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尊重历史真相,重建共和中國

 ——專訪王康


時間:2013年7月15日
地點:華盛頓
受訪人:王康,獨立學人
採訪人:北明,獨立作家


        提要:2013年7月7日,一本重達36斤的圖集《浩氣長流》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大陸多家媒體採訪,但事後未見報道。本採訪所介紹和討論的是這次發布會召開的情況及其意義。

    北明:王康先生,先請介紹一下北京前不久浩氣長流新書發布會的情況。
   王康:我們是在7月7號,盧溝橋事變76周年的那天下午,在北京的一個藝術館舉行的這個繪畫《浩氣長流》的新書發布會。中國有很多新書每年出版,很多新書發布會,我們這個有點不一樣。第一,我們邀請的人,大概有五百多人。主要是中國知識、文化、藝術、思想界的一些有影響的人物。我想,這種規模即使在北京也是非常罕見的。另外我們特別邀請了幾位特殊的人物,一是六位抗戰老兵,平均年齡91歲了;再就是國民黨著名抗日阵亡將領,百分之百的民族英烈,比如佟麟阁、赵登禹等的後代。我們同時邀請了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將領的後代,比如著名的115師師長林彪將軍的女兒林豆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陳毅將軍的兒子陳小魯,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的后人等。

 圖1:重慶陪都抗戰文化公司王康2013年7月7日在北京舉行還原抗戰真相的畫冊,
《浩氣長流》圖集發布會。與會者大約四到五百人。這是會場情況。
圖2:北京2013年“七•七《浩氣長流》圖集發布會”會標之一,
是《浩氣長流》圖集的封面。

  北明:那麼我馬上就有兩個問題:你說邀請了500人,我看海外的報導上有四、五百人出席。這樣的會議在中國怎麼會這麼順利就開成呢?在你組織這個會議、通知到會人的時候,一直沒有受到騷擾和阻撓嗎?
  王康:應該說,很堅決的、很直接的否定的意見,沒有。有電話來問過……
  北明:哪兒來的電話?
  王康:我估計是有關部門。安全部門也好,意識形態部門也好,問到:為什麼要開這個會?邀請那些人?但是,幾個電話都沒有公開地說你們不能開這種會。
  北明:幾個電話?他們沒有說他們是誰嗎?
  王康:沒有。
  北明:就打過來就問?
  王康:對。我們這個會是7月7號召開的,禮拜天。兩三個電話都是禮拜六晚上,很晚了,11點之後打來的。應該說,沒有。我估計這種會議不在“五不搞”和“七不准”之內。因為這畢竟是中國抗日戰爭民族大義所在,沒有人能夠阻撓和反對。北明:他們有沒有給你規定什麼規矩……?
        王康:沒有任何人說這種會議不能搞,你們申請沒有?你們要撤銷,等等,沒有說。
  北明:所以你也就照直回答說,你請了誰誰誰……你告訴他們了嗎?
  王康:(笑)我沒有說那麼詳細。我估計這些人,來的知識文化界的人,有關部門都會知道。比如前4月22號我到北京參加李慎之先生去世10週年的一個紀念會,那個紀念會也就七、八十個人吧,在一個叫青藍賓館的地方,我是4月21號到的,頭天晚上,會議組織者告訴我這個會議取消。取消理由當然很簡單,就是說供電沒有啊,什麼要檢查設備諸如此類的事情。那個會李慎之先生都去世10年了,都不讓開。我們這個會之所以能開,我覺得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所在,這個真是超越黨派,超越歷史鴻溝的。
  北明:所以你認為當局也會認同這個主題?
        王康:嗯,至少不能公開反對。

 圖3,北京2013年“七•七《浩氣長流》圖集發布會”抗戰老兵、國軍陣亡將士之後、八路軍新四軍將領之後、北京文化、藝術、學術、思想各界與會。左起:朱德之外孫媳左煥、
林彪之女林豆豆、陳毅之子陳小魯。右一:張治忠之孫張皓霆。

圖4,北京2013年“七•七《浩氣長流》圖集發布會會標之二。 

        北明,與會者除了國共兩黨的後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有誰參加了?
  王康:比如秦暉、周孝正、鄭也夫、張鸣、章立凡、張思之、毛喻元、余世存、丁東,太多了,至少是我所認識的……(北明插:崔衛平去了嗎?)崔衛平因為病了,章詒和身體很不好,陳丹青因為到深圳有個畫展來不了,但他們都对我直接表示了遺憾。
  另外我要強調,就是我們這個會有一定的國際性。有幾位老外給我們發來賀信。其中一個是馬悅然,瑞典文學院院士,九十來歲的漢學家,他的賀信說:“忘記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陈香梅女士,陳納德將軍的遺孀,将近90岁了;蘇利文先生96歲了,牛津大學終身教授,當年在中國和徐悲鴻、張大千都是老朋友,東方藝術史的奠基人之一。還有余英時先生有一個很好的書面題詞:“抗日戰争為國史上不朽之大事,浩氣長流則畫史上永傳之名跡。此一巨卷為中國藝術開新頁矣!”。另外,日本第81屆首相村山富士先生,90歲了,專門來了一封賀信,明白表示他希望,從他的角度,希望中日友好,不再戰爭,共建東亞和平。這種國際性給我們這個會議增添了一種時代感。
  北明:這些都是國際政要、文化界人士,這幅繪畫主要畫的抗日將士,其中還包括美國援華抗戰的十四航空隊和飛虎隊,這部分人在這次會議上有什麼消息嗎?
王康:第十四航空隊老兵馬蒂•奧克斯伯格,91歲了,來了一個賀信,一個簡短的賀信,可惜我們會議組織工作匆忙,准備不足,沒有放在PPT上面,我現在把它讀一遍:“尊敬的王康先生:在這個重要的獨立節日(指7月4日),我欣慰地獲悉一幅描繪聯手抵抗日本侵略的中美兩國軍人的中國畫卷誕生。二戰期間,我榮幸地服務於在中國的十四航空隊飛虎隊。我們這些曾在中國服務的人們,發展了與中國人民的親密關係。這種情感,經過六十多年磨洗,依然長存。”我們會在以後刻錄的光碟上,彌補這個缺憾。

  圖5:91高齡的馬蒂•奧克斯伯格(Marty Oxenburg,在7月4日獨立日寫信祝賀《浩氣長流》圖集出版。他將在8月10號在美國費城舉辦本地美國老飛虎隊員團聚會。
此圖攝於2013年3月15日。
圖6:第十四航空隊老兵馬蒂•奧克斯伯格在昆明基地。攝於1945年。 

  北明:另一個問題,這次會議,發布會,為什麼一定要邀請國共兩黨的後人參加?
  王康:我早就意識到,中國這個國家必須在歷史裡面尋找合法性,尋找智慧和啟示。最大、最重要、最近的歷史就是抗日战争,這畢竟是全民抗戰,國共第二次合作,後來終於取得勝利。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美蘇冷戰,導致國共內戰,中國八年抗戰,十四年抗戰,所有取得的成果,收復失地,主權完整、軍事勝利、民族大義的實現,統統付之東流了。我深感,我們必須超越歷史鴻溝,尤其超越黨派恩怨,彌合歷史創傷,否則我看不出來在政治和民族智慧上,能夠有什麼出路。所以,邀請國共兩黨抗戰將領抗戰英烈的後代,是我們題中應有之義。

  北明:在您的這幅繪畫裡頭我看到有毛澤東、江澤民、習近平。畫毛澤東我還能理解,他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重慶談判的一方,那麼後來的這些領導人包括與連戰握手的胡錦濤,都在這幅畫作的最後的結尾部分,“願景”部分對吧?(王康:對)。但是我們都知道,抗日戰爭中流砥柱是國民革命軍,國軍將領,上將、中將、少將,戰死沙場的就有兩百二十四位……(王康插:我統計殉國將領將近二百五十位)。中共的抗戰將領,戰死或者殉國的是兩位(王康插:左權、彭雪峰),對。其他實事都不論,僅僅這個數字本身可以明白地說明誰是抗日的主力軍。既然這樣,既然《浩氣長流》主題也是還原抗戰歷史,為什麼這幅作品裡要出現這些不相關的中共第五代第六代領導人?
  王康:誰領導中國抗戰,誰是中流砥柱,那當然是中國國民黨,是蔣中正先生,中國國民革命軍陣亡了340萬將士!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早就不是問題了。問題是我們現在必須面對中國的現實。內戰勝利的一方是中國共產黨,而國民黨因為種種原因敗北到台灣去了。那麼中國最大的現實就是領導中國抗日勝利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内戰失敗的一方,因此中國抗戰整個歷史被改寫,我們這幅畫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重新把這個歷史還原。
  再就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幅畫,你提到的這幅畫,叫做“願景”,這幅作品是連通抗戰之前和之後來表達中國命運的一幅畫。中間坐的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國父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國共兩黨都是他的追隨者,都是他的繼承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中國歷史貫通,其中加入了張載張衡渠先生的那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很明白地表達,中國的歷史是一以貫之的。這裡沒有任何外來東西可以成為歷史的主流,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孫中山坐在中間,國共兩當的六七代領導人分立兩側,國民黨的蔣中正、蔣經國、連戰、吳伯雄、馬英九等,共產黨的毛澤東、更早的陳獨秀,然後是鄧小平(實際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還包括華國鋒。我們也堅決地表現了兩位中共最值得人們研究和懷念的人物,一位是胡耀邦,一位是趙紫陽。為了對現任領導人發出某種要求、呼籲,所以把馬英九和習近平畫在離孫中山最近的兩邊。這是我們對歷史的某種善意和期待,希望國共兩黨最新的領導人能夠以蒼生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以自己身前死後的評價為重!重新回到民族本位、國家大義上面來,拋棄黨派意識形態偏見。這不是他們的權力,這是他們的責任。
  同時在這幅畫的天空、天際線上,畫了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抗戰英烈和著名人士,包括盧作孚、晏陽初、胡適之,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內。這幅畫釋放的信息很明白:國共兩黨對二十世紀負有重大責任,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仍然是這樣。我們希望這兩個黨,剛才我反复說了,以民族大義為重。
  北明:也就是說,您希望作品,不僅是還原抗戰歷史真相,而且還要尋求現實公義?(王康:嗯)。你希望它不僅僅是一幅藝術作品,也要干預或者參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王康:甚至預表中國的未來。
  北明:您認為對中國的未來,國共兩黨同時負有重要責任?
  王康:國民黨的民族大義向來明白無誤的,主要是要求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先生拋棄過時的意識形態,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在中國的變種毛澤東思想。國民黨不存在這個問題。國民黨三民主義核心理念就是民族主義,而且和西方的主流文明“平等、博愛、自由”相通,跟林肯所提民有、民治、民享是聯繫在一起的。 

      圖7,林彪之女在會標上簽名。她在會上發言感謝與會者依然還記得林彪及其家人。

 圖8,陳毅(新四軍軍長)之子陳小魯向會者致敬向與會者致敬。

        北明:這個會議開完之後有什麼成果嗎?
        王康:第一就是我剛才說的,國共兩黨抗戰將領們的後代聚在一起,共同面對真實的歷史,我想這是前所未有的場面。以前他們的先輩曾兵戎相見,不共戴天,現在他們能夠聚集一堂,共同認同抗日戰爭的民族大義,我認為是一個重大突破。
        另外就是,我們發布了一個具體的文件,發表了一個“告語同胞書”。這個告語同胞書是為了行將到來的2015年,二戰終結、抗戰勝利和重慶談判70週年。在這個文件裡,我們提出了六條,第一:2015年7月7日,在中國的抗戰聖地,比如盧溝橋、南嶽衡山忠烈祠、重慶的空軍墳、雲南騰沖的國殤墓,舉行國葬,奉立抗日陣亡將士神位;第二,在2015年8月15號,舉國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第三,在黃河、長江擇址,奠基抗日戰爭忠烈堂和先賢祠;第四,恢復重慶“抗戰勝利紀功碑”。 我是重慶人,重慶“抗戰勝利記功碑”是中國抗戰勝利之後唯一一座國家性的抗戰勝利紀念碑。多年來以來,有很多重慶市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要求恢復它的原名,因為後來它被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解放戰爭”是另外一個歷史階段,是對國共內戰的紀錄。而“抗戰勝利記功碑”是抗日戰爭的總記錄,它的正面意義遠遠超過記錄國共內戰的“解放碑”。應該在2015年的10月10號,恢復抗戰勝利記功碑。第五,1945年8月28號到10月11號,國共兩黨領袖蔣中正和毛澤東在重慶聚首,談了43天,達成“雙十協議”。雙十協議的基本原則有三條: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和政治民主化。這三條顯然都沒有實現。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重開第二次重慶談判,把重慶談判未竟的事業重新提上歷史日程,繼續往前推進。最重要的一點是,目前儘管海峽兩岸已三通,有各種經貿文化往來,但是沒有一紙停戰協議,國共兩黨對中國內戰應該負有責任,他們應該在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也是重慶談判70週的時候,簽署國共兩黨內戰的停戰協議。不管在形式上,還是歷史的本質上,都是必須做到而且意義深遠的。第六,舉行二戰70週年東方國際會議。重新探討中日關係和亞太秩序。
        用一句話可以總結這個告語同胞書的宗旨,就是:尊重历史真相,超越党派恩怨,寻求最大公约,重建共和中國。

  北明:這個《告語同胞書》在發布會上發布的反應如何?
王康:因為我們當時的會議籌備方面工作量太大,會議時間較長,氣候很熱,擔心老人受不了,所以最後這個最重要的文件沒有按策劃完整地表達出來,我覺得很遺憾。
        北明:是會後正式發表的?
        王康:是的。

  北明:這個會議除了重慶陪都抗戰文化公司,還有那些協辦的機構?出版單位參與了嗎?
  王康:出版單位太遠(在廣州),沒有派員參與,但是專門來了一封賀信,信寫得很中肯。
  北明:這是哪個出版單位?
  王康:南方報業集團,南方日報出版社。

  北明:現在中國面臨很多問題,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等等,政治體制的改革,憲政問題,一般認為是首當其衝的問題。其次我們也看到中國生態環境的污染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生活、健康、經濟等方方面面。人們雖然已經從切身感受中對此有所關注,但問題的嚴重性、生態危機在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的積累和爆發,大約只有中共環保局的官員和生態問題專家心知肚明。此外,貧富差距世界第一,社會不公現象極為嚴重,社會信譽崩潰,人們精神空虛,道德價值解體等等,可以說是積重難返,為什麼您要糾纏在歷史問題上,而且是抗戰歷史,一場已經打勝、已經過去了六、七十年的歷史?這麼糾纏,對解決中國種種迫在眉睫的難題,對於中國的未來前途,有多重要?有什麼意義?你跟我說說你為什麼要揪住這段歷史不放?
  王康:是,我知道史學界這些年看中的是辛亥革命,它的正面和負面的價值,然後就是現在熱議的所謂憲政問題。但是我認為抗日戰爭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以至於現在以至於將來的意義,不亞於其他歷史階段。
  北明:為什麼?
  王康:第一,抗戰是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以來,北宋以來蒙元、滿清兩個異族入主中原統治中國之後,華夏民族第一次反抗外來侵略的勝利。這是國共兩黨都認同的。第二,這個勝利不簡單是衛國戰爭的勝利,它也是維護國際公法和人類正義的勝利。中國抗戰是跟美英結為同盟,是反抗法西斯的世界戰場的東方主戰場,具有一種世界的進步意義。為維護人類和平、民主、自由、人權和普世價值,中國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在此前此後,不管是辛亥、北伐、東征,更不要說國共內戰,更不要說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乃至後來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這些倒行逆施,沒法相比的。中國通過抗戰,不僅民族獲得新生,在血污中屹立起來,產生了一個現代國家,而且它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文化和精神復興的一場戰爭。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是在以戰爭形態為特徵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站在自由、民主、憲政、人權、文明一邊。此前此後中國都沒有在人類歷史上達到這個高度。所以抗日戰爭不僅造就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巔峰,而且為東方的和平、人類的文明奠基。它的貢獻極其偉大,到現在為止我們都遠遠沒有給予適當的評價……
  北明:這些仍需要重新評價歷史本身,清理歷史……
  王康: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從現實來看,畢竟有道海峽,國民黨在台灣執政。國共兩黨,我不能簡單說它們是吳越春秋的關係,我同意這種說法:大陸的希望在台灣,台灣的前途在大陸。國共兩黨如果能夠彌合歷史鴻溝,達成新的和解,這是中華民族的大幸。這是用最低的成本代價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復興。這本身就是建立憲政國家的具有深厚土壤和血肉文本的一段歷史。

  北明:也就是說你認為回到民國時代,或者是恢復民國傳統,是中國走向未來的一個重要的、不可不用的資源?
        王康:不是簡單的回到民國傳統,因為那畢竟是抗日戰爭。就是抗戰期間中國的這種精神,中國的國家民族的意識,中國的天下觀念,中國的世界文明的選擇,這對當代中國、對未來中國仍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圖9,盧作孚之長孫女盧小蓉到會發言,盛讚王康還原歷史尊重歷史的勇氣。

 圖10,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張治忠之孫張皓霆向與會者致敬。

  北明:嗯。抗戰期間,相對於歐洲被入侵的各國,中國面對日本強敵,敗而不降,堅決抵抗的做法,震撼了西方世界,贏得了世界同盟國的尊重。當時美國率先提出廢除過去對華不平等條約(王康插:全部,1943年1月11號……),英國跟進……所以中國那個時候是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站在世界的面前,而不是毛澤東後來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就站起來。是由於國民政府的抗戰功績,導致中國廢除了各項不平等條約,站起來了。
  王康:一個是43年1月西方盟國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一個是11月份,蔣中正宋美齡遠赴開羅,簽署開羅宣言,後來才有波茨坦協定,整個中國收復失地,所以才有台灣澎湖列島、日本掠取的中國領土一律歸還民國,這時中國民族精神、主權完整、國家尊榮達到最高水準。然後就是45年,聯合國制憲會議(北明:締約聯合國),對,締約聯合國,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都是抗日戰爭期間所取得的偉大的成就。沒有這一切,怎麼能說中國人站起來了?!
  北明:但是1949年之後,這些外交成就全都中斷了。
  王康:那是歷史的另外一個場景了。北明你剛才問的那個問題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時期,那個歷史對當代中國如此重要?我再強調一下,尤其是抗日戰爭,就是整個國家、民族的精神的復興,它在人類世界中的責任和選擇,是中國人做的最好的一次。此前此後都沒有。
  北明:所以說抗日戰爭,不僅在於還原抗戰歷史真相,而且需要明白,通過這場戰爭,中國作為一個現代的獨立的自由的國家,它從文化、價值、到社會、憲法到未來設計,就成型了。中國要回到自己曾經擁有過的光榮,叫做繼絕存亡。
        王康:辛亥以後到北伐東征,到抗日戰爭,本來就是東西方正面的有效的融合的幾個歷史階段。那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是很自覺的、很清醒的,也很自信、很尊嚴地對西方的文明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綜合,所以大家輩出。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哪怕即使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從1911年到1945年,中華民國這幾十年當中,實際上就是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以來,一次艱苦卓絕的民族復興。

  北明:陳丹青先生遊學美國,近年文字頗多涉及民國時代,他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一個中國人如果既不了解西方現代社會的價值,也不了解中國民國傳統,那麼就夏蟲不可以語冰了。中國民間社會這些年來對還原抗戰真相呼聲甚高,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以及您主持的這幅《浩氣長流》巨制長卷的地下傳播,起了相當的作用。我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民國時代的道統、法統、正統,有多少了解和認同?
        王康:越來越有興趣了,會越來越重視了。最近六、七年中,跟我們這幅畫幾乎同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包括陳丹青等藝術家們,當然是很有思想的藝術家們,都開始對民國進行研究,包括作家野夫先生,到台灣去了之後,感慨不已,寫了“民國屐履”那篇文章,更年輕的學者們如韓寒,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經驗,尤其憲政經驗,整個文明轉型的經驗越來越有興趣。很難做一個精確的統計,但是這種興趣與日俱增。這是因為同時在這幾年當中,大陸當局拒絕現代普世價值,公開聲稱“五不搞”,拒絕憲政道路,造成一種強烈的反差,一種心理上的對比。人們突然發現,民國時期的、台灣的憲政轉型是那樣的富有啟示性、是那樣的成功,完全可以成為大陸現代轉型的重要借鑑和參考。
 圖11,多家媒體到會採訪“北京七•七《浩氣長流》圖集發布會,但是、事後鮮有報導面世。

 圖12,王康帶領與會全體祭典抗日陣亡將士。 

    北明:下面這個問題是針對您個人的,您可以拒絕回答。您認為您能走多遠?您在薄熙來被抓,形勢並不明朗,舉國焦慮觀望的時候,曾經獨自公開發言,接受諸多海外媒體的採訪。您曾經應邀向那些記者推薦過不少人接受採訪,但是當時沒有人敢於接受。我也注意到,大概只有後來的CNN對你的採訪報導把您的主要言論,就是那些分析薄熙來王立軍這個變局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意義的言論,報導出來了,而大部分外國記者們大概只想挖掘這個撲朔迷離的事件的來龍去脈,所以只把從你那裡挖出來的及少量的言論,也就是所謂的“新聞”當作消息報導了出來(王康:他們叫“爆料”),是,以至於您一度成了一個所謂“爆料者”,更有某利益團體辦的刊物報章,以你單槍匹馬“爆料”為依據,明顯暗示您是中共的喉舌。我在上一次採訪您時(2012年4月),您曾經回答我說,您心目中確有另一個與薄熙來文革模式不同的重慶模式,就是:繼承民國遺產,接納現代文明的重慶模式。這一次,作為抗戰陪都的民間代言人,您又發出了告語同胞書,具體地提出了一些建設性建議。雖然非常溫和,畢竟不是官方歡迎的,比如這次新書發布會,雖然多家大陸媒體現場採訪,但是幾乎沒有報道出來,我是從美國之音看到的相關報道的。我的問題是:您認為您自己能走多遠?
        王康:我先說一句,我已經明白地表達了一個想法:2015年,我們這幅1012公尺的長卷,將在它的產生地,中國當年的抗戰首都,也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重慶談判所在地重慶,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展覽。
  北明:您怎麼就知道能讓你展出呢?
  王康:我憑歷史直覺。沒有人能夠也沒有人敢於阻撓,阻撓不下來。我再強調一句,這是民族大義所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着中國的希望和未來。至於我個人的安危,(笑)我這麼多年以來一直處於被監控的境地,這倒不是因為我年齡大了,不在乎,我從來都不在乎。我被監控,是我人生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應有的待遇,是我的福分。所以我沒什麼可說的。所有這些風險,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是有關部門的事,他們做這個事情我也能夠理解,但是我行我素,是我的不變脾氣,不變的風格,我該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北明:我沒有什麼問題了。
  王康:謝謝。

(全文完)


注1:本採訪業經受訪人校對。
注2:《縱覽中國》2013年7月21日首發: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2035
注3:發表後略有修正,請以此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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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告語同胞書》網上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fgl.html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7/wangkang/1_1.s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b7lR3d9bS5mTexKXtNVcqnwxhRkVq7o00h-gO8ZboM/viewform

2  浩氣長流繪畫簡介:
  一幅鈐印來路的畫卷,一部鐫刻去向的石經:國畫《浩氣長流》是還原抗戰歷史真相的巨型長卷史詩國畫。該畫卷由11部分組成,即卷首“故國”、卷一“山河歲月”、卷二“血肉長城”、卷三“精神堡壘”、卷四“信義和平”、卷尾“願景•祈禱”、台展卷《青天碧海》、《千鴿圖》、《祈禱》、美展卷《瀚海星空》、《風雨同舟》。全畫總長度1012公尺,以左文右圖、樹碑立傳為主法,以多幅長卷、鴻篇巨制為拓本,按真人比例實錄中國抗日戰場中外各界人物1400多位。全畫總重量4噸,鐫刻石制獅印168枚,畫間序、弁、述、跋及說明、介紹、文獻、標語、詩章、歌賦各類文字12萬余字。這幅巨制,2005年由重慶民間學者王康領銜,聯袂重慶畫家50余人,歷經八年時間。作品總標題《浩氣長流》四個字,由原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題名。此作至今尚未在中國大陸展出,20107月月7日到7月31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公開展覽。

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

誰感謝誰?

北明

    二戰一代美國軍人是捍衛人類自由英雄,是 “天下一家”中國古訓的踐行者。現在大樹飄零,一個傳奇的時代已到尾聲。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說一聲謝謝?他們曾經在世界最危險的航線上,用自己的青春贖買他人的自由。他們不曾要求那裡的受益者緬懷他們付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僅僅希望漢語世界能夠正視這段歷史。

         援華抗戰飛越駝峰的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Wendall A. Phillips)去世了。消息傳來,我心裡重錘敲響。我決定在他的追思會上表達我和中國友人們對他的敬意和感謝。
  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僅因為文達爾是我的忘年交。二戰之後世界各地都有美軍犧牲將士的墓地墓碑,每年感謝的浪潮從人們的記憶中湧上各種公共場所,而援華抗戰的美軍至今沒有獲得過正式的感謝。了解這段歷史的華人如我,近年來已經經歷過幾次美國援華老兵辭世,這次不可避免要參加文達爾的追思會,不能無動於衷。
  但是我忐忑不安。因為有留學的中國後生善意地勸說:追思會是家人私事,發言內容應該盡量私人化,國家事務,歷史煙雲,應該退場。此外由於必須用英語表述感懷和敬意,我被自己這個決定也嚇得不淺,一想到要當眾結巴,簡直要放棄。
  可是培瑞(Perry Link)不忍我的哀求,舍了時間把我的講話翻譯了,傳來了。當我讀過那行行理解準確、用詞精當、既合乎西方表達又傳達漢語內涵的英文表述,頓時有了信心。
  接著我請安排葬禮的文達爾·菲利普斯的長子馬克·菲利普斯看一看稿子。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在追思會上念這稿子?我說的是“念”(read),不是“說”(talk),我希望他藉此明白,我的發言不會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使聽眾不安。我既非菲利普斯的家人,亦非他的戰友和同事,我是他的中國友人,雖是忘年之交,卻有不同的母語。馬克並不了解父親的歷史,只知道父母結婚前,父親二戰時在兩戰場做飛行導航員。不料他即刻就回覆了,他說:讓人們聽到這個發言的內容非常重要!他說:“有你加入發言者行列,是我們的榮耀”。
  盡管馬克積極的態度使我頗受鼓舞,這個發言引起的熱烈反響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文達爾·菲利普斯的追思會2012102日上午在賓州特雷克斯勒殯儀館舉行。
這是殯儀館追思堂文達爾·菲利普斯棺木左側的陳列物。右起第一張圖片是菲利普斯與他的中國友人的合影(右起上排:李瑾、郭恩陽、王康、北明、鄭義;右起下排:鄭美妮、文達爾·菲利普斯、弗蘭克·李);中間台上是文達爾戎裝照片、他與家人的照片、
別滿徽章的當年的軍帽、中緬印戰區老兵協會徽標等。
石霄 2012102號攝於賓州特雷克斯勒殯儀館

   我一直位於追思會場前部一個大多數人看不見的角落。發言完畢、追思會結束後,竟有很多人走到這個角落找我握手擁抱,表示認同和支持,其中包括菲利普斯的朋友,美國國會議員查理斯·丹特。另一個瘦削的白髮飛揚的老兵則對著我的耳朵悄悄說:你的發言是這個追思會上最棒的。一位青年女性眼睛閃著光告訴我,她是一個教師,她認為我的發言太重要了。她說,她的學生了解這段歷史,以後她還將繼續努力使她的學生了解並記住這段歷史。在我走出殯儀館之前的十多分鐘時間裡,幾乎每一個與我見面的人都對我點頭稱許並表示感謝。主持告別儀式的牧師威廉姆斯·裡根先生遞給我一張名片,在名片背後,他加寫下自己的電子信箱地址,請求我把我的發言寄給他一份。
        最重要的是馬克的反應,在次日的來信中,他再次稱贊這個發言意義深刻,還說,他回到學校後,把這個發言的文稿專門打印出來與同事們分享了。
  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座老兵中的一位。追思會結束之後是60英里之外的菲利普斯賓夕法尼亞州國家公墓的葬禮。儀式結束之後,這位老兵撥開人群,來到葬儀場地的前面(葬儀時,我被菲利普斯的妻子弗蘭斯西邀請,坐在她的身邊),他找見我,握住我的手,說要告訴我“一些事”(Something)。我握住他的手,望著他的眼睛,仔細傾聽。他卻在開口的瞬間哽咽了。克制了一會兒,他平靜下來,終於說了一句話,“一些事”濃縮成的一句話,他說:“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菲利普斯的願望“(What  you are doing is Wendall's will)。說完,老人用他老淚縱橫的眼睛鎖住我,嘴唇再次蠕動,而不能出聲。然後,他鬆開我的手,掉頭走了。
  我“正在做的事”,流亡美國以來我一直努力做的事,不過就是直陳歷史,消解謊言。
  靜靜的頓河畔,格利高里那隻折翅的天鵝尚且不斷引頸向上,依然希望飛過深邃遼闊的天空,更何況是搏擊過雷電冰雪的美國飛虎!
  人類有航空史以來的首次空運壯舉,是二戰時期美國空軍飛越喜馬拉雅群山的“駝峰空運”。美軍飛機失事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史稱“死亡飛行”。美軍援華抗日的軍用物資運輸量,從最初每個月196噸提高到最後每月72000噸。這不斷加碼的運輸量,是在持續不斷的死亡飛行中實現的。八百里航線上峰脈綿延,氣候瞬息萬變,但有一線陽光燦爛,深山峽谷中失事的飛機殘骸就閃閃發光,被後死者當作領航標記。為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近3000美國空軍飛行員和他們駕駛的1500架運輸機永遠長眠於駝峰之下了。——這些事實如今已經不再是黑箱中的秘密。老文達爾是C-46大型運輸機的導航員,駝峰空運任務中的倖存者,曾經116次飛越那人類最高的山巔。他此前在歐洲戰場被擊落,做過納粹戰俘,此後從中國天空失事,做了日軍的戰俘,深受折磨。

美國國會議員查理斯·丹特(Charles W. Dent)、文達爾的老朋友,在追思會結束後,感謝北明Bei Ming)對援華抗戰駝峰空運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的緬懷與追思。
這是他們在追思會結束後的合影。
石霄 2012102號攝於賓州垂克斯勒殯儀館

        二戰期間美國在東西兩半球同時開闢的三個戰場之一,“中緬印戰場”,在當代美國軍事史家筆下是“被遺忘的戰場”。其原因不僅在於這個戰場面積小,且無艾森豪威爾或麥克阿瑟知名將領,深在的背景是:美國左派操控下的杜魯門政府在四十年代末對民國政府的拋棄和東亞政策的失誤。 “誰丟失了中國?” 上個世紀中葉美國這巨大的錯誤和傷心的話題,把這個國家的對華援助的義舉幾乎一筆勾銷了。無人願意翻檢一部鮮血白流的老賬。當年在中緬印戰場服役的老兵們如今寂寞可想而知。可是無論後來的美國東亞政策如何失敗,畢竟受惠的是中國,趕走了日本侵略,奪回了領土主權,捍衛了家國尊嚴的是中國。
  我理解這位在追思會後等候三個小時,把“一些事”變成了一句話美國老兵的心思:他們曾經在世界最危險的航線上,用自己的青春贖買他人的自由。他們不曾要求那裡的受益者緬懷他們付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僅僅希望漢語世界能夠正視這段歷史,他們盼望他們救助過的國土不再剷除他們留在那裡的屍骨和血跡!

  2005年,美國“中緬印戰區老兵協會”在華盛頓召開了最後一次年會,嗣後解散。老兵們年事已高,整整七十年過去了,20歲的小伙現在90歲了,他們離世的速度不斷加快,所剩無多了。
  二戰盟軍一代,是制止戰爭,解放奴役的一代,是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奮鬥的一代,是人類英雄的一代。美國軍人從和平的家園出發,向歐洲、太平洋、中緬印等各個戰場出兵,幫助其他民族和國家抗擊侵略。有人說,那是因為他們在珍珠港挨了日本的致命空襲。但事實是:美軍珍珠港海軍基地遭日本偷襲,是因為美國在數次與日談判中,要求日本從中國領土全面撤軍未果,斷然切斷了通往日本的石油運輸,並以政府行為干預本國自由經濟,禁止工業等軍用原料輸出日本,同時聯盟菲律賓、英國等國家一起對日進行經濟制裁!所以日本人一邊以談判拖延時間,掩人耳目,同時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以為報復。
  言及二戰時期中美兩國協同作戰,很多了解抗戰史的朋友會指出一個事實:中國抗日戰場拖住了100萬日本精兵強將,為美軍太平洋戰場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確實如此。否則,美軍在太平洋那些群島上將會遭遇更殘酷的戰役和更慘重的犧牲。這個事實,美國軍人也認同。兩年多前,我的另一位援華抗戰忘年交,美國老兵尤金•蘭斯(Eugene Lance)在賓州“臨終關懷”醫院逝世(他一直把我們2005年在老兵協會最後一次年會上的合影儲存在相機裡,隨身攜帶,隨時翻看),咽氣前,前來探望的中國友人周澤浩對他表達謝意,他則用最後的力氣回答說:“彼此彼此,美中兩國互相幫助。”談及同樣的話題,老菲利普斯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事實上,拖住日軍,減輕太平洋戰場壓力,是美國政府當年出兵幫助國民政府抗戰的原因之一。
  可是我想,歷史不是原子物質,不會由於無限分裂而改變性質。在具體分析現象的時候,不能現象產生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美國原本可以堅持“門羅主義”的國際外交孤立原則,避免捲入戰爭。北美這片新大陸遠在地球的另一端,歐洲和遠東的戰爭未能危及美國領土,如果只考慮美國本土安全,保持中立是最佳外交選擇。是因為要出兵幫助他國反對侵略,他們才需要被侵略國家的合作與幫助。也就是說:需要你幫助我來幫助你!中國在自己抗日戰場英勇奮戰,拖住了百萬日軍,確實幫了太平洋上抗擊日寇的美軍的大忙,
可是美軍在太平洋忙活什麼呢?忙着打日本,忙著消滅太平洋島嶼的日軍,並且最終迫使日軍投降,抗戰勝利!按照歷史的邏輯,中國在本土抗戰,為美軍拖住百萬日軍這一行為,準確的解讀是:中國軍人為美軍幫助自己保家衛國提供幫助!
  二戰一代美國軍人是捍衛人類自由英雄,是 “天下一家”中國古訓的踐行者。現在大樹飄零,一個傳奇的時代已到尾聲。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說一聲謝謝?

  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則報道:50名老兵回到中國,故地重遊。在從重慶飛往昆明的飛機上,他們不斷用老花眼向地面搜索當年的空軍基地和記憶中的地面標志。飛機落地前,他們意外地看見了捧著鮮花的年輕姑娘和跨著相機的記者人群。他們相互傳告,激動起來。飛機落地,艙門開啟,空姐卻彬彬有禮地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對不起,請讓日本朋友先下。”
  “哦,好的,”他們愣了一愣,順從地為日本乘客讓開了通道。
  等到日本乘客下了飛機,他們尾隨而下,向歡迎的人群舉起了手臂。
  不料卻再度被機場警衛攔住了:“請問,……是日本代表團嗎?”
  機場警衛一臉狐疑,這些西方面孔的老頭兒怎麼回事?
  西方老頭兒有些著急,歡迎他們的人群已經久等了!
  可是警衛弄明白他們不是日本人之後,更加堅決地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對不起,請走那邊。”
  老軍人們終於明白這不是誤會,望著鮮花和攝影組合的歡迎人群,他們囁嚅着問:  
  “那邊……那邊……?”然後,他們聽清了翻譯的回答:那邊是在歡迎一個到訪的日本代表團。
  接下來他們幾乎喪失了旅行的意志:在賓館裡,服務員不打掃房間,一日三餐飯菜是涼的。這都罷了,還來了一個什麼“長”,代表全體賓館人員前來抗議:不許這50名美國人侮辱他們的祖國!
  老人們不知道翻譯有誤,還是他們自己理解力有限。
  結果對方指著他們佩戴著的抗日的銘章和血幅說:“你們竟戴著‘青天白日’招搖過市,我們對此提出強烈抗議!”
  銘章是當年中緬印戰區的標志,與中華民國國旗和星條旗一樣,以紅、藍、白三色構成,圖案中含有“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徽;血幅是寫着中文字的一塊白布,證明他們是“來華助戰洋人”,在被擊落在地時,可以使他們免遭中國百姓的誤傷。
  眼前的情況超出老人們的理解力。但是他們的進一步努力遭到了更沉重的打擊:一位老兵據理力爭:“美國和中國曾經並肩作戰……”,他的話被打斷了:
  “是在朝鮮和越南吧?你們被我們打屁了!”
  再善意再遲鈍也不能不感受到嗜血的仇恨和敵意,再智慧也難以理解敵意和仇恨來自何方!
  中文翻譯是位惹人喜愛的漂亮女孩,一位老人忍不住問她:
  “孩子,這是為什麼呀!?”
  ……
  老兵們這段真實經歷發生在1982年,這則報道來自《駝峰航線》書稿被刪節的部分。類似被刪節的故事不止一則,發生的時間延續到本世紀初。
  無論發生什麼,我希望這樣的故事不曾發生;無論還會發生什麼,我祈願這樣的故事不再發生。

  美國中緬印老兵協會在華盛頓召開最後一次年會期間,我問過文達爾:都去中國故地重游了,你為什麼不去?老人諱莫如深,眼睛望著遠方,沒回答。
  先行者們故地重游的經驗,不可能不在中緬印老兵協會這老兵之家不脛而走。他們獨自飲下了這杯苦酒,不發出任何抱怨。
  可是菲利普斯是多麼關注中國啊!他不光把中國雜技的錄影發給我,說那絕技太令人驚訝了!他也把山西煤老板幾十輛林肯轎車組成的浩浩蕩蕩結婚隊伍的圖片發給我,興奮地說:頂好!中國變化太大了!他還把上海、北京各地水泥叢林的圖片發給我,說:哈!我都不認識中國了!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如何使他明白,由於制度的原因,這個國家距離世俗的發達越近,距離人類文明的程度越遠。
  上海市著名的跑馬場對面,是基督教青年會大樓。這座建築是在華日軍關押盟軍戰俘的所在地。文達爾·菲利普斯當年就被日軍關押在那裡,受盡折磨。賓州約克大學助理教授周澤浩去年回上海,走進這座建築,與管理人員分享了文達爾被關押的歷史,他把這個信息和這座建築的照片發給文達爾。旋即,我等一干十數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就收到了文達爾的回信。他說:那些照片讓他眼睛不夠用了,他說他沒想到中國竟會保留這座建築。(他當然不知道這座建築不是作為日軍關押戰俘的見證保存的,而是作為基督教歷史建築保存的。)他說他將他永遠不會從電腦上消除這些照片。他心中充滿感激之情,對周澤浩說:我不知如何感謝你!”——劫後餘生,老人為此永遠感謝上帝,他在信中對他在美國的所有中國友人和全體家人說:“無論二戰對我而言是如何結束的,我依然為我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劫後餘生,我每一天都感謝上帝。”
  中國幾乎沒有人為他援華抗戰遭逢的折磨和付出的代價感謝他。我在追思會上的發言,是一個受惠者對一位施援者表達的謝意。我狀著膽子做了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情,為此收穫的感謝卻比表達的感謝多得多!

  確實力所不及。而且因為緊張,我在追思時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文達爾·菲利普斯在他的黃金之路的盡頭帶走了一樣東西,這使得他的葬禮和追思與所有其他美國援華抗戰的老兵不同。他帶走的是一個裝裱精美的中國字幅。字幅中央草書十六個漢字,是中國對文達爾援華抗戰歷程的總結和表彰:
導航駝峰、九死一生;美國精神,中國傳奇。
        這幅字來自中國民間社會和歷史深處,確切地說,來自民國時代的抗戰陪都重慶,是王康的手筆。王康,人稱老康,是那座山城如今的靈魂人物,多年前創辦並主持“中國抗戰陪重慶都文化中心”,耿挺於還原抗戰歷史和繼存民國時代民族精神。悉知我周圍有一群當年援華抗戰的美國忘年交,他2008年越洋而來,帶來了同等數量的中國字幅捲軸,他承領天道攜納民意,要在老兵們最後的歲月裡,把敬意,在日本焦土政策中被美國飛虎隊解放的那座山城的敬意,當面獻給文達爾·菲利普斯們。
  我曾經見證了這一歷史場面。事實上我和本地的中國友人們分別充當翻譯、司機、攝像、錄影、記者和抗戰史顧問,我們組成了一個小分隊,陪同老康和我們共同的友人岳建一,穿行於賓州幾處老人社區,一一拜謁了這些老兵,完成了這一無人委託的使命。
  
   20088月抗戰陪都重慶王康遠涉重洋,面贈美國援華抗戰第十四航空隊導航員
文達爾·菲利普斯一中國字幅:“導航駝峰、九死一生;美國精神,中國傳奇。
戊子仲夏中國重慶陪都文化中心敬贈”。20129月菲利普斯辭世,
這幅字軸破例放進了逝者棺木中,陪他長眠於美國賓州國家公墓。
北明200882日攝於文達爾·菲利普斯所在的公寓會客廳

  字幅來自他曾經戰鬥而受難的土地!文達爾深受感動,挺起駝背卻依然高大的身軀,舉著展開的字幅,嘴裡發出沙啞的呵呵笑聲,那隻八十五歲的駝峰導航之手,結結實實握住了陪都老康知恩圖報的心! 
  春秋荏苒,轉瞬四年,文達爾辭世而去。直到追思會召開的12小時前,我們才想起這幅中國字應當追隨文達爾左右,隨他的遺體化為塵土,歸於自然,進入永恆。已是夜晚十點多,我撥通了馬克的電話。懵然無知的馬克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圖和此事的意義。他放下電話,滿屋子找捲軸,找到捲軸再來電話商議具體辦法:殯儀館內棺木已經封閉,只待次日追思後下葬。但是他次日可以提前抵達殯儀館,為這來自中國的厚意深情,而說服殯儀館破例開棺。
  次日一切如願以償。
  一個援華美國老兵遺體旁,陳放著一幅表彰他事蹟和精神的中國書法,棺木再度覆蓋星條旗,擺放鮮花,燃起蠟燭……。
  遺憾的是,我竟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而遲到了,沒能親自完成這個小小的追加儀式。
  當我被介紹走上台去發表我的追思時,主持的牧師提醒我:請順便介紹一下文達爾棺木中的那個珍寶,它是什麼?為什麼要放在逝者身邊?我點着頭走上去,站在文達爾棺木旁,滿腦子被英文告別詞語糾纏住,一個字一個字地緩緩念出,最後不禁熱淚長流。直到我彎腰致意,走下講台,都沒有想起牧師的叮囑,沒有為在座的老兵、朋友、同事、議員,介紹這幅捲軸的來歷和它陪伴文達爾左右的意義。
  文達爾暮年在自己的簡歷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一生服務於他人,我感覺自己經完成了上帝交給我的在世的使命。他確信:“只有上帝知道我的成功和我的失敗。”
  上帝也一定看見了這來自中國的厚意!上帝一定知道究竟誰應該感謝誰。

  “又有一名士兵回家了”——歌聲從追思大廳觀眾席上輕輕響起。
  歌聲落處,雨霧升騰。一列護送文達爾·菲利普斯棺木的車隊,徐徐行進在賓州路上。
  墓園進口處,林蔭道旁,旗桿列陣,星條半降,颯颯飄飄蕩蕩。
  墓園空間和地表,滿目翠綠,無遠弗屆。
  車隊緩緩行進到綠茵深處,猛然一棵老橡樹,撇下眾綠,盡染秋霜。這是這園裡唯一的暖色:緋紅金黃,通透明亮,帶著整個夏季的生長秘密,隨細雨微風,微微地沉墜着,搖曳着 。凝視中,我發現這年第一片金色的葉子,帶著晶瑩的淚雨,從那飽滿的樹冠上橫旋而落,親吻了大地。
  葬禮開始了。
  靜謐肅穆的安息地,響起了清脆的槍聲……。

  我在奧威爾式的寫作矛盾中糾結了兩三天,終於沒有忍住,寫下了這些近乎直白的文字,是想彌補某種遺憾,撫慰某種辛酸。
  美國軍人為了一個他們不熟悉的國家和民族,來到一個他們從未經歷的險惡境遇,獻上自己的青春,犧牲自己的性命,保衛他人的自由和獨立。 寫下這篇文字,記述來自美國的本末錯位、因果倒置的感動,我祈願我的同胞明白,在過去了七十年的那次中國民族危機中,誰應該感謝誰。
  我沒有在這篇文字中記述文達爾 A. 菲利普斯的生平故事,我會在一篇散文裡完成這個心願。

2012107日凌晨草就
2013526日為美國国殇日刪定
於美國維吉尼亞州
(全文完)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A Farewell to Wendall A. Phillips

——For the Memorial Service of an American Air Force 
Navigator who served China

By Bei, Ming 
(Exiled Chinese Writer)
Translated by Perry Link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

            This year, on Independence Day, a few of my Chinese friends and I spent a cordial afternoon at the lovely home of Wendall Phillips and his wife Fran.  When we left, Wendall presented each of us with a gift of a miniature American flag.  The sunshine was brilliant that day; not a cloud was in sight.  I was the last one out the door, and I remember turning around to wave that little Stars and Stripes, bathed in sunlight, as a way to say one last good-bye to Wendall.  The other guests had already passed beyond earshot, so I may have been the only one who heard him say: “That’s me, you know!  Thatis…me!!”


The Stars and Stripes on the photo is the gift from Wendall. 
Photo by Bei, Ming Sep. 26, 2012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my generation of Chinese—as well as the generation of my parents and that of my daughter—are all the beneficiaries of Wendall and his American comrades in arm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intrepid battles of the U.S. Air Force, or for the remarkable feat of supply transport “over the Hump,” and had it not been for those stars and stripes flying in the Chinese sky and the military men of two nations resisting invasion side-by-side, under their two flag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ctory in the war with Japan and no independence or sovereignty for China in all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Some U.S. historians have referred to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II as “the forgotten” theater.  And indeed, the entire monument to it at the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is only about twice the size of this flag that I am holding in my hand.  In the summer of 2008, when I went with some friends from Chungking, China’s war-time capital, to pay our respects at this monument, we likely would not even have found it if Wendall had not told us in advance that “the China-Burma-India monument is next to a white oak tree.”  From one point of view, perhaps, the size makes sense.  Compared to the number of American lives that were lost in Europe and in the Pacific, the losses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were few, and this may explain why U.S. historians have paid it relatively little notice.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ina—near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victory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was a huge event.  As China becomes more democratic (as it inevitably will), history will show tha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remembers and appreciates the American sacrifices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of seventy years ago.  My Chinese friends and I who are present today are here to promise you that we will persist in bearing witness to this crucial chapter in world history.

“The size makes sense”.
Bei, Ming at CBI Monument,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Photo by Yue Jianyee, July 27, 2008

            During the War, as a serviceman, Wendall chose to spend the brief years of his youth to leave behind a record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t ideals: that humanity is one family, that we share our sufferings, that we support underdogs and talk back to slavery, that we enjoy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unison.  After the War, as a U.S. citizen living in peace, he spen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exemplifying a set of personal virtues: upright and sincere; modest and tolerant; wise and elegant; cooperative and self-disciplined. I can’t take time here to recount all of the deep impressions and unforgettable stories that he left with me.  To the Chinese nation, Wendall is a hero and benefactor;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any of my friends, he is a model.  
            Last July 4, when my friends and I accepted those little flags from Wendall, we hardly imagined that we would be carrying them to his funeral.  We salute you, Wendall, for your calm embrace of your fate and your unbending trust in God, but still we must lodge a small complaint: you were always so healthy, so vital, that we imagined you would live a hundred years, or even longer, and would always be there for us, sharing our worries and joining our elations.  You left without proper notice, and now it is we who must absorb a brutal fact.  You leave us but with the dawn, as it arrives each day, carrying with it your gratitude to the Almighty, and in those dawns the qualities of your character replay themselves before us: volunteerism and responsibility,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nd, to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unrelenting good wishes and boundless love.

Wendall A. Phillips at his home.
            Photo by Bei, Ming,  Aug. 2, 2008           

You are right, Dear Wendall, that Stars and Stripes is you!  The flag of a great country is all the greater for the spirit of Wendall Phillips that will forever fly with it.  And we Chinese, including the millions who cannot be here today,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did.

Oct. 2, 2012
Trexler Funeral Home  

Allentown, Pennsylvania