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肉體洗成清香的松柏，
把信仰洗成無暇的美玉，
把靈魂洗成天上的花朵，
把語言洗成動人的歌曲。
……
當人與自然再也沒有分界，
我看到了藏土與別處的區別。
——《洗浴》，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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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托耶夫斯基描寫過西伯利亞邊遠地區小城鎮的風貌：人們生活儉樸，秩序井然，沒有自由主義思想，傳統泥古不變並被奉為神聖。每個村莊必有教堂，教堂必有兩座，一座落於活人居住的城裡，另一座立在死人居住的墓地。如果有哪個漢語作家願意描寫上個世紀前半葉的西藏，他/她能為人類貢獻一部奇書：風格類似西伯利亞偏僻城鎮，人們的生活方式比西伯利亞的更封閉也更深邃，更接近太陽也更安詳。中國在那個歲月是被巨蟒纏困的拉奧孔，驚恐萬狀、奮力掙扎而自顧不暇，再說，哪屆政府和軍閥也沒法子像沙皇政府那樣，能把偏遠西藏作為流放地，讓自己的如椽巨筆曹雪芹、龔自珍、紀曉嵐或哪怕胡適、魯迅們去接受懲罰——西藏那時是獨立的異國鄰邦，你要麼如當年唐太宗李世民那樣出嫁室女，攀親求好，等待藏國“漸慕華風”，要麼如後來中共所為，槍炮相見，武力入侵，佔領兼併吞沒，而後快何如哉並臭名昭著於國際社會。
這樣的西藏現已經不存在了。經過60年的漢化，嚴格地說，現如今的西藏只剩下海拔、高原以及殘存的自然風景可為遊客樂道和嚮往。
我心儀是另一個西藏，出中國50年之久的流亡西藏。這個西藏保留了遠古的宗教生活方式，同時接納了西方現代文明。無數大陸和西方人前往達蘭薩拉，首為朝聖，也為觀光，但是關於這個西藏在鳳凰涅磐之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它接納西方現代思想與制度文明的特徵和成就，至今尚未引起人們的興趣。——歐美人習以為常，中國人沒有接收這類信息的器官。
我是少數例外之一。多次撞到現代西藏的大門口，只有這一次，遲鈍的我推開了這扇門。
是日下午的計劃是到西藏流亡議會所在地，議長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將為我們介紹西藏議會建立過程——一個聽上去頗為枯燥的話題。
一行人抵達流亡議會的客廳不久，來了議長的司機或清潔工：
四十多歲，五大三粗。黑臉、寸頭、小眼睛。上身被一件綠色短衫緊繃繃裹住，腳丫子卻在寬大的人造革涼鞋里自在逍遙。此君進得門來，并不報告我們說議長先生即刻駕到，也不倒水端茶清理衛生，卻快步上前與我等一一握手表示歡迎。儼然一應主人做派。
此刻寫下這些文字，回憶斯人舉止，才意識到，我對流亡西藏民主制度的真實感受，始于與此君握手并聽他開口的那一刻：
他就是西藏流亡議會的議長平巴次仁先生。
自我介紹中，我們獲悉他是第一代印度出生的藏人政治家。家境貧寒，兄妹9個，舉家種地。他本人受過高等教育，專業是經濟。身在異鄉流亡為客，自然關心政治。他為我們介紹流亡議會的創立和歷史，神態自若，簡繁有序，條理清晰，藏語中間雜流利的英語，略顯沙啞的嗓音相當性感，微笑卻沒能遮擋他從容自信的作風。幾分鐘之內，他把一個清潔工在表述方式、思維能力、見識學養方面丟的分悉數扳回，令我等刮目相看。
為了記述準確，我把手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編印的“西藏流亡政府簡介”中的“流亡政府概況”一節抄錄如下。在到訪達蘭薩拉前，在見到平巴次仁前，在走進流亡西藏的議會廳前，我曾經讀過這段文字，但是忽略了它。現在我意識到，對一個認同自由平等價值卻對真實西藏全然無知的人而言，這段文字有十足的顛覆性，即便對於數量微弱的流亡漢人群體，這段文字也意味深長：
圖1-12：議長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先生坐在議會廳為我們解答問題。
左起依次：李江琳、朱學淵、平巴次仁、桑傑嘉（翻譯）。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
“位於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所建立的噶丹頗章政權，也即‘噶廈’政府的延續。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十萬大軍入侵西藏東區省份安多和康區，次年占領了西藏東部重鎮昌都。隨後，在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被迫接受簽訂了 所謂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從此整個西藏陷入中國政府極權高壓的統治之下。並於1959年3月，鎮壓了拉薩抗暴運動，同年，達賴喇嘛和約八萬多名 西藏人被迫流亡到尼泊爾、印度和不丹等國家尋求避難…時至今日，仍陸續不斷地有西藏難民為尋求庇護而逃離西藏。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數已超過十四萬，其中包括在印度就有近十萬人。
“1959年4月29日，達賴喇嘛在印度北部的避暑地穆蘇瑞(Mussoorie)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1960年5月，西藏流亡政府遷居達蘭薩拉。如今達蘭薩拉仍然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 位於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歷史上西藏噶丹頗章政權的延續，是代表六百萬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非暴力、正義、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西藏流亡政府神聖的原則與承諾，這也使越來越多的各國議會和人民將西藏流亡政府確認為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從一開始，西藏流亡政府的雙重任務就是建立西藏難民定居點以維護西藏民族的特性，以及恢復西藏的自由與幸福。需要重建的工作包括：一，提高流亡藏人的
教育素質；二，建立牢固的民主體制；三，為西藏難民在異鄉他國的自力更生而鋪路，並使他們不必依賴外部援助而能夠有尊嚴、自信地生存下去。
“西藏流亡政府對現代民主制度的實踐，主要是為西藏重獲自由後的未來進行準備。其實踐的一部分包括設立議會，這個最初被稱為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的西藏人民議會於1960年9月2日正式成立，並逐漸成長而己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立法機構。
“1991年，達賴喇嘛進一步擴大民主化，西藏議會議員的人數增加到46人，議會不僅被賦予選舉噶廈(政府內閣)成員的權利，而且內閣要接受議會的質詢。同樣，1992年依據印度有關法律代表公義的最高法院也宣告成立。
“新授權的議會制定和頒布了《流亡藏人憲章》。
“2001年，在達賴喇嘛指導下，議會修改了憲章，從而使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最高行政首長)，然後再由首席噶倫向議會提出 其他內閣成員的候選人名單，經議會通過後正式任命之。第一個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原文“且”）•羅桑丹增教授，於2001年9月5日正式宣誓任職。 在2006年8月，他第二次被選為首席噶倫。
“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政府，它己具備了自由、民主政府的所有屬性和功能，盡管流亡政府並不是被設計來取代西藏政權的…達賴喇
嘛在未來政治指導中指出，當西藏重獲自由之時，西藏主要責任將會由西藏境內的藏人來承擔，而不是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員。達賴喇嘛還指出，在過渡政 府時期，將會通過選舉或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的方式產生過渡政府總統，屆時達賴喇嘛將其所有的政治權力移交給過渡政府總統，過渡政府要在兩年內舉行普選，並
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所取代。”
從木匠的兒子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開始，人類幾乎所有暴行和罪惡都堂然皇哉地打出公義的旗幟，這真是令人驚詫駭然。不過，鑑於法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法國知識分子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雷弗爾（Jean
Francois Revel）總結過美國創立自由國家的經驗；鑑於俄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俄羅斯知識分子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別爾嘉耶夫、伊万諾夫們總結過蘇聯的教訓。相形之下，在極權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奴役下的西藏，引進了人類最文明的管理機制，創造了辛亥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民主實體，用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書寫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獲得人類聯合政府聯合國的表彰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讚歎，遙遙領先於官宦中國、民間中國或流亡中國。奴役者繼續奴役，同情者開始同情，詆毀者輪番詆毀，居傲者繼續指點。達蘭薩拉，藏人的迦南之地，謙恭迎送五洲賓客，泰然自處國際風雲，居高而俯首，從未想炫耀自己的成功。
聽完平巴次仁議長關于議會歷史的介紹，出客室、穿天井，來到議會會議室。一如所有藏人居家、公所、機構，甚至餐館、書店一樣，達賴喇嘛的畫像掛在議會廳正面正中，只是這里這幅圖片中的丹增嘉措非常年輕，應當是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流亡之初的留影。
議長平巴次仁先生介紹說：達賴喇嘛雖然已經不再擔任政治領袖，但是這位尊者認為，一個政治家擁有信仰非常重要。有了信仰，當他思考政治問題、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就會有約束，就不能欺騙民眾，而必須首先考慮到誠信。這將有利於好的政治、民主政治。
平巴次仁介紹的下列信息，一則一景，使人印象深刻：
這位議會議長的薪水每月300美金，這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薪水的幾乎最高標準。此外沒有任何其他補貼或獎金。這一點不同於大陸任何機構官員，卻於民主國家政府官員相同。
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的薪水標準比議長低，比他少200盧布，相當于4美金。
議長的工資并非最高，最高的是司法機構的大法官。大法官比議長薪水多100盧比，相當于2美金。——這是一個象征。這個象征意味深長：執法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流亡政府幾乎沒有貪污現象。平巴次仁回答說：每年政府的開支只有400萬美金，貪污條件不夠。——他沒有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卻告訴我們“貪污的條件不夠”。他舉例證實說：幾年前，有個公務員貪污，款額是2000盧比，相當於40美金。這個公務員被開除了。這是流亡政府中唯一一例貪污事件。
從歐洲舊大陸到美國新大陸，數百近千年來，所有立法者在限制腐敗問題上都強調現實層面的、有效的制約手段，並不寄望於人的自我道德約束。平巴次仁的言論，顯示一種現實主義思維方式，隱約銜接英國1215年《大憲章》的理性精神，凝聚了1787年美國費城獨立大廳裡制憲會議的熱量。
他順著貪污例子的陳述，接了一句話，順理成章，卻不是橫幅上口號，而是日常現實的寫照。他說：“我們主要靠理念工作。大家都知道工資很低。”
法制與現實環境很重要，理想和價值觀念同等重要。制止腐敗要靠對權力的制約機制。開創民主制度則需要理想主義精神支撐。唯此，在異國他鄉一無所有的艱難困苦中，他們讓自己一步到位，立於不敗之地。前天總理桑東仁波切·羅桑丹增教授與我等一行會面時回答說：在西藏獲得真正自治之后，流亡政府將自行解散而不會返回內陸西藏繼續執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積累政治經驗，管理流亡西藏。我不懷疑政客們和機會主義者們或者權力野心家們會認為這只是一種宣稱和謊言，我更不懷疑這是流亡政府準備付諸實踐的計劃。誠信和公眾利益是一切文明政治的前提，民主從來只誕生在國家民族利益優先的政治家手上。更何況，流亡政府的成員是擁有道德操守的信仰者，而不是個人權力第一的凡夫俗子。
這個領導14萬流亡藏人的政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具備了一個民主政府的所有屬性和功能。半個世紀以來，他們最大的功績是在達賴喇嘛領導下，保存了境內幾乎被滅絕的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延續了西藏的歷史和語言、習俗；打開了西藏接納現代民主政治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大門，并將佛教這博大精深的東方信仰，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這個仰望神聖，莊嚴宇宙的民族，並沒有為了追求天堂，把地面放棄給魔鬼。
60年來中國不斷薄古厚今，破壞文化傳統，毀滅宗教信仰。現如今，到過臺灣的人知道，正宗的中國傳統文化、語言、文字、甚至風俗人情在臺灣；而到過達蘭薩拉的人知道，正宗的佛教、佛學，甚至弘法傳教，在流亡西藏。
議會通過的決議必須遵守。1987年流亡政府提出放棄獨立目標，以中間道路尋求自治的主張獲議會決議通過，成為藏人的意志，即便激進的“西藏青年大會”（青年會）成員，也必須服從這項決議。平巴次仁說，他的前任議長曾是青年會主席，也就是流亡藏人激進群體的首腦。議會的議長由議會選舉產生。平巴次仁說，這位當年的青年會主席雖然對自己辭去此職後，竟當選為議長頗感驚訝，不過，這既不說明他放棄了西藏獨立的立場，也不意味著他可以帶領議會堅持此一獨立主張。作為議長，他必須服從議會作出的以中間道路尋求自治的決定。
流亡的西藏人仍然保有一個民主黨，“很小，不大管用”。關于政黨政治及其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關系，平巴次仁深思熟慮，他說：在流亡環境裡，政黨多了，不利于團結。而且，他說，在目前情況下，流亡藏人實行政黨政治的條件不成熟，或者說環境不存在、不現實。
确实如此。七十年代，西藏流亡運動處於蓬勃發展時期，除成立了青年會，還成立了“西藏人民自由運動”及其“協調委員會”。這些政治組織曾經脫離西藏傳統的噶廈政府領導，借助拉薩起義十八周年紀念日和流亡藏民反抗壓迫、要求獨立的渴望，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掀起了一次轟動世界的絕食抗議行動。這次行動在國際社會備受關注，報道的規模和程度僅次於達賴喇嘛十八年前的出走。這卻是一次捲入印度政治、並最終受制於印度對華外交政策的抗議運動。時逢印度大選，這次抗議運動先得到印度反對黨“人民黨”的支持，後來卻證明為其所用。它短暫的成功和最終的失敗，完全取決於人民黨在印度大選中對選票的需要，也是中國強權外交的間接結果。它的失敗，在流亡西藏引發了民主黨派和噶廈政府之間的劇烈衝突，終於導致西藏人民自由運動協調委員會的解散，並引發了連鎖反應：青年會四位創始人辭職。西藏流亡運動為此遭到嚴重挫折。
西藏的流亡社會結構相當完整，人口也相對集中，十多萬選民和選舉並非一個虛幻的存在。即便如此，西藏政治家們不得不汲取教訓：只有民主理念，而缺乏選民參與的黨派政治是無法成立的。非要實行，爭鬥與分裂是難以避免的。
道德與精神修養，是精英政治的必要前提。選民意志、民主程序和法律制約，則是黨派政治成功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在社會文明進程的不同階段，起不同作用。前者主導制憲、立法、建國，後者主導管理、維護、發展。
美國“人民主權原則”（托克維爾語）的實現，所採用的並非“大民主”（Mob
Rule）方式，而是貫徹精英民主理念和制定宪法、實施規章制度的方式。與此相似，多年後，流亡藏人民主管理機制的建立以及民主制度的最終成型，也並非黨派政治——在野黨派競爭的功勞，更不是大民主的結果。不過西藏是個宗教民族，它在美國模式之外，另辟蹊径，同樣避免的無政府主義的混亂。
這條獨特的道路就是，依靠達賴喇嘛本人的凝聚力、持守他堅定不移的民主理念，實踐他所親手推動的民主改革。這其实與美国建國初期，一代国父们关起門來，避開媒體，絞盡腦汁制宪以立國的过程，有異曲同工之妙或大同小異之處。期間最關鍵的共同點在於，制憲者或領銜人是準備自我犧牲的民主自由信仰者，而不是準備上台執政的權利野心家。自由理念人人都願意表達，民主實踐則不是表達者人人都能奉行的。這扇門一打開，所有人必須面對撒旦的試探。這試探是毀滅性的，不是聖賢輩出的時代如美利堅建國時期，不是理想莊嚴的人群如流亡藏人，不是信仰維繫的社會如美國清教徒社會、達蘭薩拉佛教徒社會、東歐波蘭捷克東德等國家的天主教基督教社會以及俄國東正教社會，這試探只能讓人成批倒下。
達賴喇嘛的凝聚力持久不衰，是一種精神現象，源自他的特殊身份，也源自他的偉大人格。達賴喇嘛的民主理念堅定不移，是一種思維方式，也依賴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他的民主政治知識。達賴喇嘛的民主改革持續不斷，成功地完成了對西藏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所建立的噶廈政府的改造，最終實現了西藏從封閉等級社會向開放民主社會的轉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藏雪域在槍砲聲中出現漢語，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是“民主”。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實行的“民主改革”，徹底瓦解了西藏年代久遠的社會結構及傳統文化，從而把封閉中獨立的西藏強制在漢人的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
恰是從那時起，確切地說是從1960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半年左右的時候，這位藏傳佛教領袖就著手推進西藏的民主。他同時做了三件事：第一，促成了難民的第一次選舉，此後這類選舉就沒有中斷過；第二，通過印度律師的幫助，借鑒英國文明社會的管理經驗，著手起草西藏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這部憲法除了強調政府行政機構的民主程序，還從普渡眾生的宗教使命出發，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公平理想；第三，為適應流亡生活而改組傳統的噶廈政府。
圖1-13：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和他的狗。
眾生平等，普世之愛的宗教信仰是達賴喇嘛民主意識的根基，正如華盛頓、杰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漢明頓等大部分美國立國先賢的基督教信仰和堅定的民主信念，使他們成為權利野心的抗衡對手。西藏的第一部民主憲法制定了限制極權主義萌芽的機制：其中一些條款，為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通過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限制執行機構的權利，打開了綠燈。
最後，達賴喇嘛將限制自己權力的機制，寫進了憲法。這部憲法草案第36條第5款規定，“根據國家最高利益”，國民議會經與最高法院協商後，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彈劾達賴喇嘛，把他從最高權力位置上趕下去。這位心在佛堂、身在異鄉的聖者、政治家說：
“這是我的主意。如果我們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須要有能夠改變達賴喇嘛權力的條款。” 但是反對的呼聲高漲，一百五十多名代表聚首達蘭薩拉，以不批准憲法為要挾，要求刪除這一條款。
這卻是西藏的幸運，如同擁有一批真正信奉民主的開國精英是美國的幸運一樣。藏人生死與之的領袖，是一位篤信民主、蔑視集權、崇奉人類福祉的信仰者，而不是崇拜權力、扮演上帝的唯物主義者。達賴喇嘛說：“由於這是新的東西，難以理解。我不得不使他們相信，這一點不僅對全體藏人的今天，而且對他們的將來都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問題是六十年代初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藏人的命運高於自己的存在。這是達賴喇嘛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理念。
憲法大綱在1961年秋季頒布，憲法則於1963年3月10日那個特殊的日子頒布。仍然是“草案”，因為它有待600萬藏人舉手通過。
流亡藏人的自由因憲法的制定而得到保護。平巴次仁介紹說，在藏人流亡社會，關于治國方針、外交政策等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氣氛相當民主，這些問題包括中間道路問題、藏人在抗議中焚燒中國國旗行為等。
言及“自治”，平巴次仁說：關於近年與中國高層的接觸，國際輿論早就認為中國中央政府是在拖延時間，現在八次接觸都沒有結果，果然證明如此。他說，這導致藏人內部沉寂一時的獨立呼聲和反抗情緒再度升溫。
平巴議長說：中共中央政府的經濟資助不會取悅於藏民，藏民要求的是宗教自由。這一表述，也出現在達賴喇嘛的傳記中、桑東仁波切的會談中、桑杰嘉的闡述中，甚至我們司機的行為方式中……。為了追求信仰，這個民族可以被殺，不會屈服，也不會整體被收買。
有多少藏人對談判抱有希望？議長對中間道路相當失望。他寄望中國制度的改變。他說：中國民主了，西藏才有前途。
他太清醒了。
我們的訪問如組裝程序，環環相扣，沒有間隙。告別平巴次仁先生，步出流亡政府的議會大廳，走進西藏 “人權與民主中心”辦公室。
大腦飽和，我發現我坐在那個中心，心有旁騖，腦子開始調整坐標，企圖確認平巴次仁給我的不協調的印象。 如果他坐在小汽車里一言不發，如何能夠區別他與自己的司機之間的不同？如果他走進來不跟我們握手，而是端茶倒水，我們如何能夠認出他的真實身份？除非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蹬上皮鞋，徹底西化？那他還是平巴次仁嗎？
達蘭薩拉號稱“小拉薩”，然而在它的經幡裏和藏袍之下，與拉薩還有多少相似之處？
兩個小時之後從中心出來，在斜斜窄窄的達蘭薩拉坡道上等車回旅館，我們又撞見了平巴次仁。
他下班了。
這次真相大白：他既不開車也不坐車，根本沒有一個司機存在。他騎一輛電動摩托，形象比在郊外狂騎自行車的前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高級一點點：布什那日不聽隨行人員勸阻，率性出門騎車，在田間小路溝坎上狂奔猛顛，結果狠狠摔了一跤。沒摔出大毛病，次日公務照常。好事的記者把他鼻青臉腫的照片赫然登在報紙上，令人睹之噴飯。議長平巴次仁優雅一些。見到我們，他放慢速度，然后雙腿叉地，停下來跟我們打招呼，他不說漢語——他個人已經遠離了苦難的歷史。瘦小的綠色襯衣仍舊親熱地裹著上身，腳丫子仍然在涼鞋裡自在逍遙。
圖1-14：消解舊西藏坐標的流亡西藏議會議長平巴次仁，騎著摩托車下班回家。
北明攝於2009年6月12日
那輛黑色的摩托在他腳踏手擰中一陣較勁，順彎道快速遠去。望著他披落日餘輝的背影，我意識到，這個不修邊幅、有點瀟灑的傢伙把我無法調整的坐標給消解了：他是個地道的現代西藏新生代。描述他的存在的語言，有待在現代漢語中生成。
初稿於2009年6月達蘭薩拉
修正定稿於2010年6月於華盛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