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10周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下，我問當時卸任的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Jim Sasser）：一九八九年中國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否以任何方式影響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回答是明確的：No。
我對這個「No」印象深刻，它引起我對自己立場的質疑：我一直認為中國八九民運從時間順序上和邏輯關係上都不可能不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發生影響。美國的歐洲中心主義一百年來始終把中國放在地球的邊緣，中國49年後也屏蔽了世界，但是西方信息世界從來沒有屏蔽中國，世界始終从專業媒體了解中國版圖上發生的任何重大消息。雖然如此，如果沒有事實做依據，中國八九民運影響東歐歷史進程的判斷，就是一廂情願。
我修正了自己的問題：中國的八九民運是否以任何方式參與了東歐的歷史進程？
又過了10年，八九六四20周年的2009年，這個問題經由西方記者的報導，得到答案，同樣是明確的：Yes。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後的天安門廣場（Public Domain）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的天安門廣場（Public Domain）
八九六四：北京和波蘭
1989年6月4日中國天門門民主運動慘遭鎮壓，西方統稱「天安門大屠殺」（Tiananmen Massacre ）。同一天，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一件性質相反的大事件：波蘭開始舉行第一次自由選舉。其結果出人意料：即使在事先規定的有利於波共獲選的情況下，獨立團結工會依然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波共慘敗。此後，波蘭成為戰後東歐第一個非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這場選舉被證明是東歐民主化的起點。6月4日由此成爲波蘭乃至東歐的「公民權利日」。
波蘭的這次選舉從6月4日延續到18日，是當時波蘭人生活的頭等大事。但是大選的第一天，華沙電視屏幕上展示的卻是當天北京的血腥場面：全副武裝的士兵屠殺學生，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
波蘭的這次選舉從6月4日延續到18日，是當時波蘭人生活的頭等大事。但是大選的第一天，華沙電視屏幕上展示的卻是當天北京的血腥場面：全副武裝的士兵屠殺學生，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
致力於前東歐國家歷史研究的英国學者蒂莫希•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6月4日人在波蘭，他回憶說：「我與興高采烈的波蘭友人們一起回到華沙一個報社編輯部的那個下午，从電視屏幕上看到的第一個顆粒狀的鏡頭，就是北京大街的臨時擔架上中國抗議者们的尸體，我永遠不會忘記这一幕。」
物傷其類。波蘭選舉剛進入日程，背水一戰的反對派看到這一幕驚心動魄，反復自忖：波共是否會卷土重來？即便在選舉大勝之後，他們依然擔心波共效仿其中國同行，訴諸武力，拒絕選舉結果。
北京的血腥場景波蘭民衆也看到了。他們當中有四分之一是獨立團結工會的成員，政治民主化是他們明確的目標。在選舉的關鍵時刻目睹中共政權的殘忍，堅定了他們自由的信念。這次選票的結果顯示，在通過自由選舉的161個下議議席中，他們贏得了160席，以及參議院幾乎所有議席。如此壓倒性的勝利，究其原因國際背景和外在原因，北京專制政權的血腥和殘暴「功」不可沒。
1989年，2月波蘭團結工會合法化，4月中國走上街頭呼籲改革。歷史對中國如此薄情，6月4日：波蘭自由力量在選票中獲勝，中國自由力量在槍彈中失敗。波蘭，而不是中國，成爲東歐集團解體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不衹一位西方學者設此項目，研究中國與波蘭的八九六四，對比二者的背景和現實，試圖挖掘其中的奧義。
1989年6月4日波蘭國會大選，波共慘敗，獨立團結工會以壓倒性多數票大獲全勝。
（Public Domain）
（Public Domain）
「天安門魔魂追到了東歐！」
這是前述英國的東歐史學家蒂莫希•加顿•阿什的感受。「記住天安！」他陳述說：抗議的人們悄然議論，試圖從天安門得到教訓，避免悲劇在東歐重演。這位英國左派學者對天安門一代抗議者恪守和平理性的原則和行爲未必明瞭（幾年前還對中國抱著幼稚的善意、錯覺和幻想，還在歌頌中國不可持續增長的畸形經濟，還以爲中國的個人自由顯著增長），但是他以這個原則爲橋梁，銜接了中國的八九六四與歐洲的未來。他說：八九六四是「中國的悲劇是歐洲的福音。天安門的負面例子幫助歐洲人走上了非暴力、談判和妥協的道路。」
記者們更敏感。BBC特約記者李•達菲爾德八九六四期間人在波蘭，他報道了波蘭大選的消息之後，出門到華沙維多利亞廣場散步，不期然那裏的國際媒體中心目睹了北京政府的屠殺。追隨他腦海的，不再是波蘭大選消息會受多大關注的好奇，變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波共的敗選是否意味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末日？
他確認，在柏林墻倒塌之前，天安門的陰影在東柏林上空始終揮之不去。
文明社會的職業記者是政治版圖上的候鳥。抗共風潮在東歐各國此起彼伏，記者們飛往各地，報導共產氣候的不同與變化。一旦通關全局，他們筆下記錄的個別樹木，就會連成森林，既見木，又見林。
1989年10月，東德建政40周年，數百名外國記者獲准出席報導慶典儀式，其中很多前不久就在北京實地采訪天安門民主運動。親歷了那個血腥之夜後，面對東德的抗議浪潮，他們本能地發問：東德和其他后斯大林政權會以天安門模式解決問題嗎？當時的西方媒體蔓延著這樣的猜測，後來證明這個猜測不是杞人憂天。
多年之后，天安門殺戮罪行依然清晰不退，當初幾十名參與報道八九六四的記者，後來在報道類似活動或中或與東德關係時，依然會提及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模式」成為德共樣板
八九六四對東歐的實際影響是負面的。這個負面影響的來源是「天安門模式」或「中國解決方式」 （Chinese Solution）。衆所周知，這指的是中国当局對北京民主运动的武力鎮壓方式。具体说，就是对大规模群众示威实行全城戒严、军队长驱直入、以战场热兵器屠杀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民众，然后扯谎说这是镇压反革命暴乱及其暴徒。
除了人們經常忽略的東歐歷史文化的深在作用，柏林牆在1989年11月坍塌有諸多具體的國際因素，其中重要的包括戈巴喬夫及蘇聯政府的明智抉擇、美國裡根和肯尼迪政府多年和平抗蘇的外交政策、波蘭出生的教皇保羅二世的選任以及他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支持等等。但在東德內部，最直接、最重要的力量來自東德工業與文化重鎮萊比錫城市的尼古拉教堂，來自那個教堂裡克里斯蒂安•弗瑞爾（Christian Führer）牧師代表的信仰力量，以及他所組織的社會各界有節制的、持之以恆的、非功利的、理性和平但決不妥協的示威抗議行動。
這項活動起於八十年代初，不久發展為每禮拜一為受政府壓迫尤其是出境受阻的各界人士舉辦討論會並祈禱。這項活動備受當局騷擾和阻撓，卻未曾終止，反而吸引了萊比錫其他三個教堂的信眾，並在1989年9月，擴展出另一項活動：每週一和平示威遊行。為阻止這項活動，尼古拉教會的神職人員統統被召集到市政廳接受聆訊，兩小時的勸誡無效。和平遊行在極大壓力下付諸實施，遊行人數在幾週內從數百激增到八千，並且演為全德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月末，臨近東德建國40週年，週一大遊行的組織者弗瑞爾牧師被秘密警察帶進局子。命令明確無誤：必須放棄週一遊行。東德政治局成員親自出面傳遞信息：北京的遙遠只是地理上距離而已，如果堅持遊行，「中國解決方案」將付諸實施。弗瑞爾牧師回憶說：「他們將在這裡采用‘中國解決方案’‘拯救’社會主義。他們寫下了這樣的話：‘周一，如果必要，這場反革命活動將被武器制止。’火車站附近到處都是滿載軍隊和警察的卡車，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士兵嚴陣以待，準備開槍。」
1989年5月，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應邀到訪中国出席中蘇峰會时，原定的迎賓重地天安門廣場被示威的學生占領，中國自由潮撞擊了他的「新思維」，他心潮起伏卻什麽也沒説；1989年10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應邀到訪東柏林慶祝東德建政40周年時，目睹萊比錫波及全東德的民眾抗議大勢，他聽見的是德共總書記昂納克（Erich Honecker）對北京六月「天安門模式」的贊許。
在北京八九六四之後，「天安門模式」和「中國解決方式」作為一個特殊的詞語，進入了東德當局的語言和思維系統，確然成為德共解決民衆抗議浪潮的終極選擇。
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接到了德共總書記昂纳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這道命令已經準備實施：萊比錫的人們見證了天安門模式在東德再現：環城公路上武警嚴陣以待、軍人警察遍佈城區、「工人戰鬥隊」四處巡邏、尸體袋卸載到市中心某倉庫、家長們接到市委通知下午三點必須前接幼兒園孩子回家、外科醫生全部奉命在急診室待命，教會醫院不得接受傷員……。
沃爾夫判斷說，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
所幸的是，面對越來越近的抗議人群，先是警備重地——萊比錫火車站——的東德軍人拒絕開槍，然後是萊比錫東德黨部大樓的市政府下令不開槍，最後傳來了東柏林新上任的德共總書記柯倫茨（Egon Krenz）的命令：撤離所有軍警，避免與人民發生衝突。這一自下而上的決定，奇蹟般消解了中共製造的魔鬼之魂——「天安門模式」。
萊比錫教會組織的每週一遊行在德共建政40週年之際，受到“天安門模式”嚴重威脅。
最終卻沒有遭到武力鎮壓。（Public Domain） ）
一個模式兩種命運
回眸百年，中國在促進人類現代文明方面沒有貢獻。若有任何世界矚目的東西，那就是「天安門模式」，這是中國共產黨建政40年時對世界人類唯一的「貢獻」。這一「貢獻」最終被東歐社會蘊含的文明底蘊所抵禦。
但是自那之後，「我國」被善意的美國拉入世界大家庭而畸形崛起，向世界推銷各類中國「珍寶」：從間諜和學術管制機構「孔子學院」到科技盜竊集團「華為」，從共產意識形態到遍布全球的假冒偽劣商品，連帶潛逃的數万貪官和轉移的近萬億贓款……。
但是自那之後，「我國」被善意的美國拉入世界大家庭而畸形崛起，向世界推銷各類中國「珍寶」：從間諜和學術管制機構「孔子學院」到科技盜竊集團「華為」，從共產意識形態到遍布全球的假冒偽劣商品，連帶潛逃的數万貪官和轉移的近萬億贓款……。
在東歐政治文化版圖上，雖然曾經有過類似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1953年東德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1989年的「天安門模式」也確曾被東德共產黨當作消滅社會民主訴求的殺手鐧，但它終究無力拯救柏林牆的坍塌和西半球的專制政治。值得注意的是，它卻被證明是啟動東方最大專制集團自我強化的機制。而且，即便在蘇聯東歐變局發生、冷戰結束之後，這個模式在中國依然富有活力。同樣令人深思的是：漢語世界對北京與華沙截然相反的兩個八九六四的比較研究並非沒有，但30年過去，對中國與東歐民主革命不同命運的深入研究及有啟發性的研究結果，鮮見於世。
寫於2009年5月31日八九六四30週年，美國維吉尼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