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陽光時務 2012年9月17日發佈
文 / 北明
「經年牽掛鴻書每問何日歸；常報平安總說冰雪消融時」
冰雪未消，又臨秋風重露……
——謹以此文祭奠我今日在大陸中國去世的老父親
1989年天安門天安門民主運動到2012年此書再版之間，隔著23年歲月。23年，一代人已經成年，一棵樹苗已經樹影婆娑，一對怨敵已經能夠相對一笑泯恩仇，而各地公安局搜去的八九參與者的「罪證」已經落滿灰塵。
六四屠殺之後的大約第十三個年頭開始，我陸續接獲八零後一代的來信，要求媒體發掘八九六四真相。他們稱這一事件為「歷史事件」。他們大部分是我的聽眾。確切聽見人們稱八九六四事件為「歷史」，有些錯愕。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連續數十日人潮洶湧、呼聲鼎沸，少至數萬人，多至幾十萬、上百萬，最多時數百萬人，佈滿了大街小巷、天橋、廣場、地鐵站！卻在六月四日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統統鑽入了地下。十數年沉默之後，從那片地下鑽出來的人，竟不再知道八九六四為何物，不再記得自己鑽入了地下！不再清楚自己一直生活在虛幻的現實中。「對於我來說依舊不言而喻的事實，在他們眼中已經變成了歷史和難以理解的東西」，戰亂中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面對年輕的朋友對歷史的無知曾經如是說。他悲哀地指出：「連接我們今天與昨天以及過往歲月的橋樑已經斷了。」誰能料到，茨威格半個多世紀前的感歎，在他身後竟轉而成了東方中國的巨大現實。
歷史曾經是中國人的宗教。自有文字三、四千年以來，中國民族依靠歷史明是非，承前啟後，既往開來，個人依靠歷史覈公論，超越有限，獲得永恆。中國知識人講究立德、立功、立言，這所謂人生「三不朽」據以為立的，並非現世的褒貶，而是歷史之公論。
中國人能夠而且總是在歷史中尋找到西方宗教所提供的同樣的精神力量、生命依託和自我超越的依據。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文化注重現世生活，缺少形而上的生命維度，另一方面，傳統中國的歷史基本上是「信史」，承擔得起這個使命。中國歷代編篡國史的機構相對獨立於權力而不受干擾，記載歷史的史官們因而能夠秉筆直書，不僅記錄真實，信而有據，而且「示好惡之公，昭是非之正」（孫中山語）。所以，中國傳統「史」學之功能，在當代，相當於自由社會的輿論監督；在過往，相當于明鑒未來的天庭（上帝）的審判。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文化危機與現代轉型，風雲激蕩中，史學的意義並未改變。民國伊始，孫中山先生就支持儘快建立「國史院」並推薦「碩學卓識」的章太炎為國史館館長。嗣後，他為廣東革命根據地頒佈的「考試院組織條列」中，強調史學科的歷史基礎和史學理論方法。他明確堅持信史原則，資料顯示，他在《同盟會史》序言中指出，一部信史的意義在於「可以勸於今而信於後」。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中正更是從中國史學與歷史人物中汲取人生養料，他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信徒」，王陽明思想學說的踐行者。
事實上，從民國時代一路過走來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毅等，以及那一代信奉共產主義的文人，大都推舉、注重歷史。
毛澤東讀史最甚，不僅《二十四史》反復閱讀，一部《資治通鑒》，據說讀了17遍，心得最多。他總結袁世凱、段祺瑞之敗，說是「均系不讀歷史之故」，因而勸全黨幹部都要讀歷史。周恩來重歷史旨在國家社稷，他指出：一個民族如果忘記歷史，就會成為一個愚昧的民族，不能建設社會主義。1971年，他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小組組成員，要求他們多出歷史書，他質疑說，「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能行呢？」他反對中國人忘記中國歷史。朱德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算是個「大老粗」，可是他竟然讀美國史。美國獨立戰爭中各地農民參軍參戰，打敗了英國皇家軍隊，對他是極大的鼓勵，他說他那時就知道，「總有一天，中國農民也會像他們那樣，為自由獨立而戰鬥」。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與民國時期政府領導人不同的是，前者是無神論者，信奉唯物主義，他們的歷史觀是功利主義的，他們對待歷史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主張歷史教訓經驗為我所用。這並不能算錯，但是無神論世界觀決定了他們不相信死後審判、不在意身後洪水滔天；權力至上和功利價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為了事實真相而犧牲黨的利益。所以，歷史在他們手中，必然失去獨立性而嫁給政治，成為附庸。由此，邏輯上，歷史在他們手中難以避免偽史的命運；事實上，當他們面對自己錯誤的時候，必然修改歷史。
儘管一再修改自己的歷史，他們畢竟浸淫於中國歷史，深諳春秋經緯，微言大義的作用，多少要受「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范仲淹《近名論》）的傳統中國歷史觀念的制約而有所忌憚。五、六十年代之交，超英趕美「大躍進」，農業「放衛星」，糧食「高徵購」，導致全國大饑荒，人相食。此後官方改寫歷史，隱瞞真相，將數千萬人餓死的原因嫁禍於無中生有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然而，私下裡，劉少奇和毛澤東發生爭論時，說了一句重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句話，提請毛戒懼歷史的審判功能。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歷史「終審」彌補宗教中「最後審判」之缺失，不會放過任何一位暴君。因而，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毛，使他決心打倒劉，並令其死無葬身之地。劉少奇屈死前又提及「歷史」：「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這樣的信史觀，是他死而瞑目的前提。——這一段紅色秘聞，相當有力地證明了歷史的審判功能和道義權威。即便如中共統治集團這樣懼怕歷史並傾力掩蓋、扭曲歷史者，也無法逃脫。
在大陸民間和海外中國，搶救歷史的工作事實上早已悄然開始，很多有責任感的知識人獻身於此。本書的再版，是這一艱苦卓絕努力中的一個小小嘗試。一本出版後關在國門外19年無人問津的書，居然再版，居然再一次準備被關在國門之外，承受孤獨寂寞的命運而不畏自生自滅，不是因為我有這份勇氣再死一次，而是因為我確信，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無論能力大小，都有義務和責任，以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的民族恢復歷史、銜接未來盡心盡力。
本書第二章自由潮，是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回憶，當年為了避免牽累他人，我打定主意「我的池塘沒有魚」，這次再版，六四的血腥恐怖遠去了，因而我把當年為了安全而隱去的他人姓名儘量一一填上。參與八九，是參與者們的光榮，雖然在當局20多年如一日的詆毀下，「民運」這個漢語詞匯幾乎成了貶義詞，但是，冷戰結束的歷史、蘇聯和東歐諸國解放以來的國際共運史已然證明，八九民運是世界民運的一部分，其榮耀不是謊言和宣傳可以在任意敗壞的，也不是專制政權能夠永久抹煞的。
除了補上已有的記述中的人名，這次再版我還試圖補充一些相關的事件及人物，卻立即發現，很多細節和場景、人物，已經因歲月流逝，追憶不及了。比如，千辛萬苦來到天安門廣場廣播站的那位「公民」，他為了面見學生領袖，親自通報即將戒嚴的惡訊，冒險向我說明了他的真實身份，出示了自己的證件，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在以後審訊和逃亡的歲月裡，為了他的安全，我刻意忘卻了他的姓名。我當年沒做筆記，所拍圖片也在後來的顛簸中丟失了，沒有任何可靠的線索恢復那些失去的記憶。只好遺憾！
事實真相不顯，微言大義不存，為此之故，另一些章節中隱去的事實與姓名，這次也儘量加上了。
本書初版時的副標題是「八九囚禁紀實」，這次再版改為「八九六四囚禁紀實」，以便含義指向更加確切。此外，本書初版時，由於逃亡期間寫作的倉促，後由於簡體字正體字的轉換，終囿於在港隱居避難狀況的種種限制，而出現了太多的錯別字。那時留下的缺憾，在本次簡體字版本中，盡力做了彌補。
19年後再讀此書，對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處收審我們的警察，我有了一些不同于當年的感受，願意略做陳述，與讀者分享。當年出於對專制制度非人性之本質的認識，我對這些警察滿懷敵意和戒備。我既不習慣、也不願意把這些警察視為有血有肉的個體，我擔心這樣會淡化他們作為專制機器上螺絲釘的存在本質，尤其是六四屠殺槍聲在耳，北京街頭血跡未幹，我沒有任何心理能力抹煞或填平他們與我們之間奴役與被奴役、鎮壓與反抗的鴻溝。而現在，回看當年的經歷，我覺得我應該客觀地指出：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處的警察，基本上是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審理我們的案件的；此外，根據我的經歷和我的分析，他們對北京八九民主運動是持同情態度的。
對於當年的經歷，我發現自己有了一種有別于當年的感受方式。當年，雖然我的筆下總是對警察們作為個體有所區分，但這純粹是出於忠於事實本身的職業訓練。實際上，我當年傾向於把他們看成鐵板一塊，更願意把他們看成專制機器本身。而現在，我傾向於更多地深入他們的內心，更願意觀察和體會他們作為專制機器部件的不同功能以及不同來源。我甚至覺得有必要分析這些部件的原料、結構和構成。我同時認為，有必要在此一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再來反觀這個巨大專制機器的運作狀態。
這種感受方式和觀察角度的變化令我有些驚訝，也使我深思。將這些思考寫出，將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容我就此收住。我在這裡能夠簡單表明和肯定的是，我這一思維方式和感受方式的轉變，不意味著我忘記了六四的血跡，否定了八九的精神，忽略了專制制度的殘暴。事實上，這種轉變不是一道可以以加減方式來計算和解讀的數學題。
鳴謝：首先我要感謝一位同道，多年前就幫助我將這部書稿的全部文字輸入了電腦，此書文稿寫於逃亡途中的1990年，那時電腦尚未光臨中國大陸，這位同道後來的辛苦勞作，使此書的紙本文字在多年以前就變成了易於操作的電子文本，似乎期待著今日的再版；其次，我要感謝一位友人，讀過此書後立即四處尋求再版的可能，幾經努力，最終使這本在大陸沒有出版空間的書，在海外再版；再次，我想感謝大陸為此書設計封面的兄弟，不是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審美智慧，曼哈頓島的自由女神不會出現在這本書的封面，女神的呼喚即便借助美國詩人之口，也不會躍然於封底的天空！最後，我要鄭重感謝美國紐約柯捷出版社，竟然接受這賠本的生意，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為了公義和理想，犧牲利益和實惠。
德國文學巨星席勒在逃亡途中曾債臺高築而漂無定所，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他不期然接到四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熱情邀請，最終長途跋涉，從曼海姆來到萊比錫，受到了他們熱情的歡迎和無微不至的關照。孤獨絕望中的席勒，心情、體力、創作為之一振，在無限感激的心情中，他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歡樂頌》，謳歌人類在兄弟情誼和普世之愛中的歡樂。此作長久地感動著作曲家貝多芬，20年之後，貝多芬將此作的精華部分寫進了自己《第九交響樂》的終曲大合唱，完成了人類普世之愛的完美、精確、典型的表述！
——我們總是習慣於抱怨命運，忽略自己的幸運。此時，美國北維吉尼亞州夜闌人靜，當我懷著感激之情，回顧此書的再版歷程時，才發現，竟有這麼多雙手，天各一方而素無交往，卻先後推助了此書的再版問世。雖然這不過是關於八九六四的個人回憶錄，不過是一本小書，但它所經歷的幫助，體現了建立在公義和道義之上的愛，本質上與《歡樂頌》的主題是一樣的。我想，這些來自不同方向的手所共同握住的公義、體現的愛與良知，就是我膽敢以微薄之力傳喚歷史、抵抗遺忘、面向未來的勇氣。
2012年8月21日
於太平洋上空
於太平洋上空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 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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