弱病殘，在當時人口50萬的這座城市（一說40萬），這個數字相當於傾城空巷。
　　環城街道不長，人群流動密度激增。隊伍經過萊比錫消防總隊的時候，消防隊長剛好接到東柏林來電，問詢萊比錫情況。啞然失語的消防隊長乾脆把電話聽筒直接對準了窗外，密集的人流正緩緩通過街面，東柏林當局從聽筒裏聽見了萬眾一心、三聲一組的重錘反复砸響：“我們——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東德40年的銅牆鐵壁正在經受歷史上最嚴峻的撞擊。

圖11. 1989年10月9號，萊比錫環城大道上“週一遊行”的隊伍。

圖片選自網絡

　　隊伍繼而折彎西南，環城路西南角Runde Ecke是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的惡性腫瘤史塔西總部所在。這座黨部辦公大樓儼然武裝起來了，樓裏燈火通明，樓外武裝軍警戒備，樓下警戒線分明，樓上機槍就位。

　　下午四時就接到六人緊急呼籲的市政府，直到遊行隊伍走出教堂也未回覆一個字。不過官員們的緊張程度絲毫不亞於弗瑞爾牧師和所有遊行組織者。超過七萬之眾的民眾壓城而來，“不要暴力”、“我們就是人民”的聲浪海嘯般漫捲……道路充塞，交通中斷，司機們乾脆棄車加入隊伍。

　　大樓裏，萊比錫秘密警察上尉拔出了手槍。你死我活，共產黨人的典型思維在全世界都一樣。
　　下午6點30分，在多次與東柏林德共中央聯繫之後，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再度撥通柏林電話，他問埃貢·克倫茨 (Egon Krenz)：開槍，還是不開槍？克倫茨是東德政治局最年輕的委員，主管東德安全事務，中國六月血跡未乾，他率東德黨政代表團訪華，對中國同志的強硬手段公然表示讚賞，此舉使他成為東德總書記埃里希·昂納克看好的接班人。聽筒不用放到窗口，克倫茨也可以聽見萊比錫的血脈湧動之聲。這座城市已經開始呼吸，正在甦醒，誰敢負開槍的責任？
　　克倫茨沒有做主，放下電話前，他告訴哈肯伯格：需要徵求他人意見，等我電話。
　　昂納克已經下達過嚴厲鎮壓反革命示威的命令，相關的警告明確下達到了各機關工廠學校教會，軍警坦克已經名處就位暗地布网，人們卻依然上了街！上週一一萬五的遊行人數已經是前週一的兩倍，今日不用統計也知道人數增加幅度大大超過幾何級數了。這個強硬地踢出去的球，居然被弗瑞爾們柔軟而堅定地拋回來了。萊比錫市政府委員們都在，圍著他們的第一書記哈肯伯格聽候柏林指示。“卡塔”一聲東柏林那邊電話就放下了，“時間像停止了一樣漫長”，大樓裏無聲的焦慮如樓外的呼聲一樣密集。

　　那個不作為的決定，是所有人當機、分別、獨立做出的。
　　依照時間順序，歷史記錄是這樣的：
　　先是大街上，6點過，軍警武裝放下了手中武器。意味深長的是，他們不僅放下了武器，而且在回身面向坦克時接過了燭火。
　　然后是莱比锡东德党部，7點左右，在與柏林最後一通請示電話無果而終後，良久，哈肯伯格啞着嗓子開口了，他徵詢在場全體黨委成員的意見，還是那個問題：開槍，還是不開？這等於問他的下屬承擔血洗萊比錫的責任還是承受群眾衝擊大樓？接受黨的處罰還是接受歷史審判？服從權力意志還是順從民眾意志？堅持良知底線還是恪守黨性原則？選擇敵基督的馬克思還是認可教會代表的上帝？
　　他聽見的回答急切而明確：不要開槍！而且，撤下軍警。
　　在場的教育部長沃茨一定發表了意見。事實上他是萊比錫黨內開明力量的核心成員。關於萊比錫六君子非暴力倡議書之產生的另一種說法是：週一遊行前兩天的10月7號，沃茨就與喜劇演員兼作家蘭格会晤，希望與教會展開對話。沃茨詳知10月9號當局將对燭光游行採取中國解決模式，所以那一天，他首先召集了另兩位萊比錫政府內部的改革派同事碰頭，一個是與馬祖爾保持密切聯繫的文化部長梅耶，另一個是鼓動與宣傳部長鲍莫爾特，三人一起尋求避免暴力鎮壓的解決辦法。草定行動方案之後，他通知萊比錫大學的蘭格和神學家齊默爾曼即刻前往馬祖爾處碰頭，接著三位部長一同驅車前往馬祖爾處，六人共同商議起草、發表非暴力呼籲。也是由於他的強力影響，這份呼籲在所有教堂的和平祈禱儀式上宣讀，並經宣傳部長鮑莫爾特的直接指示，在這座城市的廣播中反複播放。沃茨雖然身在官府，對教堂組織的和平遊行性質應當心中有數，即便一萬人變成了七萬，他們也不大可能佔領這座的黨政大樓。他們的目標有限，七年以來，沒有一次不是繞環形路一周，然後返回教堂。這個信息對在場的黨委們是一個定心丸。不過責任問題依然泰山壓頂，即便今晚安然度過，承擔抗命責任的肯定是萊比錫第一書記哈肯伯格。
　　但是這位第一書記聽從了自己下屬的建議。
　　這是萊比錫千鈞一發之際，預期的槍聲沒有響起的直接原因。

圖12. 路透社圖片。週一遊行抗議者們行進在萊比錫的環城路上，

整個城市中心抗議人群洶。圖片選自網絡

　　接下來是东德党中央，7點30分，萊比錫黨部大樓哈肯伯格辦公桌上的電話鈴聲大作，守候在一旁的哈肯伯格抓起電話，聽筒裏傳來了柯倫茨的指示：避免與人民發生任何衝突，撤離所有軍警武裝。

        哈肯伯格放下電話長出一口氣。壓頂不去的楚格山峰突然漂浮而去了，不可思議。
　　週一遊行隊伍順利通過萊比錫黨總部。再折彎便向東了，那是尼古拉教堂的方向。血液開始向心室回流了。
　　最如釋重負的是弗瑞爾牧師——如果回到教堂後他沒有因為突然放鬆了緊繃的神經而虛脫的話。兩千人安全歸來，一萬人安全歸來，七萬多參與者悉數安全歸來了！
　　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那時說了一句警世名言：“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的人！”此前五月他訪華，天安門的和平民主抗議浪潮席捲了他腳下的紅地毯，同情學生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給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在接下來的東德民主浪潮期間，他將蘇聯十萬東德駐軍按兵不動，這一明確默許對東德是一個直接信號：自戈老闆上任，蘇聯改主意了，絕無可能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樣支持並直接鎮壓和平抗議活動了。更毋庸置疑的徵兆，是緊要三關的今日，駐德蘇軍依然在營區按兵不動。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後來向媒體透露說，這是蘇聯當局當時直接下的命令。昂納克有權下令屠殺，但萊比錫地方官員最後一刻決意抗命，而東德政治局許多成員更進一步：他們決定讓這個正在生病住院的總書記下台。
　　——不需要知道這許多幕後消息，在弗瑞爾牧師的感覺中，那次週一遊行之夜，“是耶穌精神之夜，因為那一夜無以成敗論是非，無以輸贏論高下，無人被打翻在地，無人丟失顏面”。牧師的感覺超越個人利害、超越群體利益、甚至超越教會“肢體”，涵蓋對立的雙方及至全體：“那是一種巨大的被拯救的感覺”。
　　他此時疲憊不堪，從人海中抬起頭，目光越過生命中的高跳台，仰視星空，無限感恩。就在那時，他領悟了那些凌亂碎片的拼貼玄機：
　　“當你看見它們如何拼起來的時候，你就知道那不是偶然的，那是必然的。”
　　剛剛經歷的是怎樣一幅神蹟昭昭而波瀾壯闊的畫卷啊！“自今夜起，東德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東德了”。

10

　　東歐歷史進程改變了方向，加快了步伐。弗瑞爾的拼圖板上，“自由”兩個大字從碎片中迅速組合呈現，三色旗伴著每一天的太陽徐徐上升。逆轉已經不再可能。
　　此後第一天（10月10日）：一位東德外交官，內褲裏藏著謝夫克在尼古拉教堂鐘樓頂錄下的遊行實況錄像帶，平安離開了東德。
　　第二天（11日），萊比錫七萬人和平遊行的畫面傳遍世界，燭光照亮東德更多人的靈魂。同日，波蘭政府宣布，拒絕把試圖經由波蘭離開東德的市民送回東德。
　　第四天（13日），東德幾乎所有被囚禁的良心犯獲釋。
　　第七天（16日），東德各地效法萊比錫，爆發了更大規模的週一和平遊行。而萊比錫週一遊行的人數再度翻倍為15萬。
　　第九天（18日），德共總書記昂納克下台。局勢至此明媚清晰如春，陽光雨露初臨大地，德國各政治反對派和政黨應運而生。
　　第十一天（20日），東德政府准許前東德市民返回家園，並首次在媒體上公開與東德市民對話，承諾公民平等旅行權利。
　　第十四天（23日），人們從東德各地前往萊比錫參加（第五個）週一遊行，人數再度翻倍至三十萬。並在接下來的第六個週一遊行中，保持了這個數字。　

圖13. 萊比錫格奧爾基-米特爾奧博物館前的遊行隊伍。
10月9日後，東德各地和平示威風起雲湧，遊行人數不斷翻倍。圖片取自網絡

　　第十六天（25日），西德政府代表團訪問東德，兩德分裂40年以來首次實現政治對話。
　　第十八天（27日），東德宣布大赦所有企圖逃離東德的“罪犯”。
　　第二十天（29日），德共撤銷對反對黨“新論壇”的起訴，東柏林市長在市政廳遭遇市民質詢，柏林牆下死難的逃亡者相關問題提上日程。
　　第二十六天（11月4日），東德全地爆發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百萬市民走上街頭遊行集會，呼籲東德實現民主。此後東德各地的和平遊行失去日程，寫滿的日曆的每一頁。
　　第二十九天（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
　　第三十天（11月8日），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
　　第三十一天（11月9日），歷史性的一天。五十一年前的這天是“帝國水晶日”，獄中的朋霍費爾藉著幽暗的光線，在《聖經》詩篇中的兩個句子下面，劃了兩道線，一句是“他們就在遍地把神的會所有燒毀了”，另一句是“再也沒有先知說話了”。先知拉著聖徒的手，隔代而往是他們唯一的橋樑。孤獨的朋霍費爾不知道自己凝聚了德國的良知，不知道他的失敗將成為後世勝利的基石，不知道他的精神將鼓舞後人尤其是弗瑞爾牧師走出教堂，更不知道自己將被歸為先知和聖徒行列。五十一年後的這一天，萊比錫和德國全地“神的會所”挺身而出，柏林牆東西人山人海。
　　

　　一個巨大的問號如達摩克里斯劍高懸在兩邊人群頭頂：這堵28年來不斷濺染逃亡者血跡的大牆是否跟它的締造者一起“辭職”了？自動射擊裝置、百米追踪的警犬、荷槍實彈的軍人依然在暗碉密堡裏值班嗎？
　　上帝默不做聲。經過三旬風雲激盪，日子突然失去了鐘擺，人們莫知所終。柏林牆東邊，一個小伙子突然離開了人群，一腳踏入了東柏林圍墻的禁區，把自己置於可能被射殺的境地。眾目睽睽，鴉雀無聲，小伙子一步千鈞，向柏林牆緩緩靠近。槍聲隨時可能響起！他可能步克里斯後塵，成為第79名越境犧牲者！
　　他靠近了大牆。
　　他舉起了雙臂，攀住了牆緣。
　　他奮力攀上了這堵大墻！
　　西柏林的民眾看見了突然出現在牆頂的小伙，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幾乎同時，他們向他伸出了叢林般的手臂。
　　小伙子向那手臂之林縱身一躍——勢如飛鴻，美如光霞！
　　當他雙腳落在西柏林土地的一瞬間，大牆兩邊人聲鼎沸，正義的審判轟然到來。
　　柏林牆開了，東德復活了，三色旗飄起來了。自由凱旋了，共產主義土崩瓦解了，二十世紀乾旋坤轉了。歡樂頌響起來了，勝利女神再度歸來了，歷史終結了。

　　——摧枯拉朽中，上帝的拼圖完成了。

11

　　“自由困難重重，民主並不完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壘起一堵牆，把人民擋在其中，阻止他們逃離我們。”這是肯尼迪51年前（1963年）在西德柏林牆前演說中的內容。

　　10月9日回到尼古拉教堂後不久，弗瑞爾被洶湧的和平示威浪潮掩蓋了，直到多年以後，人們才能想起他。而他的故事較為全面地介紹到漢語世界，要再遲數年，直到本文問世。

 　　阻止人們逃離的柏林牆一開，旋踵而至的是狂歡。幸福的麻煩事接二連三，全是東德情人回歸西德懷抱引起的。

　　交通風暴！開牆次日湧入西德的東德人已有10多萬，第三日再有40萬。第四日，柏林牆開牆22處，進出西柏林的人次達到100萬！此後的週末，湧入的人數據說超過200萬。

　　西柏林何止人滿為患，它道路堵塞，車為累贅，地面交通癱瘓；地下鐵路則過度擁擠，被迫暫定或改為快線通過。空中交通擁擠狀況接踵而至：西柏林機場上，各航班滿載東德旅客晝夜不停地飛往西德各地，幾十個國內航班早已提前全部訂滿。開牆一周之後，570萬東德公民（近東德半數），獲得簽證，即刻加入了前往自由世界的旅行大軍，而簽證的數量依然再增加。國際航班蜂擁而至，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要見證德國歷史性的時刻。柏林空運的主角、兩屆總統在柏林牆下發表震撼世界演說的美國，興致勃勃捲入了這場交通奇觀，泛美航空公司在全球各地排安排了近20次抵達柏林的航班。柏林上空幾乎再現50年前柏林危機時的空運奇觀。

圖14. 東德湧入西德，地面，潮水般的人流。圖片選自網絡

圖15. 東德湧入西德，橋上，潮水般的人流。圖片選自網絡

　　大排隊現象。各商場、超市、包括性商店，持續推遲夜晚打烊時間，可是東德好奇人群的隊伍依然如長龍旋轉；食品雜貨連鎖店前的長隊，是為了領取西德贈送東德人手一個的歡迎袋。各郵局、各銀行門口的隊伍，是為了領取西德贈送東德每人一百馬克的歡迎費，隊伍長度以公里為計。每一個已經開通的過境邊卡長而又長的東德隊陣不分晝夜，是為了早些進入西柏林。更長的是車隊！柏林牆邊境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道路全天候擠滿車輛，所有道路完全堵塞，水洩不通的公路長達50公里！西柏林人對此嘆為觀止：“哦，我的上帝，他們可真有耐心！”西德電視台的解說詞是：“我們排了40年隊的兄弟姐妹來到西方，第一件事居然還是排隊！”全世界都明白，東德人的耐心明碼標價了，是自由牌的！40年奴役，28年等待之後，排幾公里、幾十公里的長隊算什麼！

　　停車奇觀。東柏林成了世界最大停車場。迫於無法緩解的交通壓力，西柏林大小媒體悉數發出緊急呼告：西柏林人上街不要開車，東德人前往西柏林也不要開車，東西平等：能步行，都步行。望著蔓延幾十公里往西柏林磨磨蹭蹭的車隊，誰都知道，步行雖慢，開車更慢，還鬧心。於是，東柏林市區一時間成了最大的免費停車場，大街小巷廣場公園……到處停泊著東德各地的車輛。

圖16.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開牆後，出牆人流洶湧，

為緩解西柏林交通，東柏林成了大停車場。圖片選自網絡

　　免費事件。非此幾乎不能表達西柏林對自己情人回到懷抱的激動。為東德遊客免費的東西太多了。每人100馬克免費的錢、為繼續免費和緩解交通風暴而開往東德的運鈔車、裝了咖啡和巧克力的“歡迎袋”、免費可口可樂……。東德人久違30年的西柏林歌劇院，莫扎特歌劇《魔笛》免費上演；東德人久違30年的西柏林足球場，一萬張西柏林足球大賽入場券免費。還有民間自發的免費：柏林牆關卡處，西柏林人拿着香檳、麵包、鮮花、糖果、香蕉（東德一直沒有香蕉），有些乾脆拿出小面值的西德馬克，夾道歡迎從牆裏出關的東德人。進了城，免費項目沒有完，西柏林人這些日子擠着上街，重要目的是擁抱自己的另一半。滿大街人，看看衣裝就知道誰東誰西，而且東德人走路東張西望、沒有目標，到處停留，瞪着好奇的眼睛……。那些日子西德不分職業，使用頻率最高的公共用語是服務行業用語，“我能幫你嗎？”當然能！出租車免費拉一趟觀光不奇怪，義務步行帶路更常见，最方便實惠的是請吃請喝，西德餐館的飯怎麼都比東德的好吃……。

圖17. 1989年11月10日，東柏林人開著他們傳統的拉貝特或“拉拜”車

（外層是硬紙壳做的），從查理斯檢查站進入西柏林，受到西柏林人夾道歡迎。

德新社圖片(© dpa - Bildarchiv)，選自網絡

　　東德向西傾國，所有幸福的災難之後，留下了西柏林滿大街垃圾！40年脫離文明世界，那是他們的標誌。也有40年不變的標誌，依然與免費有關——

　　11月14日，柏林開牆第5天，西柏林的美國紀念圖書館怯生生走進來一位中年人，東德中年人。來到櫃檯前，他小心翼翼掏出兩本書，說：我還書。站櫃檯的圖書管理員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柏林牆剛開沒幾天，人們都忙著在街上轉悠呢，這位東德人這麼快就借了書，已經讀完了？可是面前此人肯定來自東德，他說他要還書肯定沒錯！管理員接過兩本書，打開扉頁，一看出借日期，他就嚇了一跳，竟是1959年！再細細看看，沒錯，就是1959年——30年前。他抬起頭，重新打量眼前這個東德人，就聽見對方說：對不起，這麼久了才還回來。末了，管理員弄清了：這人來自東柏林，確切地說，是當年一位東德大學生。1959年柏林牆建牆前一年，這位大學生來到西柏林這個圖書館，借了這兩本書。此後不久，就失去了歸還的可能。這位還書人一再抱赧：多年以來，他一直為自己不能及時把書还上感到慚愧！所以他進入西柏林第一件事，就是還書。兩本書完整無缺。
　　——柏林牆開了，牆上到處被砸的都是窟窿了，東德警察依然在牆上，踩著腳下人海，面無表情地在心裏翻江排浪；西德警察也依然在牆下，忍看啤酒倒進他人肚腑，巴望趕快下班，好混入人群一起狂歡。德國人做什麼都認真到刻板。當年為了逃離東德，他們認真地刻板出多少人間奇蹟啊，從自製潛水艇到改裝小汽車，從熱氣球到電纜圈，從掘地三尺數英里，出口瞄準西柏林家後院廁所，到窗口跳高樓，對準地面撐起的床單……，事事自己動手，計算測量材料手工……樣樣精確到位，人人一絲不苟，各個都是專家。連半夜大街上行路，紅燈前即便無一人一車，依然等候綠燈。只有這一次，開牆的巨大的幸福使邏輯嚴謹的德國變成了浪漫童話世界，於是在所有免費之上，西柏林美國紀念圖書館裏發生了一項最大的免費事項：遲到30年才來還書的東德前大學生，被免除兩千馬克的逾期罰款，免費借閱30年！這是全德歷史上最長時間的一次性免費借閱。免費奇蹟接著生效，這位前東德大學生讀書本性不移，書剛一入庫，他立即重新辦理了借書證。

圖18. 開牆之後的1989年11月11日，東柏林邊防警衛依然站在勃蘭登堡門前的柏林牆上。
路透社（Reuters）圖片，選自網絡

揪心的幸福持續不斷，到了12月22日，兩德人民經歷了七十多天的揣測、觀望、等待、期盼、忍耐之後，封閉28年的勃蘭登堡門打開了大門！兩德貫通如一。東西兩德兩位總理，東西兩柏林兩位市長，在這歷史性的時刻登上講台，發表演說。兩天后，東德取消了對西德封鎖國門的簽證業務。英國衛報姍姍來遲地評論說，從那一天起，德國的心臟開始跳動。
　　英國衛報錯了，早在七年前，德國就在萊比錫的尼古拉教堂裡開始做心臟搭橋手術，這修復的心臟在10月9號首次週一遊行時就正式起搏了。勃蘭登堡門的開通，意味著德國全線血脈暢通無阻了！
　　弗瑞爾牧師的40苗燭火，驅散了東德40年極權統治的黑暗，點燃了自由統一的曙光。

　　柏林牆坍塌兩週前，來自各地的萊比錫週一遊行者曾打出過一幅醒目的標語：“英雄城市”（德語“Heldenstadt”），表達他們都這座城市的讚美。
　　柏林牆倒塌幾週後，人們在這座英雄城市裏發現一幅垂掛的巨型標語，上面的幾個大字奪人眼目：“教會，我們感謝你！”
　　古老名勝的尼古拉教堂建築，因其東德和平革命策源地的人文歷史特色，更為世界矚目。
　　與東方淪陷地相對應，“89”之後，印度婆羅米人發明的阿拉伯數字中，“89”這兩個字，成為德語中的特殊名詞，成為德國的慶典符號，“89之秋”（Autumn 89）在歐洲意味著“民主的甦醒”（ The Awakening of Democracy）。每年10月9日前後的那個週一，德國及世界各地人們匯聚萊比錫，慶祝東德回歸自由世界，入夜，萊比錫城市最高層建築上“89”兩個字居高臨下領萬家燭火，點亮整座城市，禮花飛上天空，週一遊行的那條環城路上，人頭攢動，彩旗飄飛，早已積澱為文明人類歡樂情感模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終曲《歡樂頌》，被其子民賦予了當代意義，響徹那片燈火之海……

圖19. 1990年德國郵票。右上方圖標文字是：“萊比錫，1989”，正下方一行文字

是八九年週一遊行最著名的那句口號：“我們是人民”。

圖中央：遊行的人群和標語環繞尼古拉教堂。圖片取自尼古拉教堂網站

圖20. 人們在尼古拉教堂慶祝89和平革命週年。89兩個阿拉伯數字，

被兩千支燭光照得通亮。圖片選自萊比錫尼古拉教堂網站

圖21. 2009年10月世界各地15萬人匯聚萊比錫，慶祝柏林牆坍塌20年。

此圖攝於2009年10月12日週一，選自萊比錫旅遊網

圖22. 年年10月9日前後那個週一之夜，萊比錫那座高層建築上都會亮起全世界通用的

阿拉伯數字：89。圖片選自萊比錫旅遊網“2014，和平革命25年”：http://www.leipzig.travel/en/Discover_Leipzig/Anniversaries_1659.html

　　弗瑞爾牧師這位與上帝簽約的人、萊比錫心臟守護人、八年以恆的燃燭人、和平祈禱領銜人、走上街頭的上帝的信使，被尊為“最優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他的上帝看見了他持續點燃的40苗燭光，聆聽了他每週一的和平祈禱，回應了他關於被奴役者曠野流浪40年的扣問，在東德專制統治40週年慶典的歲月，克平了那座阻擋自由的大牆，拉下了專制鐵幕，消解了那個極權國家。二戰期間，德國牧師馬丁·內莫勒（Martin Niemöller）、迪特里希·朋霍費爾、卡爾·巴特（Karl Barth），是反抗納粹的英雄；冷戰時代，匈牙利紅衣主教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和波蘭的羅馬天主教皇保羅二世，是抗衡共產極權的先驅。歷史的度量衡遠遠長於人生尺度，常使生長於奴役時代的反抗者在無休止的黑暗中悵然。雖然如此，弗瑞爾牧師於天道隳廢時代聞道敲鐘，在暴戾當前時刻秉燭立世，證明他是當代的摩西，是現實困境中文明的脊梁。大浪淘沙，百年以後，他將與以上帝的尊嚴抵抗極權的同行與先輩一起載入史冊——不僅是因為他的勝利，更因為他不計成敗的持守。

北明

2014年8月31日 初秋雨淅瀝

後記待續

作者注：此文首發後有重要修正，各方轉載者未及跟進。文字出入處，均請以此版本（即作者博客“北明的石經” http://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為準。

萊比錫的燭光 ——柏林牆的坍塌（中）

北明

獻給：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

                      ——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遺言。                                                                                                                                       1990年4月20日

　　　東德共產黨政治局一位成員親自暗示弗瑞爾牧師：北京不過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而已！這等於亮出了殺手鐧，採用“天安門模式”不存在距離問題！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師沒有轉身退下，只要有一個人堅持禮拜一到教堂，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敲響自由的鐘聲。他不問收穫，不求凱旋，偶爾抬頭深呼吸，看見漫天烏雲亂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揮去烏雲，他沒有精力預支憂愁。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實。未來是上帝的，明天只能託付給明天的自己。

5 

　　尼古拉教會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們的牧師克裡斯蒂安•弗瑞爾不是勇士。牧師自己也這麼看。他喜愛游泳，卻不敢從高台跳水，一上去就暈，每次都嚇得乖乖回身走下來。但是他的羊群都知道，當警察在教堂外抓捕和平祈禱的參與者時，他們謙和溫柔的牧羊人脾氣相當大，他推開窗戶，探出身體，居高臨下，奮力拍著窗櫺，大聲警告那些抓人的警察：別以為你們會逃過審判，我們記得住你面孔！
　　還在九月下旬，弗瑞爾牧師就被迫連續進出警察局，他們告訴他，要么停止週一集會遊行，要么後果自負。他不就範，他的持守早已驚動了昂納克。九月底，秘密警察再把他帶進局子，威脅接踵而至：必須放棄下個禮拜一教堂聚會和遊行，東德政治局一位成員親自暗示弗瑞爾牧師和另一位尼古拉教堂的牧師沃納波爾格爾(Wonneberger）：北京不過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而已！這等於亮出了殺手鐧，採用“天安門模式”不存在距離問題！弗瑞爾清楚他們面臨的是什麼：“他們將在這裡采用‘中國解決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會主義。他們寫下了這樣的話：‘周一，如果必要，這場反革命活動將被武器制止。’火車站附近到處都是滿載軍隊和警察的卡車，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士兵嚴陣以待，準備開槍。”
　　這不是游泳池裡的高台跳水，這是現實中魔鬼的威脅。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師沒有轉身退下。這是東德的工業與文化中心，柏林牆裏的造血器官，這是被奴役而爭取自由的人們不斷湧來的目的地！他別無選擇。只要有一個人堅持禮拜一到教堂，他和他的同伴們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頂住臨城的刀槍，敲響自由的鐘聲。教堂的其他神職人員都支持這個決定。
　　每週一的祈禱和遊行都只是拼圖上的一個碎片，他不是上帝，無法控制滿盤佈局、全德風雲、世界潮流，他只積蓄一周的時間、精力和勇氣，把下週一的拼圖擺對位置。他不問收穫，不求凱旋，偶爾抬頭深呼吸，看見漫天烏雲亂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揮去烏雲，他沒有精力預支憂愁。馬太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責任擔起來，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實。未來是上帝的，明天只能託付給明天的自己。
　　村上春树的表述更合適於弗瑞爾、尼古拉教堂、萊比錫的現實：“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我們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弗瑞爾以卵擊石的勇氣來自高於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創造我們不是躬背爬行的動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負責任的人。”
　　聖·尼古拉教堂的40隻蜡烛再度点燃了。

　　燭光裡裏，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事們長久地、傾力竭誠地祈祷、懇求和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發出，穿越大堂升上穹頂……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無論是什麼，仰望造物主吧。

　　接下來的情形依然使準備赴湯蹈火的牧師吃了一驚：教堂大門突然被推開，湧進來的是大批陌生面孔，他們目光僵冷，目標一致，直奔大廳而去。
　　他們有這麼多！
　　此前牧師曾經接到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告訴他，今日的和平祈禱活動將有德共黨員前來攪局，對方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消息無法證實。
　　他們真的出現了，而且人竟有這麼多！牧師看看表，才下午兩點鐘！
　　錯愕之間，目不斜視的人們已經結結實實填滿了教堂中殿六百個座位。其餘的左顧右盼，想找更多的座位。

圖5. 1989年10月9日和平祈禱開始前，尼古拉教堂突然衝
進來1000多名德共黨員，將大堂中殿作為全部佔滿。
美聯社（AP）圖片，選自網絡

　　歡迎大家到尼古拉教堂來，我們的教會向所有人開放。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什麼誰呢？牧師環顧大批不速之客，笑容可掬地問。
　　工人，我們是工人階級。
　　萊比錫是德國工業人口比重最大的城市。哦，工人階級不是要等到下午四點才下班嗎？他們通常四點以後才能趕到。現在才兩點半！牧師明知故問。牧師很和藹。牧師含笑的藍眼睛閃爍着上帝的幽默。牧師平時沒少努力請這些黨員同志到教堂來，可是他怎麼努力，他們都不來。
　　黨員們在座位上扭來動去，無人應答。證道大廳突然安靜下來，沉默中一片尷尬。
　　不，牧師望了望其他四百多名沒有座位的不速之客，兩手抬起往下按了按，似乎是安撫面前人們，說：樓上現在還不能開，過一會工人和基督徒們來了，還能有位子坐。
　　說完，他看見一些無神論者笑了。——並非所有黨員對他懷有敵意。

　　1989年弗瑞爾牧師46歲。萊比錫本土出生，從小多病，羸弱之軀使他格外感懷於耶穌對窮人的悲憫和愛。順著本能，他追隨父親的腳步，很早就知道自己將會成為神的使者。他學了希臘文、拉丁文，然後上大學學神學。學校是以世界那位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卡爾·馬克思大學”，不過這並未妨礙他径直走向耶穌。就像他後來避開封閉的修道院，並向社會打開了路德基督教教堂之門一樣，他唸書時就沒把自己關在教室和學校裏：他到處打工：在汽車廠當工人，開著電動摩托車送電報，登上行進列車做服務生。他熱衷於人們關於時政的議論，還發現，以宗教學生的身份而非德共黨員的身份發言更自由。討論地點也很重要：“所有的關鍵人物，只在教會裏思考並暢所欲言。”
　　雖然在無神論者統治的世界和無神論者命名的學校學神學，這事聽上去有些荒唐，但歐洲宗教傳統土厚水深，納粹只能利用上帝，不能剷除信仰，而唯物主義者們仇視基督四十年，沒能讓上帝退席。一如那些黨員們首次所见，他一對藍眼睛揪人、寸頭短髮生猛、套一件牛仔馬甲。他的名字發音和意思就是“基督教”，他確是上帝忠實的僕人，但他外表更像一個“工人階級”。他的姓，簡單明白的意思是“領導者”，同時含有精神引導者之意。事實上，

“基督教領導”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的外貌，按照紐約時報評論，“完全符合他參與世事的行為方式和哲學價值。”

圖6.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在他的教堂裏。

圖片選自DNN Online 

　　納粹時期德國著名聖徒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弗瑞爾一生最敬重的楷模。這位二戰時期的新教神學家和牧師，面對希特勒的壓迫，不僅起而反抗遍及德國教會的犬儒主義，而且直接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秘密行動。一個牧師，不僅干預世事，竟要殺人，宗教界對此有太多質疑。行動未能成功，牧師被逮捕並在盟軍日漸臨近的隆隆炮聲中，被送上了絞刑架，他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了。但是二戰塵埃落定多年後，朋霍費爾作為上個世紀十大殉道者之一，雕像被豎立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上，舉世確立了對他遲到的追認。在第三帝國之後的又一個奴役時代，弗瑞爾牧師把這位先輩當作自己的楷模的時候，朋霍費爾尚未站上十大殉道者的崇高祭壇。——弗瑞爾不需要世人的認可，他只聽從內心良知的指引。
　　——10月9號前夜，弗瑞爾牧師通宵未眠，輾轉反側，不斷禱告；他凌晨即起，竭盡所能安排了這日教會各項事務，以確保和平。
　　時間到了，他做了幾次深呼吸，走向講壇。
　　講壇只有兩層台階，兩步習慣性的移步，此刻竟猶如攀登跳水高台。——真能跳進大堂棕櫚樹下的羊群中倒好了！他必須挺身而出，承擔所有責任。弗瑞爾心事重重，他念慮自己羊群安危，他記得9月4日第一次週一遊行，當他推開教堂大門即刻被記者們包圍時，他非常不悅：那些鏡頭和報導，將成為史塔西按圖索驥的情報和逮捕鎮壓的線索！但是他很快釋然了，這些鏡頭同時也拍下了警察的暴行，被打的是青年人，撕扯的標語是“人民要自由”。柏林牆阻擋人口流動成效斐然，但擋不住西德的電視廣播信號。對自由如飢似渴的東德人在那次西德電視節目播出之後，掀起了更大的抗議浪潮——那次西方媒體包圍教堂、報導遊行，太必要了，乃是上帝的另一個大手筆！
　　不過事到如今，上帝的手筆越大，僕人的責任越大，而且過於重大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正 “處於某種巨大事務的邊緣”，都知道幾十萬軍隊、警察、便衣正按部就班就位，都目睹了德共黨員的突然襲擊，也都看見了無量的西方記者的鏡頭麥克風對準了教堂，只有他知道，還有兩項重大事件，要在教堂發生。

6 

　　這一天，一輛普通轎車從東柏林向萊比錫方向行駛。車里兩個人持有東柏林身份證。兩位東柏林居民上路不久就開始驚訝：道路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軍車！這些軍車駛往同一方向，萊比錫，而且，來自同一地地區，東柏林。——這一日萊比錫的血液正在循環中回流心臟，通往尼古拉教堂的各主要動脈繁忙異常。不過血液中夾雜著大量的這類武裝起來的氧化物質，這些氧化物質居道路中央暢行，比血液流動得更快，有軍車承載它們，有無數輪胎運行它們。
　　東德小轎車裏的東柏林居民是異議人士、攝影師謝夫克和他的同伴。他們不是今晚活動的參與者，也不是旁觀者，他們要承擔一項特殊使命。謝夫克過去是生態環境影片攝影師，和所有東德人一樣，近來身臨東德社會天空的雷鳴電閃，感慨萬千。醞釀多日之後，他決定“轉行”，他要記錄今夜將在萊比錫發生的一切。一路眼見大量滿載軍人的裝甲向萊比錫調動，他知道自己在正確的時刻選擇了正確的地點，要做的是一件正確的事情。軍車把公路碾的扎扎響，他感覺自己正逼近德國歷史的緊要關頭，無論下刀子還是發洪水，他這個記錄者決不能缺席。
　　攝錄位置至關重要！鏡頭要對準目標無遮攔，攝影機卻不能暴露在射程內和目標視線裏。作為經驗豐富的生態環境攝影師，謝克夫知道，要滿足這相互矛盾的兩個條件，除了居高臨下，沒有更好的選擇。他對東德地理環境瞭如指掌，毫不猶豫地選中了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這裏是萊比錫地理中心，也是事件爆發地，而它的鐘樓頂層高過六十米，是萊比錫城市的制高點。
　　下午時分，謝克夫和他的同伴走進教堂，要求登上教堂塔樓頂層，以便拍攝今晚將要發生的血案。——是的，血案！極有可能發生！他向弗瑞爾報告了一路見聞。
　　無聲的鼓點驟然而起，敲打著證道大廳裏的石柱椰林。弗瑞爾的辦公室裏，謝克夫風塵僕僕，面容上寫滿了焦慮與懇求。
　　幾個月前發生在中國屠殺暴行，是外國記者從長安街邊的住所，長城飯店的窗戶裏拍的。萊比錫不許西方記者居住，他們今天借交易會混進城已是僥倖，無人想到得寸進尺地站在這座城市的頭頂，一覽並收全城實況。只有常駐東德轄區的人們才可能想到這一招。
　　Yes 或No，弗瑞爾牧師必須做出決定。六月的北京，西方記者拍完了實況起身走人，飯店本是客居營業之地，中國經理無緣受罰。可是十月的萊比錫，教堂不是旅店，面前這位攝影師也不是旅客，史塔西事後若查出來是弗瑞爾的特許，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勞改營。而一旦拍攝成功，播放出來，秘密警察必然能從畫面的角度判斷拍攝的確切地點。全德人都知道，弗瑞爾不是經營飯店的經理，他是這座教堂的主持，此地任何事都必須經過他的首肯。弗瑞爾牧師知道，只要他此刻說了Yes，就等於親自向當局呈交一份不可辯駁的“犯罪”證據，所有僥倖都將消失，所有的拐彎都將通往監獄。
　　但是，世界必須了解週一和平遊行期間發生了什麼。
　　弗瑞爾牧師為來自東柏林的陌生人，打開了通向鐘樓頂端門鎖，又從他們身後輕輕關上了這道煉獄之門。
　　他背轉身來，長出一口氣，終於就緒。

7 

　　沒有就緒。

　　還有一項重大事件將在這座教堂發生。

　　此事源自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The Gewandhaus），東德交響樂團所在地。

　　1989年10月9日中午，常年不斷的管弦、彈撥、打擊樂轟鳴戛然而止，休止符不期而至，無線延長。正在灌製唱片的錄音棚裏，錄音膠帶空轉着，愕然中發出沙沙的啞鳴。數小時沉寂後，錄音帶再次轉動，音樂大廳裏響起的是一個男人的德語聲，莊嚴而略帶焦慮：

　　“……在當前形勢下，人們有權就社會主義在東德繼續發展自由交換意見；我們六人將盡最大努力促成與萊比錫當局甚至中央政府的對話；為了對話和平地實現，我們請求市民謹慎行事，保持冷靜，維護秩序，不涉暴力。……”

        這是一份呼籲書，史稱“六人聲明”。 六位簽署者中，有三位是萊比錫知名知識分子：東德音樂指揮家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東德神學家彼得·齊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東德諷刺劇演員兼作家貝恩德-魯茲·蘭格（Bernd-Lutz Lange）。另外三位是東德共產黨萊比錫市政府官員：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鲍莫爾特（Jochen Pommert）、文化局长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這實際上東德“全體人民的一個微縮版”。
　　“六人聲明”的起草人和召集人是馬祖爾，這位東德知名的音樂家的另一個身份是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的私人朋友。昂納克對傳統音樂的重視和支持博得了這位音樂家的好感。萊比錫本是歐洲歷史上的音樂中心，二戰後，馬祖爾指揮的東德交響樂團，卻被安置在動物園附近的會議廳。演出排練休息詩，獅子老虎的咆哮聲成了交響音樂的複調和聲。為了避免在全世界面前繼續丟臉，昂納克接受了馬祖爾的忠告和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為此，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馬祖爾怎麼能不喜歡這樣的領導？10月9日那天，馬祖爾準備接收傷員而打開他的這座豪華音樂廳時，警察沒有衝進去阻攔，他們不知道這位音樂家跟政府是什麼關係，但他們確切知道他跟他們的總書記有私交。
　　馬祖爾憑借這份私交，在東德歷史上插上了一根槓桿。
　　在猛獸咆哮中長期堅持音樂演奏的馬祖爾，練就了一番漠視黨文化橫行，唯音樂是尊的氣概，但10月9號那天他再也無法繼續灌制唱片了。他的雙簧管演奏家下午氣急敗壞地走進大廳，抱歉說，他不能再繼續演奏了，他剛剛路過教堂，親眼看見警察們拽著一位女青年的頭髮，把她扔進了卡車。
　　馬祖爾感同身受：“幾週以來，公眾情緒一直處於爆炸的邊緣”。怎麼辦？
　　踩著他焦慮的心情鼓點，音樂廳來了三位年輕人，他們是东德刚成立不久的最大反对党“新論壇”的代表。為了避免流血，他們心急火燎，提請馬祖爾想想辦法。
　　馬祖爾開始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打給妻子，他需要妻子同意他在這個特殊時期把音樂變成行動。接著，他一個接一個播出熟悉的電話號碼，緊急召集兩名德國知名知識分子和三位黨內改革派官員前來共商舉措。
　　他的音樂廳成了事變聯絡中心，他成了中心的首腦，試圖肩負起民眾與中央政府溝通與談判的使命。無論如何，不能重演北京四個月前的血案。與昂納克的私交沒妨礙馬祖爾在歷史關鍵時刻踩住人生交響的正確線譜。昂那克莊嚴地稱他為“同志”，他後來卻告訴人們，那是一個錯誤，他不是黨的同志，他是一個基督徒！事實上，這個制度從未喜歡過這個音樂家，他曾經被從音樂界除名、並被禁止應邀到西方客座指揮。
　　馬祖爾不斷看表，時間不多了。萊比錫市文化局長庫爾特·邁爾終於复電，時已近下午四點，匆匆趕到的人們圍住馬祖爾，商議他倉促起草的那份呼籲書，並把擬就的內容錄製成帶子，派人送往市委和廣播站。同時，三位黨內官員使盡渾身解數，調動所有關係，不斷聯繫東德中央政府，希望爭取到一個認可：不要對晚上的遊行活動使用“中國解決方案”。
　　市政府接到了這份呼籲書，但是沒有答复，直到六君子向媒體發布這一呼籲的下午四時，依然沒有答复。

圖7.萊比錫六君子為10月9日燭光遊行免遭暴力鎮壓而向社會呼籲，各界保持謹慎行事。右起依次：文化局长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東德神學家彼得·齊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鲍莫爾特（Jochen Pommert）、諷刺劇演員兼作家貝恩德-魯茲·蘭格（Bernd-Lutz Lange）。德新社（DPA）圖片，選自網絡 

圖8. 原圖(德文)說明：“萊比錫六君子呼籲。‘非暴力’。1989年10月9日， 萊比錫六君子呼籲“週一遊行者”和安全部隊謹慎行事……。”新聞圖片，選自網絡：http://www.mdr.de/damals/masur_kurt100.html

　　遊行就要開始了，萊比錫廣播電台，城市廣播站和街頭高音喇叭已經陸續響起馬祖爾略帶緊張而憂鬱的呼籲聲。時間越來越緊了，下一步能做的是，搶在遊行開始前，直接與教會和週一遊行者們溝通。於是，萊比錫的心臟，聖·尼古拉教堂，在雲集東德歷史上最多的代謝力量之後，又加入了一道重要的抗氧化流脈：“全體人民的微縮版”——來自文化藝術、宗教信仰和政府機關的六位聲明起草人一個不落，攜手前往教堂，他們要在這裏向全體遊行參與者現場發出和平呼籲。
　　體力和心力接近飽和的弗瑞爾，由衷地接納並安排了這項重大行動。德共黨員們奉命提前湧進教堂、佔據中央座位，要把這個祈禱和抗議活動結束在起點，他對他們心中無數，但他對和平祈禱總是充滿信心。

8 

　　下午五點，他準時登上了一生中最高的跳台。
　　這大概是歷史上這個教堂聚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東德建政以來第一次，馬克思的信徒們正襟危坐在上帝的領地，聆聽他的使者講述創世的真理。殿中燭火閃爍，穹音迴盪，冰炭交匯間人人神情峻穆，漸漸有神聖莊嚴氣氛瀰漫起來……。
　　感受到震撼的不是基督徒和各界人士，而是在座的一千多名德共黨員。牧師平和的語調組成的是不曾料到的畫面，產生了一種陌生的認知：這裏是一個誠實高尚之所；這個“反革命敵對勢力”並未煽動人民造反，卻誠心誠意地努力，試圖和平地推進變革。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是和平使者。
　　接著，黨員們熟悉的音樂指揮家庫爾特·馬祖爾出現在講壇上，手中的指揮棒變成了一張紙，上面的五線譜變成了西日耳曼語寫成的文字，（一說：神学家齊默爾曼宣读“六人声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德國人通用的文字：這是他們的聖賢馬丁·路德奠定的的。四百多年前，這位宗教改革家對《聖經》做的出色的德文翻譯，導致這種語言演變為德國的官方用語。那時起，全德使用的官方語言，來自德語聖經。
　　指揮家向全體與會者一字一句宣讀了這份呼籲。緊接其後，主教們大聲疾呼非暴力，弗瑞爾代表教會表示傾力支持，他同時要求所有與會者響應這一呼籲，踐行呼籲書的要求。——事實上，七年間三百六十八次週一和平祈禱以及後來的週一遊行，沒有一次弗瑞爾不提出這樣的要求，不強調祈禱、討論、遊行的和平性質。
　　這一天，按照六人的策劃，這份來自更廣泛譜系的呼籲在萊比錫所有教堂同時宣讀，並在無線廣播播中及時播出。形成了萬眾一心的陣勢：萊比錫的所有黨派組織團體都號召非暴力示威，各教會均表示全力支持。
　　讓德共黨員們進一步錯愕的，應該是一同前往的萊比錫市政府三位官員，他們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教育局長。他們穩穩當當地與音樂家馬祖爾、神學家慈默爾曼、作家蘭格站在一起。黨員們發現，他們竟是這份呼籲書的聯署人。牧師的佈道，顛覆了黨員們的錯誤認知並消解了他們的使命，三位官員的介入，則消解了黨員們的意志，使他們的使命和榮譽蒙羞：誰將是暴亂的煽動者？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引發衝突，破壞和平，那就是他們。

　　坐著別動，認真聽講，或忍受羞恥，唾面自乾吧。

（待續）

作者注：此文首發後有重要修正，各方轉載者未及跟進。文字出入處，均請以此版本（即作者博客“北明的石經” http://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為準。

萊比錫的燭光——柏林牆的坍塌（上）

　　　　　　　　　　　　　　　　　　               北明

獻給：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图1.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

                             ——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

                           （Horst  Sindermann）遺言。1990年4月20日

　　

　　她依然是他們的心上人，她依然夢想擁抱自由！歷經尼古拉教堂七年的燭光洗禮，她一朝出浴，傾城傾國，迷倒世界！报道播出後，一墙之隔的东德人从西德的媒體镜子裏照见了自己的模样：孤獨與孤獨聯合成人山人海，一見傾心。燭火與旗幡交匯為自由天地，再见鍾情。靈魂彼此融合能產生溫暖，心旌搖盪。萊比錫的心臟就此起搏了。

1

　　禮拜一，1982年9月20日下午，克里斯蒂安•弗瑞爾（Pastor Christian Führer）牧師在尼古拉教堂中心點燃了40支蠟燭。
　　耶穌誕生前一千四百年許，摩西帶領希伯來人為尋求自由出埃及，在曠野中流浪40年，終於進入上帝應許的迦南之地。耶穌誕生後一千四百年許，以納粹統治下“東方戰線”轉折點算起，蘇聯暴政奴役也整整40年了，蘇聯軍人殘害東德家庭，強姦東德婦女，甚至剝奪走進教堂的東德人的工作！克格勃、史塔西、東德軍士層層監控，柏林牆下一次次濺染逃亡者的鮮血……。
　　弗瑞爾牧師問上帝：40年的苦難是否足夠漫長？
　　弗瑞爾牧師持久地肅立在燭光中等候他的羊群。他要借助創世者的力量，帶領他們為和平與自由祈禱。

　　1989年開始，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世界五億人相繼從共產主義鎖鏈中獲得自由。勃蘭登堡門重新開啟，門眉上的勝利女神再度歸來，她的四駕馬車下，每一塊磚石都神采飛揚：三色旗在那裡徐徐升起，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蘇聯、外蒙古十個歐洲國家在那裡鳴放禮炮，伯恩施坦指揮的德蘇美英法等多個樂團聯合演奏的《歡樂頌》響徹歐洲大陸，世界各民主國家政治巨擘聚首門下頌讚自由，全球四十億人通過雲集門下的各大媒體分享這曠世的歡樂……。
　　但是後來以致多年，人們忽略了那40隻蠟燭的存在，幾乎忘記了燭光點燃的下列字眼：“萊比錫”（Leipzig）、“聖·尼古拉教堂” （St. Nicholas Church）、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週一遊行”( Monday Demonstrations)。
　　如今，這些字眼載着它們當年燃燒的偉大故事，從歷史中漸次浮現——那是東歐自由的第一抹晨曦、柏林牆倒塌的第一塊磚石、歐洲極權鐵幕落下的第一柄重錘、奴役與自由冷戰終結的第一發無聲子彈。它是人類追求自由的偉大史詩，已然刻入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

　　萊比錫始建於公元一千年之初，十五世紀成為音樂、文化出版業中心和貿易聚集地；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曾在那里傳道；十八世紀巴赫曾在那里擔任管風琴師兼合唱指揮，他的《馬太受難曲》等名曲從那裡傳向世界；門德爾松、勃拉姆斯曾在那裡創作演出自己的作品。十九世紀，萊比錫成為德國第一條長途鐵路的終點站，也是德國“民族之戰”的主戰場。二十世紀,這座城市擁有了龐大的化學及石油工業綜合體。如今，這個文化與工業、大腦與肢體並行的城市，是世界知名的博覽會之城，其圖書博覽業是世界最大的圖書交易之一。這座城市如今舉世矚目，探其原因，既非它的悠久存在，亦非它那些插滿各種標籤的多樣性格，而是基於它的異端歷史：它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東德走向自由的起點。
　　經過上個世紀熱戰戰火摧殘，再經冷戰意識洗腦，這座城市依然保有自己的心靈——四座古老的教堂。其中聖·尼古拉教堂最宏偉。它以羅馬式與後期哥德式的建築風格，坐落在這個城中心，位於市區內兩條最重要的商貿要道交匯處。教堂裡，成雙成對的巴底農神廟式巨柱，頂着一叢叢覆蓋着天花板的椰樹冠，矗立在證道大廳中間，如同兩隊天國的窈窕天使，拔地而立，居高臨下地為大廳撐起美麗的綠色大傘。這道特別風景，雖然不是歌德筆下萊比錫成為“小巴黎的”原因，卻使尼古拉教堂成為此城獨有的景觀。不過這座教堂所以從本世紀開始備受關注，並非因為它的異鄉情調，而是因為它在柏林牆倒塌中承擔的使命，它實際上是1989年和平革命中，東德人良知與勇氣、自由與責任的凝聚地和貯備地。

圖2. 聖·尼古拉教堂。圖片取自網絡

　　教堂的靈魂人物是牧師，叫克里斯迪安·弗瑞爾。牧師是萊比錫之子，出生、成長、就學均在此地。1980年他開始牧養尼古拉教堂信眾，不久，就為支持基督教新教青年組織對當局內政的抗議，開始組織一項和平祈禱活動。一年後，他為尼古拉教堂教會立了一項規矩：每個禮拜一都為各界人士舉行和平祈禱。87年，他曾借助反對核武器和平遊行，組織過朝聖活動；1988年，他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示威遊行”的被捕者主持過祈禱會，這一定期遊行活動是為了紀念被謀殺的社會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再往後，在每禮拜一的和平祈禱活動結束之後，增加了一項更社會化的活動：走出教堂，走上街頭，舉起蠟燭，和平遊行。

        這項活動後來演變為柏林牆倒塌的第一推手。

　　那個禮拜一，歷經八百年滄桑的聖·尼古拉大教堂裡，40苗燭光搖曳，證道大廳深邃沉靜，弗瑞爾牧師矗立在穹頂下，面色凝重，心潮起伏。他不能預知未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東德才能回到自由世界，但是耶穌的教導是他行為的準則和動力：“你們是世上的鹽”。弗瑞爾眼睛裡反射着燭光，他沒有意識到他正在釀造萊比錫新鮮的血液，使之流動起來，他也無從意會他正把這個地理中心位置上教堂變成這個城市真正的心臟，但是他理解這句登山寶訓的言外之意，就是“鹽必須進入傷口，進入沒有天條制約的傷痛之地”，他不能關起門來，閉目塞聽，“不能只把自己鎖在教會……”。
　　下午四點半，尼古拉教堂前的兩條大街如這個城市的兩條主動脈，在缺氧的肌體中開始微微地蠕動，嚮往自由的人們渴望輸養的血液，順著兩條血管流注到心臟。40苗燭光接納來自造物主的力量，福瑞爾牧師面對信眾，站在講壇上，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報紙，領他們唱古老的詩歌，為他們佈道，帶着他們為自由與和平輪番禱告。這之後，他們敞開心扉，討論日所關心的禁題。
　　——曾經的第三帝國信徒們，贖回了失去的尊嚴，萊比錫的心臟準備起搏了。

2

　　萊比錫距柏林120英里之遙，而且這項活動當時人數寥寥。即便諾查丹瑪斯在世，也未必能預見這無聲無臭的行動能夠摘取推翻柏林牆之桂冠！但唯良心是尊而不計利害，是信仰行動和其他社會運動之間的本質的區別。尼古拉教堂的這項週一燭光祈禱不按邏輯出牌，不論人數多寡、不管功效有無，每週堅持，每月堅持，寒暑不斷，風雨無阻。
　　八十年代鐵幕鬆動，蘇聯政治局勢軟化，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齒輪螺絲釘鬆動。東德自由遷徙呼聲水漲船高，離境移民大潮洶湧，幾十萬人遞交了永久離境申請。1988年初，萊比錫焦慮的等候者們找到弗瑞爾牧師，希望為他們舉辦相應的活動。早春二月，弗瑞爾邀請了50名遞交了永久出境東德申請、等候批准的人士到教堂進行討論。出乎意料，前來參與討論者竟超過十倍！可容六百人的證道大廳中殿座無虛席，牧師以“生活與留駐東德”為題的演講，深受關注，討論氣氛空前熱烈。
　　這次活動意義重大，自由的渴望附著於一紙離境申請，變為具體的期待，這期待竟在教會獲得了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於是，等待離境的人成了和平祈禱中堅力量；而由於不少反對派成員出席了這次活動，這次活動尤其是牧師的演講，成為抵抗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為首的東德政權的特殊事件。此後，恰如弗瑞爾的回憶，尼古拉教堂向磁石一樣，開始持續吸引社會各界人士。除了和平祈禱，人們在那裡討論各類被禁的話題，從旅行自由到生態環境，從拒服兵役到軍事化教育等。
　　教堂成了東德唯一暢所欲言之地，成了被奴役的人們的心靈避難所。從這裡開始，東德的動脈硬化症逐漸消失，血栓開始化解。

　　當西方媒體關注尼古拉教堂活動的時候，東德當局也開始關注。弗瑞爾牧師成了被監控對象。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暗處觀察，發現撬門進入他家的秘密警察多達28名。他不得不用盡全力適應這種生活。直至在一個禮拜一，秘密警察破門而入，中斷祈禱，帶走他，把他扔進20英里以外的曠野。
　　這是東德當局的回答，對40苗燭光表達的追問的回答！
　　冰天雪地，寒徹骨髓，四顧茫然，黑暗鋪天蓋地！弗瑞爾牧師掙扎起身，趔趄前行，獨自摸回到人間。
　　信仰不就範於邏輯！儘管蠟炬成灰，燭光再度燃起，禮拜一祈禱如常進行。

　　這場較量遠未見分曉。當局開始了大面積的迫害，所有參與者都被取締了工作！週一，警察出動包圍教會，毆打遊行者；平時，秘密警察出動，他們繼承納粹系統性迫害猶太人的傳統，同時他們發明了一種叫做“侵蝕”（德語Zersetzung，取自化學術語，意為分解、消蝕）的方式實施迫害，摧垮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這種方式分為兩種程序、二十個步驟：心理戰術、錯用藥物、假傳信息、挪動家具、神秘電話、重設鬧鐘、污名控告、騷擾妻子、綁架孩子轉家收養、放犬進入遊行隊伍……在不露痕跡、神秘無踪、反复無常的騷擾中，迫使失去工作、依然參與週一活動者們，失去正常的判斷事物的前提，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審查，自相指責的境地，從而打破他們的私生活，消解個人尊嚴感、製造心理、精神和身體危機，迫使他們在持續的緊張、恐懼、疲勞中倒下。
　　極限之地，代價超出了人性的刻度，週一祈禱幾乎成為不可能。人日益減少，有時少到寥寥無幾。
　　但是世俗邏輯再次作廢，奇蹟再次降臨：年輕人出現了，他們帶著樂器、節奏和自編的歌曲，也帶著庞克頭髮、金屬項鍊，還有官方禁止表達的憤怒。他們管自己叫做“憤怒的進攻小組”！
　　憤怒，進攻都不足為怪，可是同時，他們告訴弗瑞爾，他們反對教宗，而且還要嘲諷教會。
　　教堂辦公室裡，弗瑞爾不由得仔細看看年輕人紅色雞冠狀的頭髮，還有滿身的金屬披掛，心裡皺起了眉頭：這是不是太褻瀆神聖了！弗瑞爾眉頭還沒來得及皺起來，就突然明白了上帝的旨意，那是一個並不神秘的悖論：無論標榜什麼價值，他們只要走進教堂，就等於用行動確認自然法的聖殿！只要他們現身於教堂，就等於用身體印證最高立法者的存在，用雙腳投票給上帝！
　　好吧。你們儘管來演奏！這裡言論自由。
　　聖殿響起了他們憤怒的歌聲，夾雜著反對教皇、嘲諷教會的音符。上帝卻在歌聲裡悄然留下了自己的指紋：借助青年音樂的加入，週一祈禱持續不斷，而且聲勢繼續壯大，萊比錫其他三個教堂的信眾也加入了。參與者從最初人數寥寥的基督徒小組擴展到東德幾乎所有階層。

　　當局毫不示弱，機動車出口出現了大規模的檢查站，在和平祈禱期間道路徹底關閉。從 1989 年 5 月 8 日那個週一開始，通往教堂的所有車道統統被封鎖。為了阻止外地參與者，警方定時封鎖萊比錫：在每週一下午的公路上，過往車輛若沒有萊比錫的車牌照，一律不得進入；火車上，居民沒有萊比錫居住證，不得進城。一個週一接著一個週一，城裡逮捕行動和‘臨時拘留’成為和平祈禱之後的家常便飯。
　　即便如此，前往教堂的人數持續增加，2000個座位不夠用了。參與者則囊括所有階層，並吸納了相互對立的群體：“期待離開東德的人和那些對此感到好奇的人、異議人士和史塔西成員（秘密警察）、神職人員和德共黨員、基督徒和受難與復活耶穌基督伸開的臂膀下的非基督徒。”
　　“尼古拉教堂向所有人開放！”這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1583年實施以來，拿破崙軍隊1813年與俄、奧、普等各國三十萬軍隊苦戰失敗以來，發生在萊比錫這座城市的第三次奇蹟！弗瑞爾和他的教會所有神職人員都驚訝不已。

圖3. 尼古拉教堂每週的和平祈禱座無虛席。

Gerhard Gäbler 1989年10月30日攝於萊比錫尼古拉教堂。

原展地：波恩歷史館（Haus der Geschichte, Bonn）。圖片選自網絡

3

　　上帝的獎賞極大地鼓舞了弗瑞爾牧師和他的信眾。弗瑞爾牧師決定，“週一和平祈禱”活動將從1989年9月第一個禮拜一開始，增加一個項目：“每週一遊行”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消息傳遍全城。當局提前採取了緊急措施，日曆剛掀開到九月第一天，弗瑞爾和他的教會執事們就統統被召集到市政大廳，要求絕對禁止這項活動。神職人員們堅持不服從：教會的活動外人無權干涉，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當局提出，非要活動，必須推遲到下一周；弗瑞爾回答：不行，我們歷來都在暑期過後第一周舉辦活動。——德國人馬克思是共產主義的祖宗，但他的思想催生的東歐極權怪物，未能在短短40年一舉掃平他的後人對十字架的信仰。談判進行了兩個小時，無果而終。
　　1989年9月第4日禮拜一，晚上六點正，數百名（一說一千五百名）來自萊比錫四個教會的參與者和平祈禱完畢。沉重的教堂大門一開，他們即刻被圍住了。
　　——世界各地的記者們蜂擁而上！ 始料不及。

　　東德是被綁架多年的情人，讓西德和自由世界魂牽夢繞。但是長久以來，希望到東德採訪的記者們很難獲得一個叫做“特別許可證”的東西，擋在他們面前的那道鐵幕太沉重了，他們多數時候只能望“牆”興嘆。七年過去，蘇聯政局鬆動，東德先是拆除了邊境阻止逃亡的自動射擊系統，再又起出了埋在邊境的地雷，並開始大量發放移民簽證，牧師審時度勢，主張把教堂裡和平祈禱發展成街頭遊行，這等於把信仰之鹽撒進無神論的傷口，用盟誓的燭光照亮世俗世界，直覺告訴他，走上街頭的時候到了。
        無人能夠解釋，是什麼原因，尼古拉教堂教會第一次踐行登山寶訓，就撞上了萊比錫的東德秋季交易會。只是記者們知道，採訪交易會不需要那個特別許可證。可是弗瑞爾牧師不喜歡記者，他無意跟他們撞車。要等到這次撞車的結果出來之後，他才能明白其中的奧妙。不過這是後話。記者們心情完全不同，情人在持續七年之久的和平祈禱基礎上，要開始每週一燭光遊行了。禮拜一，上帝創世第一天，七年來，無數次把“禮拜一”寫在自己工作日程上的記者們，這個禮拜一終於可以現場兌現上帝的意志了。他們統統心照不宣，風塵僕僕進入圍牆來到萊比錫，卻沒多少人涉足交易會。他們四處遊走，散佈於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更有大批記者消息靈通，早早守住尼古拉教堂，攝錄機調整焦距對準大門，麥克風矯正音量順風朝向台階、筆記本打開寫下了標題、日期和地點……。警察的嚴密防守絲毫不能阻止他們氣吞山河的架勢。事實上，圍觀事端，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他們今天就是衝著警察的阻撓來的。

圖4. 1989年9月4日第一個週一遊行前，人們在尼古拉教堂大門

前圍成了半圓場，記者翹首以待準備採訪。圖片選自網絡

　　在牧師帶領下，這支被圍觀的隊伍“在這座古老城市的漆黑街道上行走”，他們手執點燃的蠟燭、教會旗幡，還有橫幅標語：“自由旅行代替大批离境”、“开放到西德难民营的通道”的具體訴求，更有“打倒秘密警察”、“推倒柏林墙”。

　　西德的情人上街了。久違的記者們恨不能把她吃進鏡頭和麥克風裡。自由世界都把她看到了夠：她沒有變成米開朗基羅筆下的翁嫗或昆丁·馬西斯筆下醜陋的公爵夫人，她美丽依旧，肌肉富於彈性，骨骼健強柔韌，一絲沉鬱、幾分莊嚴、十足優雅，百般堅定。自柏林圍牆建立以來，她第一次向整個自由世界伸出了雙臂。幾個便衣衝上去，扯下她舉着的橫幅，她與這些蒙面人發生肢體衝突，並反复呼喊：“我們要出去！”——她依然是他們的心上人，她依然夢想擁抱自由！歷經尼古拉教堂七年的燭光洗禮，她一朝出浴，傾城傾國，迷倒世界！
　　报道播出後，一墙之隔的东德人从西德的媒體镜子裏照见了自己的模样：孤獨與孤獨聯合成人山人海，一見傾心。燭火與旗幡交匯為自由天地，再见鍾情。靈魂彼此融合能產生溫暖，心旌搖盪。
　　萊比錫的心臟就此起搏了！
　　——東德全境追隨尼古拉教堂，敲響了週一和平祈禱鐘聲，點燃了週一遊行的燭光。更有人從其他多個城市趕來，隊伍迅速壯大，數百，數千，到了9月25號第四個週一，人數已達八千。全世界一次次看到了那個意味深長的畫面：沉默的東德人發誓匯成無聲的海潮，每周一次衝刷市中心的“卡爾·馬克思”廣場，淹沒這位無神論者佔據的地盤。
　　八十年代開始的解凍過程突然加速了。交匯在尼古拉教堂心臟的兩條主動脈持續延伸，自由的血液被輸送到這座城區的各部肢體，各神經末梢。東德開始甦醒、呼吸，鐵幕進一步鬆動。

4

　　“‘同志們’最怕的就是這個！”昂納克措手不及。史塔西（Stasi ，東德國家安全機構）和武裝警察開始採取各種方式阻撓週一和平示威。警犬被放入隊伍，人群遭到毆打，隊伍被驅散，孕婦被扯住頭髮拖進警車，一名西德攝影記者在萊比錫胡同被毆，所有膠卷一洗而空，十數名參與者遭到監禁……。騷擾越演越烈，德雷斯頓、東柏林等各城市的遊行遭到了同樣厄運。
　　然而人數依然持續上升，接下來10月2日週一的遊行，人數翻倍到一萬五。
　　鎮壓的力量也不斷升級，一萬五千人的遊行再度被當局龐大的警力驅散了。
　　“你看一塊一塊的拼圖，它們是那樣混亂無序，……那些分散的拼圖塊，看起來就像一堆隨機的碎片。”弗瑞爾憂心忡忡。
　　上帝並沒有忽略世俗的邏輯：今天是明天的基礎，此刻是未來的前提。雖然東德驅散了10月2號週一的大遊行，但歷史拼圖波瀾壯闊，而且跌宕起伏：
　　3號，捷克近半數人（七百萬）全國大罷工，要求民主憲政；
　　4號，萬名東德市民離開布拉格，抵達已被東德當局封鎖去路的車站和地區；
　　6號，東德政府阻絕大量西德遊人進入東德。
　　7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政40週年。
　　——這是上帝的意志嗎？迄今為止，尼古拉教堂、教會和弗瑞爾牧師們跟他們的上帝摔跤七年了。舊約為證，四十年是極限，解體這個專制機器、取消這個傀儡政權，讓我們恢復您創造我們的模樣，直立起來，有尊嚴地生活。

　　東德人被奴役进入第四十个年頭時，共產主義世界的拼圖如下：
　　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在6月大選中被徹底擊敗，東歐第一個獨立工會組織，波蘭團結工會，獲得99%的參議院席位。9月組成了團結工會為主導的包括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在內的聯合政府。
　　中國：當局幾乎在波蘭共產黨下台的同時，武力鎮壓了波及16個重要城市的中國天安門民主運動。此後，除了古巴、東德等少數同盟表示支持，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和經濟實體為抗議中國政府對民主運動的血腥屠殺，斷絕了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往來。在一片孤立中，當局繼續披掛盔甲揮斥鐵戈，公開通緝、大肆搜捕，阻擋軍車的市民被槍斃，自由民主人士進入牢獄或潛入地下乃至踏上流亡路。
　　匈牙利：共產黨代表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自我解散決議，旋即成立了“與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制決裂的”匈牙利社會黨。
　　捷克斯洛伐克：民間民主呼聲持續漲潮，近半數國民當月2號舉行了全國大罷工。次日東德政府下令禁止了與這個國家的免簽證交通。
　　東德：一個民主政黨，“社會民主黨”宣告成立。各主要城市在東德建政四十年之際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但東德政治局的命令是“不惜一切手段鎮壓反革命示威！”萊比錫、德累斯頓、東柏林等地數千名示威者遭到逮捕。
　　東德第二大共業城市萊比錫：官方宣傳機器高速運轉大慶四十週年，四千名萊比錫人聚集尼古拉教堂所屬院落，舉行和平示威。警察們手持棍棒闖入教堂領地，肆意暴打維權公民，“無數人倒在上帝的腳下（教堂屬地）失去知覺，負傷者被拖進‘阿拉格’展覽中心的馬厩（耶穌誕生地的標誌）關押”……。依然有七千人走上街頭，聚集在卡爾·馬克思廣場，但是國家安全部隊在晚間包圍了示威者，並出動兩輛消防車，最終沖散了示威人群，七百名抗議者被捕。
　　這是天啟嗎？拼圖上不斷被打散的碎片是上帝對七年不懈叩問的回答嗎？四十年期限真的不足以為訓嗎？

　　兩天后，東德政府國慶喧囂的餘音中，日子又劃出一個禮拜一：10月9號禮拜一，東德建政40週年的第三天。
　　誰都知道這是一個難以通過的禮拜一。傳聞遍布大街小巷：醫院儲備了額外的血漿（確切是共兩千五百人使用的血漿）、騰出了床位，準備接收受傷的抗議者；體育場清理通道和場地，準備關押大批抗議示威群眾；消防隊接到命令在水箱裡加注數日內不能洗掉的顏料，以便噴射標記示威人群，待秋後算賬；人民軍隊、坦克部隊以及外地安全部隊調往萊比錫，精銳部隊進入一級戒備狀態，防暴警察接到上級命令，每個士兵配發十八顆子彈……。
　　這些傳聞被人們的親歷佐證：人人都可以看到，城裡各處佈滿軍人和警察，更有人在市中心某倉庫看見卸載裹屍袋。下午三點鐘，武裝事態更具體化了：到萊比錫的環城公路上，鋼盔、盾牌、棍棒武裝的武警們嚴陣以待，幾天前就進入戒備狀態的“工人戰鬥隊”四處巡邏。顯然，所有萊比錫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包括28个分別擁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統統被动员起来了，唯一目標是禮拜一傍晚的示威活動。有些消息不是傳聞：家長們接到了市委通知，必須在下午三時前把幼兒園的孩子接回家；外科醫生們接到醫院指示，取消夜間休息，全部在急診室待命：“所有傷員只能送往政府醫院而不得送入教會醫院”……。
　　殺氣升起，空前的恐怖氣氛籠罩這座古老的城市。

　　這一天發生的一個事實，加重了東德厄運的砝碼：昂納克在東柏林歡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到訪，讚許中國當局三個月前對北京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事實上，為維護斯大林允諾的政權，“中國模式”已經進入東德當局的思維，成為他們討論整治社會動亂的語言和他們維持統治的終極手段。西方只聞其人不知其名、只有代號沒有行踪的蒙面人“迷瞎”（Mischa）、东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經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已清除完畢，東德地方當局政工官員對已然純潔化的黨的工具們發出了動員令：“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麼是他們，要麼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
　　蒙面人沃爾夫為此做了一個極為清晰明確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是否應該放棄週一和平祈禱和遊行？

（待續）

作者注：此文首發後有重要修正，各方轉載者未及跟進。文字出入處，均請以此版本（即作者博客“北明的石經” http://beimingdeshijing.blogspot.com/）為準。

我是王維林 （詩樂短片）

我是王維林

詩文朗誦配樂製作：北明

1

我是王維林

一個沒有刪除就消失的名字

一個沒有告別就終止的性命

  一個不再有溫度的存在

一個神秘失踪的青年

在那個子彈穿過的早晨

2  

我是王維林

只身面對長驅列陣的坦克

我站在世界最長最寬的街心

手中的袋子甩動自由的定律

雙腳騰挪擋住裝甲的行進

在那個嗜血的早晨

 3

我是王維林

背影勾住了全世界的眼睛

對峙攝取了四海五洲的心魂

鏡頭定格為震撼世界的畫面

畫面刷新了所有大師的傑作

在那個萬古不赦的早晨

4

我是王維林

在漫長殘忍的閹割之後

我是中國尊嚴的守夜人

生命複製萬世不絕的勇氣

隔代傳承往聖先賢的基因

在那個四九年後唯一的早晨

5

我是王維林

山海經奠基我的骨骼脈絡

經史子集塑造我的血氣精魂

履帶可以輕易碾過我的身體

但即使一萬次碾壓我依然站立

在那個三千年後的早晨

6

我是王維林

是大陸總要旭日東昇

是人類終將公義和平

即使時代穿上盛世的名牌行頭

即使長街生長遺忘的水泥叢林

我作證，在那個硝煙瀰漫的早晨

7

我是王維林

代表血泊中倒下的北京

象徵人類自由精神

在長安拆除柏林牆第一快磚石

從中國結束世界冷戰的命運

在那個紅色喪鐘敲響的清晨

8

我是王維林

當你沐浴冬季大雪飄灑

當你迎面秋天落葉繽紛

當你仰望舒雲長空漫卷

當你聽見排浪江海翻騰

那是我，來自那個不朽的早晨。

9

我是王維林

悲情如雪我就在你們中間

我也將指揮歡樂頌開啟中國的勃蘭登堡門

我訂購了永遠在場的歷史門票

自從那個永不消失的早晨

（完）

英文字幕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Jr7C5tzgA

《悲歌交響曲》

北明

這世上某個角落總有父子走上燃燒著烈焰的祭壇，總有個愛做夢的小男孩知道自己的父親死于上帝的垂視之下，總有個說書人會記得這一切，感受到一股遠古無以名狀的悲傷而不禁潸然涕下……。

                            ——埃利·維賽爾（Elie Wiesel）

在遠離故土的美國，猶太流亡作家埃利·維賽爾用古老的意第緒語寫出了集中營文學的扛鼎之作《夜》，見證了人類難以回首的罪愆與苦難，獲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上個世紀人類種種罪惡的幸存者們，發明了一種文字形式叫做“見證文學”，始作俑者就是埃利·維索。他此后出版的五十七部著作，某种意义上几無例外均屬這類文字。諾貝爾和平獎掠過無數競爭者，臨駐紐約他的簡陋居室時，評價他“通過掙扎於個人完全徹底的屈辱，向人類展示了希特勒的死亡營”，同時他以和平為目標現實努力，“傳達了和平、救贖與人類尊嚴的強烈信息”，為此，授獎辭正確地稱他是“人類的信使”。維塞爾就是那個感受遠古之悲而潸然涕下的說書人。他開始說書的時間是他獲獎前十年，即一九七六年。

肯定不是出于偶然，就在同一年，在另一個大陸，一位與當年埃利·維賽爾同樣寂寂無聞的作曲家，背叛自己的激進主義音樂學養和既定創作范式，擺脫先鋒音樂的虛無，放棄十二音律的時尚，仰視頭上星空，倾听心中律令，從那些燃燒的祭壇上接納造物的垂顧：撿拾起被現代音樂打落一地的歐洲苦難記憶碎片，重新組合，鋪上五線，伴以波蘭語言，铸就為上個世紀的絕響。十六年后，來自兩洋彼岸的人們，無分性別、種族，文化也不分軒輊，以傳統音響和現代音響的各種演播技術——MP3, I-pod, I-pad, I-Phone，You-tuba等等——在一切人類足跡可到之處為這位作曲家背書：臥室、地下室、洗手間、商場；田野、道路、飛機、火車、 輪船、汽車；天空、海洋、河流、高山、草坪、樹上、荒漠乃至監獄、遺址、火葬場、審訊室……。人們與他的音樂一起感受曠世之悲而潸然涕下。

這位作曲家由此成為當代音樂界無冕之王。

毫無疑問，他是當代人類又一名騎著馬、裝著羊皮紙，拿著鵝毛筆，從遠古走來的說書人。這個人是當代波蘭作曲家亨裡克·戈雷茨基（Henryk Gorecki），這部作品是他的第三交響曲，又名“悲歌交響曲”。

 圖1，倫敦小交響樂團灌製的悲歌交響曲光碟封面。大衛·辛曼（David Zinman ）指揮，

這個樂團對樂曲的解讀和演奏堪稱完美。

 圖2，波蘭國家廣播交響樂團灌製的悲歌交響曲光碟封面。雖然出自本土，但樂曲演奏稍嫌沉悶甚而拖沓，

女高音音色渾厚，但也因此缺少變化和表現力。

按下這個交響曲的演播按鈕，等于推開了自亞當以來人世的悲愴之門：

應該是創世記第六天。那一天，第一個人類帶著自己獲得的靈魂站立起來。可是不過兩個時辰，他就遂被逐出了伊甸園。冰冷寒苦，阴沉抑郁，六合黑暗，絕望死寂，寒武紀最底層的沉積時代，一個無法分辨色色澤和聲音的世界。無光，無風，無氧，無生機…… 

非常緩慢地，黑色死寂中出現人類耳朵能夠聽見的低音，那是大貝斯的第一次呼吸：無色的風蠢蠢欲動，難以分辨的旋律闖入沉重的云層；節奏緩慢的低頻和旋，如同地心的呻吟，朦朧不清。

然后，大提琴進來了！呻吟连缀中，旋律悄然出现了。沉郁的哼鳴，開始縫紉天空中的黑云，牽拽堅硬的冰山。大提琴一層一層列陣，進入云层，融化坚冰。人類靈魂開始呼吸，肺部開始充氧，嘆息開始解凍。解凍的嘆息注入了時空。

……終于，起風了！畫面出現了！朦朧視界里，無數蒿草隨風战栗。

接著，第一聲悲悼揉進了黑色的草莽：一把中提琴，從黑色草莽中舉起它柔韌的旋律，悄悄牽住了一輪垂空之月。順著它连续推进的弓弦，中提琴族群一一加入。它們聯袂把忧郁的月亮拉上了天空。皓月蒼涼，清光衍洒，荒原旷遠。看清楚了：這是亞當夏娃的二人世界，月光為這世界佩戴上一条随风飄擺的透明纱巾。

小提琴來了！世界開始透明，色彩開始出現，畫面有了質感，空間有了氧氣和暖度：小提琴成群結隊，弓連弓，弦拽弦，手牽手，肩并肩，它們喧而不嚷、悲而不泣的旋律，綿延成一條自远古而来的朝圣之路。

至此，我從這部悲歌交響曲中聽見的是多重復調與和聲。是縱向囊括四个声部（最低音大贝斯、低音大提、中音中提、高音小提）的和聲，是極富層次和深度的立體音色：旋律前后呼应、此起彼伏、推波助澜、奔涌奔來，浩蕩而往，無始無終。

無論你是否有一雙音樂的耳朵，你都需要一個高質量音響設備，音量要調到八十分貝。只有如此，那凄愴复苍烈、高古复壮阔、深沉而豐富、圣善而沉郁的境界，才會將你托起。你就能看到，在那條朝圣的路上，亞當夏娃的后裔們都來了：該隱和亞伯，以撒和雅各，約瑟和摩西，還有約伯。

——“圣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腳下的荊棘”，先知為信眾點燃上路的蠟燭。孤松在冷空中昂首，地面水洼印映着天空朦胧的光，远方，除了曠野就是莽原，这条贫瘠的道路上除了朝圣者没有他人。——這裡没有喧嚣的铜管，沒有誇張的打擊樂，甚至彈撥樂也被禁止了。即便加盟各聲部的提琴的數量，也受到嚴格的限制：第一小提琴十六把，第二小提琴十六把，中提琴十二把，大提琴十把，大贝斯八把。总共六十二把提琴二百四十八根琴弦，組成四部和聲與復調，彼此依存，相互因襲，起承轉合。把音樂推向高潮。

　　这是深邃、隽永的弦乐圣殿，這是当代音樂中典雅音樂的絕響。

　　旋律沉郁、厚重、莊嚴，宛若安第斯山脈起伏有致，綿綿不絕。這樣的旋律讓我看見初民祖先穿越地獄、承載黑暗，忍受困厄、匍匐踏地而來；他們衣衫襤褸、步伐踉蹌、嘴唇干裂、疲憊不堪，唯有眼睛炯炯發光。

　　四部和聲與復調彼此牽手，弓腕著力沉穩堅實，琴弦震動飽滿有力，旋律連綴不斷，起伏錯落，序列成陳。他們由遠而近，走進我們的空間，走到了我們中間，觸及我們的感知。大海漲潮了，雲層翻捲起來，浩然之氣真力瀰滿，從地下騰升而起……

   音樂中，躬行的隊伍穿過了我們，朝向地平線朦朧的微曦，咬住牙關，繼續向前。數量不等的樂器，開始依次從各聲部流動的旋律中悄然退出，一退再退，旋律漸行漸弱，躬行的隊伍漸行漸遠，行進中不斷有人倒下，一個接一個……

悲戚而莊嚴的旋律大潮終於退遠，以至於無。隊伍在視野裡消失了。世界恢復了寧靜。

從這一刻起，這音樂和隊伍耕犁過的荒蠻宇宙，有了自覺意識，無量星雲睜開了眼睛，存在獲得了意義，生與死誕生了。道路伸展而去，古老的傳說開始蔓延……。

圖3，俄羅斯畫家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卡之路》，描繪通往西伯利亞流放地的古道。每聽悲歌交響曲，就看見這條流放者之路，就想起古往今來行進在這路上的身影，還有路上的愁雲、墓碑、被遺棄的路標……。

——用語言描述音樂感受，是人世間諸多蠢事中的一件。多少次了，夜半時分，我沉浸在悲歌交響曲中，試圖用文字傳達我的感受而摔筆興嘆！我終於三復鼓勇，始敢堅持煞風景，是因為這部交響曲實在使我不能不如此。

雖然如此，這音樂仍有一個特質，我無法表述也不能比喻。這個特質是樂音牽扯心魂的傳感器，是它行使其意義主權的通行證。沒有這個特質，無論多么高超的創作技術和完美的演奏技巧，都將對牛彈琴。這個特質，只有一個漢字可以表述萬一，就是“美”。美的旋律與和聲，使音樂具有“樂感”，具有靈魂。美的音樂若缺少意義，就如同“洗手間音樂”，令人麻木，至於充耳不聞；但擁有意義而不美的音樂（一般是那些無調式音樂和無調性和旋），令人難於沉入、浸淫，只能供專家研究。“悲歌交響曲”，其意義盡墨可書，其旋律一個“美”字已盡，不能多言。它是這部交響曲所有意義的載體，是聽眾所有感受的基石。它沒有這個特質，本文是廢文一片，所有相關文字都是垃圾。

　　

以上描述，是悲歌交響曲第一樂章的上半部分。接下來，音樂進入主體部分：聲樂。悲歌交響曲為女高音而做，分為三個獨立的挽歌樂章，分別表達三位失去親人的女性的哀悼。

第一樂章的素材和主題取自15世紀一首古老的波蘭語悲歌：圣母瑪利亞在兒子受難的十字架下的悲悼；第二樂章歌詞源自二戰時期蓋世太保監獄墻壁上一段銘文，一位18歲女囚行刑前寫給自己母親的話；第三樂章來自中歐東部地區西里西亞一首民歌：一位母親尋找自己在戰亂中失蹤的兒子。三首挽歌，兩首出自失去兒子的母親，一首是女兒臨終給母親的遺言。輿論公認這個樂曲的主題是母性、戰爭和分離。我認為可以總結得更抽象些，是女性面對死亡的呼告。死亡是人類的終極災難，女性是人類和平、寬容、悲憫精神的象徵。

在倫敦小交響樂團（London Sinfonietta，一家英國室內樂團）灌製的唱片中，三個樂章全部由美國女高音歌唱家鄧·阿普秀（Dawn Upshaw）演唱。鄧·阿普秀1960年出生，加盟悲歌交響曲之前在美國聲樂界已小有名氣，1993年演唱這首曲目後名聲大震。她的音質圓潤而明亮，飽滿又輕盈。在女高音換聲區F音上下，她如入無人之境，穿梭自如，聽不出任何坎陷和破綻。同時她氣息控制絕佳，高音區的弱音控制尤其功夫獨到。若雞蛋裡挑骨頭，是她的音色在元音“啊”（a）與“嘔”(o)二者之間，有幾乎不可辨識的、只有專業耳朵才能分辨微弱差異，實在無傷大雅。她對三首悲歌的演唱以理性見長，深沉委曲，不做過度解讀，使得人聲與樂隊旋律渾然一體，有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泣而莊嚴的效果。聽她那輔之以長藤繞樹般的管風琴與弦樂伴奏的演唱，直為上等的音樂享受，不可能不受悲情傳染。

圖4，倫敦小交響樂團灌製的“悲歌交響曲”唱盤中，三個樂章全部由美國女高音歌唱家

鄧·阿普秀（Dawn Upshaw）演唱

    交響曲撬動了當代人文地質層，而且隔洋觸動了我這東方異族的感情，我搜索作曲家的生平，果然看見了足以解釋這種感受的憑證。作曲家亨裡克·戈雷茨基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他的諸多家人死于納粹集中營，那些罪惡的地名鎖定了他的親人的性命：達豪集中營關過他的祖父，奧斯維辛關過他的姑媽……。

　　七十年代，格戈雷茨基到鄉間尋找音樂素材。他走過無數戰爭遺跡，在一處處猶太人受難地，他看見很多囚徒刻在監獄墻壁上的絕望與憤怒：“給我自由！”“劊子手！”“兇手！”“我是冤枉的！”“你（上帝）必須救我”……。格戈雷茨基回憶說：“我必須承認，我總是被夸張的詞匯、復仇的吶喊所激怒。”但是被激怒的音樂家這一次沒有蘸着腎上腺素譜曲。他繼續穿行於苦難的大地，在波蘭南部塔拉（Tatra）山脈角下那個叫做扎科帕（Zakopane）的小城，在蓋世太保指揮部地下囚室的牆壁上，他看見了另一種語言：

不，媽媽，不要哭泣。天堂最圣潔的女王（指圣母瑪利亞）總是保護我。萬歲瑪利亞。

這行字有落款：“海倫娜·萬達·波拉蘇斯亞科娜（Helena Wanda Błażusiakowna），18歲，被囚於1944年9月26日”。

    亨裡克·戈雷茨基停下腳步，久久地望著這一行字，感到心靈一陣抽搐。        

　　格戈雷茨基後來回憶說：面對死亡也許我會向人們那樣狂呼，“但是我發現的這個句子不同，幾乎是為自己陷入如此困境的一種歉意或解釋。她是在尋求籍慰和承擔，詞匯簡短，意味深長。”（註1）他進一步解釋說：“呼天搶地中，這里有一個女孩，如此與眾不同，她沒有絕望，沒有哭泣，沒有聲嘶力竭地要復仇。當此厄運，她將自己置之度外，唯一掛念的是母親，因為她的母親將承受真正的絕望。” 格戈雷茨基說，囚室牆壁上這行字，是某種超凡脫俗的東西，使他深深著迷。（註2）

　　他深受震動的不是男人的反抗和吶喊，而是女性的悲憫和愛，一個女孩在厄運中依然如故地悲憫和愛。

　　悲歌交響曲的另外兩章（第一和第三）輓歌，是作曲家分別在15世紀和19世紀的波蘭民間樂曲中找到的。前者是波蘭南部城市的一首民歌，瑪利亞在骷髏山哀悼她的兒子基督受難致死：

　　兒子，我的被揀選的愛，讓媽媽分擔你的創傷。我總是珍藏你在心中，悉心照料，地久天長。跟媽媽說說話吧孩子，使我歡暢，雖然你已然離開了我，我珍寶般的希望。

　　

圣母瑪利亞堅韌、節制、無條件的愛和無怨悔的承受，是人類母性的象征。

    后者來自波蘭南部西里西亞，一位母親在戰爭廢墟中尋找失蹤的兒子：

我最親愛的兒子到哪里去了？也許在太陽升起的時候，殘忍的敵人殺害了他。

啊，你們這些惡人！以最聖潔的上帝的名義告訴我，為什麼你們要殺死我的兒子？

我再也不會得到他的支撐，即使我哭瞎眼睛，淚流匯聚成另一條奧德，河水也不能使我的兒子復活。

他躺在墳丘，我不斷詢問，卻仍然不知墳在何處。

也許這可憐的孩子屍橫亂崗，他本該躺在溫軟的床上。

啊，為他歌唱吧上帝的小歌鳥，因為他的母親找不到他。

還有你，上帝的小野花，請四處盛開吧，使我的兒子安息。

    格戈雷茨基熟悉各種民歌曲調，他為這首歌曲長久地震撼。情感樸實、旋律單純，任何職業詩人也難以如此血色心弦，大音希聲！他說，撼動他的不是悔恨、絕望和自暴自棄，僅僅是一個母親失去兒子的那種強烈的悲傷。（註3）

　　戰后的波蘭被意識形態格式化了。政治宣傳敗壞審美意識，藝術被迫嫁給了權力。因而被政治强奸的藝術聚集了反抗的力量，在不多的自由空間中蓄勢而發，如一九五六年“華沙之秋”音樂節創立，就給抽象藝術開辟一席之地。但在力圖擺脫政治鎖鏈時，先鋒藝術家們把時代苦難和真實感受一道擺脫了。作曲家們沉浸在遠離政治的琴房里，在超音樂或反音樂的現代音樂技術中，制作自己華麗的反傳統行頭。

　　格戈雷茨基原本是其中一名從眾者。他卻在七十年代初背叛先鋒派音樂理念，放棄了十二音律及不和諧音響的現代音樂教條，他從外邊關上了琴房的門，走出教學樓，走進鄉間民俗和歷史，回到了真实的现实，重新感受民族和人類的厄運。他從无调式、无调性、无旋律、无和声、无生命却杂如乱麻的虚无主义噪音中，回歸古老的宗教聖詠模式，遵循“簡約主義”（Minimalism）創作原則，採納樸素的和聲與簡化的結構。同時，他讓旋律在特定的節奏中重複再重複，讓那旋律悲聖哀悼、绝尘绝俗、如泣如诉、如露如电，那节奏徐缓沉郁、首尾相接，此起彼伏，不绝如缕。

　　——他走得太远了！真是大逆不道。他立即招致先锋派音乐界全体一致的嘲笑和攻击。音樂評論家海因茨·科赫（Heinz Koch）當時就為波蘭《音樂》雜誌（Polish Music Journal）撰寫評論嘲笑說：第三交響曲“拽出三個老掉牙的民歌，沒完沒了地折騰了五十五分鐘。” (Musica 31, no. 4. 1977. p 332.) 這算是最客氣的了，更有評論家認為此曲污染了先鋒音樂的名聲：第三交響樂“增加了一些無聊垃圾，環繞在先鋒音樂的頂級周圍”。（註4）

　　此曲一九七六年創作，七八年在波蘭錄制唱片，出版界無人看好。但是到了二零零二年，BBC “音樂雜志”公布：此曲名列十年來最受歡迎的十個光碟之列。雖然如此，不少人業內人士仍要悻悻然貶低他一把，說：“這家伙寫這曲子的時候不過是個不起眼的‘憤青’”！（註5）

誰走得太遠了？先鋒藝術家們違背人類審美心理結構，走向形式主義和虛無主義，在當代已然成風。人們偏偏在現代派無數音樂作品中選擇了這一部，哪怕它“冗长单调”，哪怕它“只有悲傷的弦乐”、只有“孤獨的女高音”（Ronald Blum）、只用波蘭語演唱！悲歌交響曲在1992年東歐蘇聯鐵幕落下之後才走出波蘭，向世界擴散，卻一舉登上當代音樂作品出售率鰲頭，不僅在“最受歡迎的古典音樂”中名列前茅，在“最受歡迎的通俗音樂”作品中也名列前茅。而且在西方權威刊物BBC《音樂》雜誌記錄中迄今依然保持這個記錄。“上百萬悲歌交響曲光碟走進聽眾家中，這部樂曲攀上了20世纪作曲家們的终生不逮之梦”。

被切斷的波蘭歷史，就這樣重新與未來接軌，“後社會主義藝術”的犬儒主義、無病呻吟的藝術家，就這樣找回了自己的聽眾；鐵幕中被洗腦而淘汰出人類文明家園的波蘭人，就這樣在自己忠實的藝術家帶領下，重返家園。

 

圖5，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當代波蘭作曲家亨裡克·戈雷茨基（Henryk Gorecki），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

與世長辭。他的第三交響樂，又名“悲歌交響曲”，十年來連續佔據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榜首。

　　悲歌交響曲誕生于波蘭并非偶然。

   　 近代波蘭掙扎于法、俄、奧、德、蘇等國無休止的爭奪中。一戰，它用自己的肉骨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血腥奇跡：五十萬死者悉數為平民！二戰，它首當其沖成為被入侵的國家，而且是三個國家接踵入侵：德國、蘇聯、斯洛伐克！波蘭並再度淪為俎上魚肉，任人宰割：死亡總數僅次于俄國和德國兩個大國，而且在六百八五十萬死亡總數中，竟有六百萬是平民！期間，一九四四年八月為保衛領土主權抗德防蘇的“華沙起義”中，兩個月內二十萬華沙人倒斃在納粹屠刀下，七十萬人被驅逐。華沙這座美麗城市戰前歷經入侵、戰爭、割據、毀滅、改造，已然淪為一座巨大廢墟。如此不堪的厄運，原因在于波蘭是世界猶太人的主要繁衍地和最大群居地。納粹政府從一九四一年末開始，用火車把猶太人運送到波蘭的八個集中營。這項特殊運輸事業在一九四四年進行了整整一年，鐵路直貫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內，猶太人下了火車直接被送進毒氣室。到一九四五年，百分之九十的波蘭猶太人已化為天空中的灰燼。

　　捱到二戰勝利、法西斯滅亡，焦土廢墟上，另一頭源自歐洲、罪愆俄國的巨獸，共產主義，從莫斯科返回家園。其結果是，東歐的主權剛從戰場上收回，人權就從后院丟失。波蘭命運更其悲慘，主權和人權雙雙歿于蘇聯強權之下——斯大林背棄雅爾塔協議，無視波蘭流亡政府的存在，以五十萬軍隊武裝占領的壓力，迫使波蘭接受以百分之八十蘇軍成分組建的所謂波蘭軍隊，指使波蘭共產黨掌握波蘭新政府要職，操縱選舉，鎮壓反對派。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三萬政治反對派死于斯大林的政治鎮壓運動。（註6）一九五六年起義前后和期間，再有三萬多人遭到處決。（註7）波蘭猶太人命運并未因納粹失敗而好轉，蘇聯在波蘭實行排猶主義，導致二戰劫后余生的猶太人移民以色列。此后，波蘭猶太人口只剩寥寥數千。波蘭這個猶太宗教、文化、政治、人口共同體的載體，不復存在。

　　波蘭被劫持被摧殘的命運刻下了人類黑色的五線，它百分之十七的受難生靈熔鑄了高低長短音符，它的斷壁殘垣摞疊成相互交織的聲部，它飄上天空的骷髏灰燼搭起了連綿起伏的復調。波蘭這苦難的產婦，孕育了一幅濃縮的、遮天蔽日的人類生命受難圖。

　　音樂是上帝的語言。當世界大提琴之父、被驅逐到歐洲的蘇俄大提琴演奏家羅斯特羅波維奇在歐洲拉響他的琴弦時，東方指揮家小澤徵爾（Seiji Ozawa）從中聽見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選民，猶太作曲家亨裡克·戈雷茨基一定在某個深邃的星空下，在經年嘈雜無序、狂轟濫炸的現代音樂休止的間歇，聽見了自己靈魂深處不屈不撓的獨白，那獨白直接神示，直通靈感。於是他從一個平庸的作曲家，瞬間成了波蘭出色的說書人。波蘭的苦難借助他的音樂，傾瀉而出。

   悲歌交響曲跨越語言的高山和文化的屏障，傳遍世界，這就像它必然產自波蘭一樣，也不是偶然的。它孕育之前，人類剛剛從屍山血海中踉蹌爬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九個國家卷入，德國死亡人數是一百八十萬八千，奧地利-匈牙利死亡人數是一百二十萬，俄羅斯：一百七十萬，法國：一百三十八萬五千，英國：九十四萬七千，意大利：四十六萬，波蘭（非戰人員）：五十萬，土耳其：三十五萬，羅馬尼亞：三十五萬。不算受傷的一千九百五十三萬六千人，加上參戰的美國陣亡的十一萬五千人，一戰期間人類自相殘殺而死的總數高達八百萬。（註8）

　　此後不到三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二十九個國家卷入。丹麥死亡人數是四千，盧森堡公國死亡人數是五千，南非死亡人數九千，挪威：一萬零二百六十二，新西蘭：一萬兩千，保加利亞：二萬一千；西班牙：二萬二千，阿爾巴尼亞：二萬八千；澳大利亞：二萬九千，印度：三萬六千；加拿大：三萬九千；芬蘭：八萬四千，比利時：八萬八千；荷蘭：二十一萬；英國：三十八萬八千；捷克斯洛伐克：四十萬，意大利：四十一萬，美國：五十萬，希臘：五十二萬，奧地利：五十二萬五千，匈牙利：七十五萬，法國：八十一萬，羅馬尼亞：九十八萬五千，南斯拉夫：一百七十萬零六千，日本：二百萬，波蘭：六百八十五萬；德國：七百零六萬，中國：一千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俄國：二千一百三十萬。二戰各國死亡總數是五千六百一十二萬又五千二百六十二人。據提供這些數據的“希特勒歷史博物館”（Hitler Historical Museum）稱，這還是根據可以統計的數字做的統計，是一個不完全統計。而據互聯網“維基百科”依據世界各國以及各國際權威機構的綜合數據公布的資料，二戰死亡人口遍及五十七個國家。

    ——自相殘殺是人世間最殘忍荒謬的暴行，死亡是人類災難的終極結果，悲歌交響曲產生的時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瀰漫悲情，世界啞然失語，猶太人失去家園的時代。至今這悲情變換為各種現代主義情結，遲遲不退。悲歌交響曲每個音符都是對人類苦難回應，整個曲子反復吟誦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的巨大廢墟與殘照。

從一九六零年開始，格戈雷茨基就著手創作表現納粹大屠殺的音樂，但是結譜多部作品，未有一部完成。在悲歌交響曲中，作曲家采用三個相互獨立樂章的結構，顯然是要區別于貝多芬第五、第九交響樂為代表的反抗——斗爭——勝利的模式，遠離有關爭戰主題的傳統表達。評論家們理所當然認為，此曲是獻給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的犧牲者的。但是作曲家否認這種解讀，他表示，此曲的敬獻對象僅有一位，是女性，是他自己的妻子、他的孩子的母親。他不認為此曲直接來自集中營，他否認此作是對政治的直接反應和對歷史事件的塑造。（註9）

波蘭與德國在歷史上不共戴天，但是令格戈雷茨基深受震動的顯然不是屈辱中的仇恨與戰鬥，而是苦難中的承擔與悲憫。當戰爭陰云散去，悲聲從墳冢升起，青草不分國界地覆蓋在白骨累累的戰場，格戈雷茨基記得那些寫過偉大音樂作品、陶鑄過人類高尚心靈的作曲家巴赫、舒伯特、舒曼，他們與希特勒一樣，也是德國人。作為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和犧牲者的后代，他超越了殺戮與復仇的人世觀念；作為波蘭廢墟上的作曲家，他升華了博愛、悲憫的永恒主題。他申明：“第三交響樂不是關于戰爭的，不是一個末世審判。它是一支普通的悲歌交響曲”。（註10）

　　豪華落盡見真純！這正是悲歌交響曲的神奇魅力所在。這不僅出自它的悲情悲悼，更源自它的憫宥憫念。沒有后者，亨裡克·戈雷茨基的第三交響曲充其量只是一首悲歌，有眾多杰出的音樂作品站在那悲情峰巔，與之媲美。就我個人的體驗，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尤其是它的慢板第四樂章，已將人世悲情展示的分毫畢現，那不斷下降的音符與旋律，淋漓盡致地宣泄着弱敗者的創痛，及至沉湎哀喪，死亡的自覺……。柴六的悲愴交響曲不可多讀，不能細讀，那是生命中最后一次蟄人肺腑、充斥屈辱的撤退，一種剜心剔骨、難以認可的失敗。但是，悲愴所描述的是四維空間，著眼此在世界，糾結、擁抱的是結實而沉重的現實生活，它的悲情沒有翅膀，飛不上天空，它可以令人泗涕橫流，清潔的卻只是自己的面孔。而當悲歌交響曲響起，不事渲染的旋律深厚、蒼涼而沉著，疊起疊落而循序漸進，它使人從悲苦中升起，進入物我齊一、天人同在、圣意蕭遠的境界。它超越了個人與宗族、階級宿怨，那是一片落葉紛然而浸染霜紅的大森林，那是一次承受厄運而憫人之兇的寬恕，那是一種擁抱宿運而寄望未來的堅韌。經歷了最初的黑暗，那些平緩起伏、連綿不絕、哀而不傷的旋律中，有一種祈禱和祭奠，有一含隱忍和坦然，有一泓銜接天宇蒼穹的終極關懷和仰望。

不，還不止於此，悲歌交響曲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它優雅、堅定、沉著、不屈不撓的特質，是它接受厄運卻絕不低頭、歷盡磨難依然初衷不改的暗示。悲歌交響曲，是音樂中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它浸潤着淚水和悲苦卻不准備撤退，充斥着荒漠和風沙，卻堅定地伸向前方；在那裡行進的人們，手中沒有武器只有蠟燭，弱不禁風卻力道無邊，他們軀體可以倒下，他們的精神永在；它路旁的那棵大樹，見證了人類理想精神和內聖氣質……無論歲月流逝，滄海桑田，悲歌交響曲告訴我們，從孔夫子到柏拉圖，從釋迦摩尼到耶穌，從甘地到托爾斯泰、從曼德拉到特麗莎修女……人類因為有精神維度，所以曾經氣宇神聖而莊嚴，品質高貴而柔美，能夠受盡苦難而百折不回。這種感受在第三樂章中極為強烈。第三樂章是一位母親對戰爭中失踪兒子的呼喚與尋找，對上帝的哀告與訴求。雖然與歌詞表述的情節具體哀婉，但旋律和配器富有極強的形式感：管風琴的伴奏音色，鐘聲的模擬效果，暗示濃重的宗教氣氛……。從第八分鐘開始，出現稍加明亮的樂音，繼之以不絕如縷的上行音階和不斷重複的堅韌地突進，此後音節依次沉重下行，一步一頓，五步倒底，突然鐘聲揚起，音樂上拔，一步就回到高地，然後是高地上重複的鐘聲！頂住襲來的狂風堅持挺立！又一步步地沉重退下，再突然推進到高地，不屈不撓地堅持，又退下，再上去，再退下，再上去…

圖6，作家馬建讀此文，送來了這張圖片。出處不詳，我看見的是一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

在通往西伯利亞流放地的弗拉基米爾卡古道上，面對低空奔湧的烏雲！

不斷揚起鐘聲瀰漫天地，印刻母親不屈不撓的意志；綿長延續的管風琴飄浮波動，是她柔弱身體的披風。我看見母親在曠野中，長裙瀉地，雙腳滲血，艱難地行進，迎著漫無邊際的荒原，她遭受人間殘酷征戰的惡果，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悲苦淒涼卻為了愛而堅韌不拔。她一聲接一聲地歌唱，一次接一次的佇立；又一次接一次地歌唱，再一次接一次地佇立，就像古道上長風的嘆息，又像烏雲縫隙裡透射曠野的月光……。那些荒野上的小花，不知是否最後淹沒了她的長裙？天若有情，總該聽見了她的哀告！

格戈雷茨基及其悲歌交響曲，被界內人士列入宗教聖詠之首，該說是恰如其份。但它並非教堂內的聖詠那樣沉悶而程式化，它突破了教堂的穹頂，擺脫了煩瑣的儀式，它讓鐘聲響徹整個大地，讓燭光走上街頭，讓行為超越功利，讓信念消解苦難。

 音樂超越文化籓籬，沒有國疆畛界，無需文字畫蛇添足。可是悲歌交響曲傳遍世界，竟不入中國門。

二十世紀的中國，從抗戰、內戰焦土中爬起，就陷入另一個人為的深淵：共產主義。毛澤東得鹿，紅色災區蔓延到帝國人類生存各個領域。在政治大清洗和歷次政治運動中，這個災區，加上他的老大哥蘇聯的災區，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和，最高估計是一億二千萬到一億三千八百萬。沒有滑鐵盧戰役，沒有敦克爾克大撤退、沒有釜山最后一線，沒有“無差別大轟炸”和原子彈轟炸，兩個非戰狀態的帝國非常死亡人數之總合，少則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和種族滅絕死亡人數的總和，多則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的兩倍。這並不算當局建政的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期間，生態環境嚴重污染導致的每年四百八十萬生命的非正常死亡。—— 大陸中國鼎革伊始，祭奠與悲悼就是我們時代的主題，祭司與超度就是我們社會市場最迫切的需求。

哀鴻遍野，悲歌可以當泣；故國不再，遠望可以當歸；可是我們的大陸厚土流失，祭壇荒蕪……幾代痛失說書人，為何我們若非滿台上鶯歌燕舞，就是滿台下狂轟濫炸？為何我們竟然聽不懂亨裡克·戈雷茨基的悲歌？為何我們無緣成為這部交響曲之精神最默契的國度？

 圖7，這是世界一流的交響樂團，倫敦“皇家愛樂交響樂團”灌製的悲歌交響曲光碟的封面。

這張光碟一定要聽！

　　　　　　　　2009年9月12日撰稿，2013年7月7日刪改　

             2014年1月29日再修訂於華盛頓（註11） 

今日小年，冬天的殘雪幾天前覆蓋過地上的腳印

 

註釋：

註1：Thomas, Adrian. "Górecki (Oxford Studies of Compos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註2： Górecki, Henryk Mikołaj. "Remarks on Performing the Third Symphony". Polish Music Journal, Vol. 6, No. 2, Winter 2003. ISSN 1521 - 6039. Retrieved on 29 May, 2007.

註3，參閱Thomas, Adrian. "Polish Music Since Szymanowski". London: Cambridge, 2005. 358.

註4：Dietmar Polaczek."Neue Musik in Royan", Österreichische Musikzeitschrift, July–August, 1977.

註5：Jane Perlez "Henryk Górecki". New York Times, 27 February, 1994. Retrieved 29 March, 2008.

註6：Tina Rosenburg, 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 (1995)

註7：轉自http://users.erols.com/mwhite28/warstatx.htm Matthew White：Death Tolls for the Man-made Megadeath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註8：引自http://users.cybercity.dk/~dko12530/ww1.htm  .

註9：Howard, Luke. "Motherhood, Billboard, and the Holocaust: Perceptions and Receptions of Górecki's Symphony No. 3". The Musical Quarterly, 82, 1998. 131–159.

註10：Jacobson, Bernard. "A Polish Renaissance". London: Phaidon, 1995.

註11：刪節版“悲歌交響曲浸禮”原載《黃花崗》第46期，2014年1月：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46/HHG%2046%20PDF.pdf

這是未刪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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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小交響樂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ITZUQ_uIU&list=RD-mEWlGLkjIw 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WlGLkj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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